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可謂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苦的皇帝之一。從小放牛，稍大一點趕上饑荒和瘟疫，全家幾乎死絕。為了混飯吃去當和尚，連香燭紙錢都是鄰居老大娘施捨的。剛當了1個月小沙彌，就被趕出去遊歷化緣，如同乞丐一般轉悠了3省11州，吃盡了苦頭。

在這種背景之下，因為皇覺寺被亂兵所焚，化為一片廢墟，無家可歸的朱元璋最終加入了起義軍的行列。如同其他響應起義的貧民一樣，此時的朱元璋是不可能懷有什麼濟世安民之志的，充其量也不過是為了追求鄉下人眼中所謂的榮華富貴。

就像朱元璋在回憶往事時所說：“予當其時，不能自寧於鄉里，豈有意於天下乎”？以及“罔知王業之事何如，不過苟全性命而已”等等，毫不掩飾自己當初“欲圖自全”這一卑微而簡單的投軍意圖。

朱元璋天資穎悟，投軍之後，他的才幹逐漸展露，受到上峰郭子興的賞識，人生際遇開始發生轉變，郭子興招其為義婿，並逐漸委以重任。從人性角度分析，此間，朱元璋的思想境界應當有所提升，但最多也不過只是希望能夠在亂世之中拉起一支聽命於自己的隊伍，以求不受制於人而已。

不久，郭子興死去，朱元璋逐漸掌握了這支起義隊伍的領導權，並在東征西討中使它日漸強大。這個時候，他的思想高度仍舊不過是停留在設法使自己連同這支隊伍於亂世中生存下去的層次上，還遠未達到“濟世安民”的高尚境界。

不過，朱元璋在透過同郭子興、孫德崖、彭大、趙均用等起義軍首領打交道的過程中，敏感地洞察出這些傳說中的所謂豪傑實質上究竟是些什麼貨色。與之比較，他明顯感覺到了自己身上所蘊藏的那種英雄潛質。因而在這個時期，朱元璋最大的思想轉變是自信心的提升。

真正令朱元璋在思想境界上產生質的飛躍的因素，是一些儒生謀士的陸續加盟。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兵略定遠縣，李善長前來投靠，稱朱元璋與漢高祖劉邦同故里，而濠州距沛縣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建議他效仿劉邦“五載成帝業”的作為，以定天下。

另一位前來歸附的定遠人馮國用，則向朱元璋分析天下形勢，稱金陵“龍盤虎踞”，乃“帝王之都”，建議他攻取金陵作為根據地，然後四下征伐，平定天下……儒生謀士們不厭其煩的鼓譟和灌輸，令年方20多歲的朱元璋熱血沸騰，開始萌生君臨天下的慾望。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下了“帝王之都”金陵，他心中由此開始激盪起一種捨我其誰的豪情，認為是天意使然。因為此前，無論是渡江，還是攻城，都十分順利，猶如有神相助。因此，朱元璋下令將金陵改名為“應天”，取“順應天命”之意。

此後不久與陳友諒的決戰讓朱元璋更加認定自己是天命所謂。當時，割據長江中游的陳友諒自恃實力雄厚，數次發動對朱元璋的戰爭。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夏天，雙方鄱陽湖大戰展開決戰，陳友諒以60萬大軍對付朱元璋的20萬大軍。

實力稍弱的朱元璋打算火攻陳友諒，卻苦於沒有東北風，正焦慮時，東北風忽起，陳友諒的連鎖戰船被燒掉大半，部隊損失慘重，連陳友諒本人也被流矢射死。這起詭異事件不僅幫助朱元璋掃除了最大的威脅，也對當時的人們產生了很大的心理影響。

4年以後，徐達兵平江，東吳降將李伯昇派門客去遊說老朋友張士誠投降，還特意提及此事：“且公不聞陳友諒乎？以銳師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鄱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

把朱元璋的勝利歸於上天的底護。外人尚且如此看待，朱元璋作為當事人，認為自己身系天命，更是情理之事。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起兵討伐東吳張士誠。為了配合軍事行動，他釋出了一篇《平周檄》作為政治上的武器。

在這篇檄文中，朱元璋否定彌勒佛，詆譭白蓮教，誣衊紅巾軍是暴民逞兇，開始拼湊證據，玩弄文字遊戲，竭力與其他那些依靠造反起家的軍閥劃清界限，把自己打扮成弔民伐罪的天選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