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這首詩出自《詩經·召南·摽有梅》，裡面記載了一位恨嫁的姑娘，看見梅子熟落，自己嫁期將至，仍無夫婿，於是重複三次，喜歡我的小夥子你趕緊選個吉利的日子來追我，不行就選今天，最後迫不及待，直接說小夥子你感覺可以現在就說啊，別和悶葫蘆似的。

面對這樣一位熱情直白、大膽示愛的姑娘，庶士們恐怕要逃之夭夭，不過這位姑娘如此急迫，一方面是見花木盛衰感慨青春易逝，要及時追求婚戀。

另一方面，姑娘可能也是被逼無奈，《周禮·媒氏》要求：“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仲春“三月三”是國家規定的合法私奔日，不“奔”是要受處罰的，另外過了婚嫁年齡未嫁也要受處罰，所以姑娘才著急。

現在我們說逼婚，大抵是父母長輩著急，還談不上“逼”，頂多算勸，當事人不同意也沒用，在古代可不一樣，婚姻不僅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國家還要操心，而且還有獎懲政策。

先說年齡，周朝那會對大齡青年還是比較寬容的，《周禮》要求：“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並且專門設定了管理男婚女嫁的政府官員———媒氏，如果男女到了規定年齡還沒婚配，那“媒氏”就要進行干預，再不結婚就是不拿周天子當回事，犯政治錯誤了。

這個要求還是比較合理的，和我們現在大體提倡的婚嫁年齡差不多，只不過越到後來，年齡降得越低，古人認為“男有室，女有家”後，才能安居樂業，社會才能穩定和諧，並且由於生產工具落後，生產效率低下，加之醫療條件不好，人均壽命不長，要發展經濟，富國強兵，就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就得繁衍人口。

比如西漢漢惠帝下詔令：女子在十五歲到三十歲不嫁的，要收單身稅，大概約六百錢，這相當於一個成年人一年的口糧，稅收是很重的。西晉司馬炎要求得更嚴厲：女子到十七歲還未出嫁，得了，也不用孩子父母操心了，國家負責給找老公。

北齊更厲害，要求十四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未婚女子，全部登記造冊，並集中於官府，國家統一為其擇配，有父母隱瞞不報的，處以極刑。即便是前期開放富庶的大唐，也有規定的“男二十，女十五婚配”，特別是“安史之亂”後，生男埋沒成百草，男勞力稀缺，這條規定成為硬性指標，不按要求執行要罰款。

當然有罰也有獎，越王勾踐在吳越爭霸中戰敗，開始臥薪嚐膽、勵精圖治，其中大力獎勵生育就是一項：“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

”。

漢高帝劉邦規定生孩子可以減人頭稅，而北宋仁宗時期，頒佈“胎養令”，規定沒有經濟來源的孕期婦女享有經濟補貼，而貧困之家的孩子出生後，能得到錢、米資助以及稅負減免，朝廷還創辦了“嬰兒局”，收養棄嬰，很像我們現在的福利院。

於是在這種國家政策下，父母都步步緊逼地為孩子找物件，大才女班昭十四歲就嫁人，漢昭帝娶的上官皇后才六歲，梁高祖的女兒富陽公主和北周高祖的女兒平原公主都是十一歲出嫁，現在三十多歲以後才戀愛結婚的，一對比整個一黃昏戀。

可這種“逼婚”的結果是大多數青年男女很難找到幸福婚姻，古代那會講究“門當戶對”，在魏晉隋唐時期特別盛行，即良民與賤民之間不通婚，高門士族與寒門庶族不聯姻，富家豪戶即便再有錢也不一定能與名門聯姻，於是出現了一種情況：富貴庶族之家多納財物以娶名門之女提升社會地位，而潦倒沒落計程車族之家藉此獲得錢財，叫“陪門財”，說通俗點叫各取所需。

還有以財富論婚，男方聘禮多寡、女方陪嫁厚薄成為家長為兒女擇偶的重要條件，這比現在要嚴重得多，男方娶妻要花費大量錢財，女方嫁女也一樣：“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有些家長只看重錢財，不管男方人品，元稹詩作《代九九》裡寫：“

阿母憐金重，親兄要馬騎。把將嬌小女，嫁與冶遊兒。

”家人因為愛財，不惜把女兒嫁給了一個浪蕩子。

另外，男方苛求女方陪嫁財物更是女子的一種災難，民間有“盜不過五女門”的說法，嫁資少的女子在公婆家受盡白眼，貧寒之家的女子即便長得再好、人品再賢淑可能也無人聘娶，白居易作詩曰：“

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

”。民間別說重男輕女，甚至出現生女不養的風氣，實在可悲。

所以說，和古代比起來，現在大齡男女青年遇到的“逼婚”還真不算什麼，畢竟國家不會強制，父母想的是兒女幸福，也不會過分強求，婚姻遲一點也無所謂。可能大多是因為自己有過不去的“坎”，實在不想結婚，如果也可以獨享生活之美，活得滋潤幸福，也是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