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皇帝當中，朱元璋受教育不多，卻極富想象力。在其任期內，朱元璋搞出了不少新花樣，比如八股取士，比如廢除丞相制度，比如用職業強制固定戶籍。

以上無一例外，都是朱元璋為了鞏固統治，加強皇權採取的有效措施。為了實現這一既定目標，朱元璋還屢興大案，屠戮功臣，成為中國古代集權最為嚴重的皇帝之一。

可就是這位對權力控制達到變態程度的朱皇帝，卻作繭自縛，設立了一整套制約機制，在明朝276年的歷史上，時時刻刻掣肘皇權，這就是“言官”制度。

言官又稱“諫官”“諫臣”，以向皇帝“風聞言事”“直言規勸“為主要工作內容，職業就是反映問題，說對了有賞，說錯了也沒關係，不必承擔“妄議”責任。

言官並不是朱元璋首創，早在春秋時期就有了。齊國有“大諫”，趙國有“司過”，都屬於言官性質。

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屢次向楚懷王提出反對意見，其實並不是因為他與世風格格不入，而是因為他所擔任的楚國“左徒”，也屬於言官，提意見實乃職責所在。

漢有諫大夫，唐朝有左右拾遺，左右補闕，宋朝有司諫，正言，後又設定諫院，設左右諫議大夫統管。大清官包拯，就曾“知諫院”，以言官之便，多次彈劾權貴，並由此獲得皇帝賞識。

可到了明朝，言官才算是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明朝言官，不僅職業化，還越來越規模化。其成員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品級不大，權力不小，上至國家大事小到市井傳聞，大到皇帝小到草民，看不慣就上朝奏報。言官只負責上書，對與錯由皇帝自己判斷，錯了也不用負責任。

朱元璋之所以賦予言官這麼大的權力，是因為明朝初年，功臣勳貴滿朝，朱元璋需要鼓勵言官告狀，達到其剷除功臣勢力的目的。唐朝武則天重用酷吏，折騰李唐宗室，也與此異曲同工。

武則天用完酷吏，就將其扔進了歷史垃圾桶。而朱元璋卻將言官確定為制度，終明朝始終。

明初，言官對皇權的制約並不明顯。除了周觀政等少數人敢對朱元璋本人放炮，其他多數時候，言官都和皇帝穿一條褲子，一唱一和，讓無數位高權重的大臣身敗名裂。

言官不同於酷吏，他們都是讀書出身，有比較穩定的價值觀，有明確的是非判斷標準，在明初到中葉很長一段時間裡，發揮了積極作用。比如王守仁參劉瑾，夏言疏陳明武宗弊政，楊繼盛死磕嚴嵩，海瑞上《治安疏》罵嘉靖，無不直陳時弊，令人肅然起敬。許多言官都是透過上書言事，讓朝廷和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文韜武略，後來成長為一代名臣。

榜樣的力量無窮大。到了明朝中葉，言官的耿直勇敢已經成為一種精神，甚至不惜一死以獲直名。皇帝的廷杖，算計，威逼，利誘對許多言官失去了威懾力，言官逐漸成為約束皇權的一股強大力量。

嘉靖時期的左順門事件，萬曆時期的爭皇儲事件，言官都是主要力量，前赴後繼，捨生忘死，對皇帝非暴力不合作，數年如一日，把絕頂聰明的皇帝弄的狼狽不堪。

皇帝或大臣整治言官唯一的方式，是給其升官或調動工作崗位。不是言官，再敢亂說亂道，收拾你就容易了。可一個言官被收拾，又有一個言官又被任命，有可能比上一個還要“耿直”。

直到此時，言官的形象都是正面的。其對皇權的約束，讓權力少了很多任性，令達官貴人不敢胡來。

言官成為一大害，始於黨爭。

顧憲成等人打著高尚的口號，籠絡文人士大夫，議論朝政，並逐漸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東林黨。而其他與東林黨格格不入的官員，為了對抗東林黨，也紛紛結為楚黨，浙黨……

這一時期，無論是言官還是非言官，都在政治上站隊。

我看過一本書叫做《烏合之眾》，其主要論點，是說個人入了群體，智商會被拉低，良知會被泯滅。

明朝黨爭中的一班人，準確詮釋了這本書的論點。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和政治訴求，個體無不泯滅良知，罔顧事實，動輒向對方發起各種人身攻擊。嚴於律人寬於待己，明朝文官集團從此陷入到無休無止的口水戰中。

其中的不少御史和給事中，由有良知的言官，蛻變為無良知的噴子。

言官參與黨爭，將嚴肅的政治生活演化成一場場鬧劇，是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最近十年，我眼見明朝言官被許多歷史小白罵的一無是處，其實大謬。作為讀史者，我們必須知道，在黨爭出現之前，耿直的言官，曾是明朝專制黑暗中的一股清流。

汙染這股清流的是黨爭，讓其斷流的則還是專制。

清朝入主中原，康雍乾將中國君主集權制推向頂峰，眾奴才信奉“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的做官宗旨，遇事無不下跪應“喳”，御史們成了多磕頭少說話的擺設，言官和言官精神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金鑾殿，從此成為皇帝的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