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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與唐宋士階層:統治階級對參政勢力的“完美”分裂

唐宋時期是中原文化在封建王朝的巔峰,

也是整體文化由尚武到尚文的轉變時期

。在唐宋前,一個人想要進行階級地位的改變,最便捷的方式是上陣做排頭兵,慢慢依靠自己的軍事實力成為一代名將,

從文化這方面努力則是困難重重

在古代,

讀書的專利被富人壟斷

,在科舉制發展的前幾百年中,讀書逐漸成為了每個人都可以的事。可當時的普通人,連買到書的錢都沒有,怎能去學習新的知識。國子監也只是招收有身份的高層之子,所以科舉制的公正性存疑。

我們從小看到很多的例子,“囊螢映雪,騎牛掛角”,所有的人都在說勤奮能夠戰勝困難,事實上只是可以幹掉身邊人而已。確實有些人成為金字塔頂的掌權者,不過放眼全部歷史,這些人極為少數,

大多都是有著背景的人才能成功。

科舉制度沒有帶來社會階層之間的互換

自古以來,做官就是一個人名垂青史的最有力的見證。毫無疑問,唐宋時期的科舉制度就是那塊跳板,普通人中舉後,“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說法雖然有點誇張,但社會地位的提升確實是一次考試就可以決定的,因此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盛況也就可以理解了。現代的歷史研究者認為這種盛況代表了當時士族和平民的相互之間的流動性,看上去確實流動了,但只是從低到高,

這隻能叫前進,談何流動。

1.士與世族的矛盾對立

在科舉制施行之前,中國一直在施行“九品中正制”。官員多為貴族世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貴族的利益,卻傷害了貴族之下、平民之上的廣大寒門士人階級。造成了“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的情境。士本身參政的慾望極其強烈,因為士的階層閱讀到的知識和能力都是超出本階層的,但是卻做不到階層之上的事情,這讓及其多計程車人對此不滿。

試想一下,如今的一些城市小資產階級可以用現在的經濟能力和地位優勢,給予孩子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但是如果告訴他們,

高官厚祿早就被現在的高官子孫把持

,一些名牌的大學中學只有高官的子女才有資格上。想到這裡是不是能夠理解當時計程車階級的想法。

作為當權者必然要打壓有實力的威脅者,生怕自己有朝一日被替代。在任何國家,

最高級別的被統治者都是有著強烈的統治慾望的

,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科舉制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的,為了解決日益尖銳的政治問題出現了。

2.士人階層為何需要科舉制度

士人階層在中國歷史長期都是一個遊離在社會統治階層主體之外的人群,在西周施行分封制的時候,

士是最底層的特權階級

,隨著千年變化,士從一開始的階層人群轉變為特指的特種人群。從一開始的地位區分變為

擁有一部分知識和能力的階層

。他們既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在一定程度上面擔當皇權和民眾之間的中間人,但對政治本身無法接觸得到。

作為在經濟政治生活之中的弱勢者,士嚴重地依附著現實持權階級

,《詩經·小雅·北山》之中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將君主的地位定為天地之間最高。而此時還在官場外圍掙扎計程車,晉升空間在整個國家機器之中非常的脆弱。

在古代,施展自己能力的途徑就是將自己變成統治階級

,即使你的社會地位是“士農工商”之中的最高層,也只是被統治的一方,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

3.統治者身份與被統治者身份變化才是學習的目的

決定自己的命運只需要幾本書,科舉制的本質看似是荒誕不經的。在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那些想要為官的人用科舉當跳板,使得科場作弊之風盛行。

一度讓科舉成為另一個政治獻金之地

。不過在當時的改革下,科舉制的公正還是有了保證。

科舉制給國家帶來了新的政治血液,

而且是直接接觸過平民的官員

。這一點可以說是科舉制最為優越的地方,用來自底層的人民管理和反映底層。科舉制的相對公正性,

相對理想化的社會責任

,也是科舉得以發展的最基本的根源。因此,做官就有了責任感,這一方面促使更多人願意為官,一方面使得民眾為官的最終目的從獲得高官厚祿,變為為蒼生立命。

科舉制度造就新的階級

科舉制度在“驅逐”了大量的貴族官員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寒士權力階層。當他們逐漸成為國家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後代,又和當時的貴族有何不同。

只要國家權力一直在那裡,換的不過是對皇帝威脅大小的官員而已

。於百姓而言,其實換誰都差不多。可科舉制畢竟還是更加的先進一點。在造就新的官員階級的同時,

也把他們的後盾結結實實地靠在了皇權之上。

1.門第制度在新時期的改變

門第制度自古有之,從王朝開始建立的時候就已經存在著。在科舉制還沒出現的時候,門第內部就是鐵板一塊。權力交接,甚至婚嫁,都要在內部進行。科舉制出現後,舊貴族在一夜之間被打入政治冷宮,位高權重的人自然不用擔心,

而相對失寵、勢單力薄者更害怕科舉制

。畢竟在當時的社會中,“世胄躡高位,英雄沉下僚”的場景非常普遍。

而到了唐朝,隨著科舉制成為官員的日常選拔制度,人們在尊重對方的政治地位的時候,

也會把對方的政治潛力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

對於舊貴族和科舉官員,採用相同的看法。到了宋朝的時候,士人階層已經成為官僚階層的主體,基本上所有官員都是來自科舉或者進行過科舉式的考試評估,《唐摭言》卷九之中說到:“

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之

。”

此時“上品無寒門”的場景已經被現實打破,想要成為官員,靠在棺材本上面吃老底是不行的了,得需要真才實學。

門第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知識多寡

,在之前的時代,門第是每個人出生就有的,一生都不能改變,即使是犯了罪,也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社會的分層非常明顯。科舉制的出現代表著這種情況一去不返,官員的任免,表示出只有到達最頂層,才是終點,只有現實之中的官階高低,才能代表一個人的權勢。

2.官本位上的“家天下”

在科舉制出現之後,學習從而為官成為共識。科舉制的機會雖是平等的,

在原生階層的受教育水平卻是不平等的

。因為這方面的不平等,使得在受教育方面,明顯現有的官員階層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更大,對於一般的小官員或者地主階級,他們可能會獲得很好的教育,但同高等的人比較,他們那點優勢只是別人拋棄不要的知識。

從底層升起來的官員,幾乎沒有人會放棄對自己的兒子的教育。擁有更高的權勢代表能夠獲得更加優勢的資源。總的來說,中國的科舉制,從開始到結束,都是特權階級和富人等人的遊戲。真實的窮苦出身,即使有著經天緯地之才,憑藉文采獲得一時的功名,官場也不歡迎這樣的新生勢力。

一艘船上面只需要一定量的人數,多了就需要有人離開。官官相衛自然也就可以理解。

3.功利化和科舉制本心的殊途同歸亦或南轅北轍

既然參加科舉制考試的大多不是普通人,那麼參加科舉考試的寒士和貴族,他們又能不能做出有益於百姓的事?中國厚重的歷史早就說明了這點,貪官的數量比百姓父母官的數量多得多。你去問一個沒有當官的人當官是為了什麼,幾乎所有人都會告訴你要為百姓做些事情,真正到了那個位置,又有幾個人會潔身自好。“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可不是白說的,在古代,當官如果不是為了權勢和錢,極少數人才會願意當官。

只要為官,錢和權就是不能躲開的事情。書上的滿紙“仁義道德”,在背誦的時候,搖頭晃腦,深信不疑,到了為官的時候,大筆大筆地撈錢,這就是封建官制的弊病。那些書中的百姓疾苦不會讓他們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違背了蒼生的期盼。更為諷刺的是,

科舉制本身就是皇室權力高度集中的產物,說到底,就是將統治階層的貴族變為一個個“聽自己話的下等人”。

總結:

唐宋時期是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時期,這段時間裡面,整個國家從政治社會變為經濟社會,社會風氣從崇尚武力到崇尚安定,形成了之後千年的大一統的整體框架。科舉制在這時興起,代表著大一統之中皇權的逐漸加深。

科舉制的官制改變了中國興盛千年的門閥政治,所以說封建王朝在唐宋時期才真正成型,並且成為之後千年不變的範本。直到之後的明清,整體的大制度也沒有太大改變。在其他方面,科舉制的形成促進了文化的發展與傳播,結合時勢,催生了“程朱理學”等等契合大一統的思想,

封建國家思想框架就這樣在科舉考試的一道道試題之中逐漸建立。

參考書籍:

《唐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