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媽媽什麼時候會死？”

這大概是他今天問的第十遍，一個九歲男孩，頭髮有點長，看起來很細軟，他趴在我的辦公桌上，頭歪向一邊枕著胳膊，已經趴了一上午。

“我不知道，可能幾天，可能一兩週。”我坦誠地回答他。

“不能再活一個月嗎？”

“夠嗆。你是個大孩子，”我停下正在狂補的病程記錄，轉向他，“我跟你說實話，我們可以讓她活一個月，甚至兩個月三個月，半年都有可能，可是她會整天昏睡，全身插滿管子，你叫她她聽不見，你握她的手她不會迴應你。”

“那她會覺得疼嗎？”他眨眨眼睛，睫毛是溼的，掛著新鮮的水霧。

“她昏睡的時候不會，但某一時刻醒來——不僅是疼，她會覺得害怕，覺得恐慌，覺得沒有尊嚴。你知道尊嚴嗎？”

男孩遲疑著搖頭。

“一個人有權利做一件事，他也想做這件事，可是別人用盡各種卑劣手段阻止了他，那他就失去了尊嚴。簡單來說，

尊嚴就是合理合法地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權利。

”

“我媽媽想做什麼？”

他眼淚湧上來。他這樣年紀的孩子，應該懂得一些事情，讓他明白他媽媽想做什麼。

“你的媽媽，她想行使她平靜死亡的權利。”

22床患者是個年輕女性，從ICU轉來的。所有轉入我科的患者，不外乎走向同一個結局，不管時間長短，他們都是將死之人。

我討厭和死人打交道，但我爸說這是個積德的工作，他倒是想得很開，以為臨終關懷和教堂牧師差不多。我沒有那麼多同理心，很難真正關懷他們。但我懂藥，懂裝置，讓他們沒有痛苦地走完最後一段路，我能做的也就這麼多。

這個患者才35歲，懷孕15周查出肺癌，不知道出於什麼考慮，沒有治療，前幾天剖腹產生下一個小丫頭後送去了ICU。懷孕期間惡性腫瘤生長甚快，腫瘤堵死了她兩個支氣管中的一個半，現在靠插管勉強維持一側肺的通氣，只要把管拔出來，用不上幾分鐘，就會窒息。

她的大兒子9歲，最近天天來煩我。

臨終關懷包括了對患者家屬的安撫和幫助其做心理建設，所以我不能趕他走。

我趕病程記錄很急，因為科裡每天都有人去世，去世的人都要出院，出院就要出病歷。我每天一大半時間都是坐在電腦前寫病歷，這小子纏著我，我進度陡然下降很多，於是我跟他說：“你妹妹在對面的新生兒病房躺著，你去求門口的小姐姐，她就會讓你進去看看妹妹，你不想看看她有多醜嗎？”

男孩的臉垮下來：“我不去看她。”

“你不喜歡她？”

小孩咬牙切齒地說

：“我恨她。”

小孩子的恨意是很可怕的，我一直覺得“恨”這個字眼和小孩子沾不上半點邊。但我覺得還是有必要替他瀕死的母親教育他一下。

我把男孩的椅子拖到我身邊，伸開胳膊搭著他的肩膀問：“你為什麼要恨她？你知道恨是什麼嗎？”

他甩開我，我又搭上，他掙扎起來，大聲吼叫，滿臉屈辱的表情：“我就是恨她！要不是因為她，我媽媽也不會死！我也恨你！你這個庸醫！庸醫！滾開！”

我鬆開手，他跳下椅子跑掉了。我們科不是ICU，雖然有很厚重的門，但家屬通常來去自由，男孩用力把門拉開一條縫從門縫裡擠出去。即使如此，門合上的聲音還是驚天動地。

我一直覺得這個門開合的巨大動靜是很多患者的直接死因。

緊接著我聽到有人呼叫，腳步聲驟起，有人來喊我，說18床不行了。

2

臨終關懷科成立沒有多久，很多人都是從別的科室抽調過來，他們還沒有習慣眼睜睜地看生命流逝而不施以援手。

我從容地站起來，整理好衣服，把剛剛被那個小孩扯得歪歪扭扭的衣領抹平扶正。整潔地見人是基本尊重，

尊重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這裡

。

18床是一個女孩，和剛剛的男孩差不多大，十歲，難治性白血病，化療很久，家財散盡，但還是越來越差。大夫勸家長放棄，家長搖擺不定，於是先送來我科維持基本生命體徵。

一般像這樣的患者，我們是不收的。讓他們在自己家裡度過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能比在這裡更舒適更有幸福感。

我走過去，護士正圍了一圈，無從下手，因為孩子被她的母親緊緊抱在懷裡，她的臉貼著孩子的頭頂，閉著眼睛，像小時候哄睡一樣輕輕搖晃她，哼著不知名的歌兒。

孩子的父親握著孩子的手。

我看了一眼監護儀，心率33，血壓已經測不出了，她正在死亡。

在這裡死亡是一個過程，不只是一種狀態，你能看到這個過程，體現在監護儀的數字，患者的臉色，家屬的情緒，和周圍籠罩著的氣氛裡。

這種結束是我們的目標，科室開始運轉的頭一天，臨床院長來了一趟，他說：“你們是這座醫院的手，我希望對於那些現代醫學無法拯救的重患，在這裡能帶給他們直面死亡的勇氣。”

淨是瞎扯的。

我不相信人能平靜地面對死亡，我見過病重的中年人，家屬把他轉入我科，他問這是什麼地方，家屬說是另一個ICU。

他們不敢告訴他，他已經被放棄了，他們不敢說。而那個患者很想活著，他血氧只能掙扎著維持在82%左右，全身浮腫，腫得連眼睛都睜不開，但他是醒著的，有護工給他擦身體，他會努力配合。

人的勇氣不是用來面對死亡的，死的人是解脫，活著的人才痛苦。

我們的真正作用，是給那些患者家屬以勇氣，去直面沒有家人的未來，讓他們想起那些死去親人度過的最後一段時光時，能心生寬慰。

“她走得很安詳。不疼，也不難受。”

那個孩子死掉了，她生前總是打針，已經成了習慣，但是每次有白衣服的人走近她，她還是會猛一哆嗦。她做了一次手術，因為化療藥物刺激血管，外周的淺靜脈都看不見了，做手術在鎖骨下邊的皮下放了一個輸液港，港體有一顆曼妥思那麼大，管道直通右心房。

她總是在摸那個“曼妥思”。

後來孩子的父母找到我，問我能不能把輸液港取出來，“不想讓她帶著那種東西走。”

我沒有答應，因為這不符合規定，也沒辦法報費。

3

至此，又有一對父母失去了他們的孩子。

而那個肺癌產婦，還在呼吸機的支援下勉強維持著。跑掉的男孩又跑回來，他很小心地撫摸他母親的眼皮，趴在床邊跟她說話。

只要他不來煩我，我也沒必要揪著耳朵教育他，我還有很多病程要補，還有死亡記錄要寫。

我們科接收患者的理由總是千奇百怪，有一次送過來一個帶管的兩歲女童，是神經創傷外科的大夫送來的，說孩子的父母離婚了，現在正在互相指責，並且誰都不肯為下一步治療簽字。

“其實也沒什麼下一步治療了。”大夫跟我說，“這孩子快不行了。”

她看起來只是胳膊上有一點擦傷的痕跡，但是其實傷得很重，蛛網膜下腔出血，顱內壓增高誘發腦疝，呼吸停止，瞳孔散大。是在路邊玩的時候，被過路的車撞飛了。

一同過來的還有肇事司機，一箇中年男人，焦急得不得了，一直在問大夫下一步怎麼辦。當他看到我們科大門的時候，顯得非常抗拒。

後來那個孩子在司機大哥的堅持下被帶回去，急診開顱清除血腫，術後第二天，又送來了。

“這次又是為什麼？”我問。

“父母放棄了。”大夫搖搖頭，“勸不聽。”

我突然福至心靈：“是這孩子之前有什麼病嗎？”

他看了我一眼，起先他不說話，過了一會兒我都忘了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

“父母否認，但聽孩子奶奶說漏嘴，好像有孤獨症。”

我“哦”了一聲。

她在我科只待了半天，傍晚的時候病情惡化，於是又被推去了手術室，作為DCD的供體上了手術檯。她的兩顆小小的腎臟，移植給兩個很瘦的年輕姑娘，肝臟連夜送往上海，給了另一個和她年紀相當的孩子。

我真的很厭煩這種事，也不想評價。孩子的父母看起來並不需要安慰，孩子也不需要，她一直昏迷，什麼都不知道，即使她醒著也未必知道正在發生什麼。

但是那半天裡，有一次我去續藥，我碰到她的手的時候，小小的手突然蜷曲起來，緊緊握住了我的兩根手指。

那時候她手心還有活人的溫度。

我很害怕死。

我小時候太爺爺因肝癌去世，彌留的日子過得非常痛苦，整個人瘦削並且焦黃，像一片被火燒過的殘紙，躺在床上日夜呻吟。

我放學不願意回家，不想聽到將死之人的呻吟。而且每次我回去他都直勾勾地盯著我，看得很用力，讓我害怕。

後來他去世了，午夜夢迴站在他的病榻前，我突然明白了他為什麼那麼用力地看我，看每一個人，因為他不想死，但是

如果必須得死了，那他想聽我們說兩句柔軟的話，說我們愛他，會想他，說我們會永遠記得他，讓他不要害怕。

但是我們誰都沒有說。我們給他吃並不怎麼管用的止痛片，給他蒸雞蛋，給他買平時我們捨不得吃的東西。

但是誰都沒有說一句柔軟的話。

此後我活得越來越不體貼，即使我知道不應該這樣。我是科裡最暴躁的一個大夫，有時候甚至會和患者家屬在護士站吵起來。家屬們崩潰大哭，指責我，衝我咆哮，大喊大叫，我就讓他們滾出去。

但是沒有人投訴我，因為當他們冷靜下來，就會發現我說的都是對的，他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和心力來糾纏這些破事，一次又一次的崩潰之後，總能築起堅強的堤壩。

十年前，我懷著濟世的夢想學醫，十年後我覺得自己不應該在這裡目送別人上天堂。

我也想做那個能把他們留在人間的人，

而不是每天看著聽著進短出長的呼吸聲，和悲痛欲絕的家屬糾纏不清。

4

那個孩子每天下午都來看他母親，女人的情況沒有變好，但也沒有惡化，她就是帶著氣管插管，大部分時間處於鎮靜狀態，午飯過後我們會減藥，這樣下午她兒子來和她說話的時候，她能斷斷續續給點回應。

但是沒有鎮靜的帶管狀態其實很痛苦，想象你吃東西嗆了一下，咳個不停，這個異物一直在她氣管裡，她咳不出來，也不能說話，但是有咳的動作，有時候她的臉憋得很紅。所以她兒子一走，我們就立刻補點藥，讓她睡過去。

癌細胞在消耗她，她已經很瘦了，懷孕的時候那個寶寶也在消耗她，她孕期的體重幾乎沒有增加。

有一天下班，我終於又得見那個孩子的父親，一個年輕且高大的人，暴力拉扯著男孩的胳膊，像拎小雞仔一樣拖著他往前走。

男孩繃著臉，一步三回頭。

他的確是那孩子的父親，也的確是22床的丈夫，我簽字的時候見過他一面，僅一面。他從沒進來看過22床，備品每次都是男孩拿進來，一個大黑袋子，裡面是幾天的護理墊和捲紙什麼的。

22床住了一個月，肺癌轉移到腦，有幾次癲癇大發作都是在深夜，家屬不在，我們給了她一些止抽的藥，好讓她挺到與家人告別。

有一天她剖宮產生下來的小嬰兒滿月了，男孩走過來，一言不發地把一個紅皮雞蛋放在我鍵盤上，然後又一言不發地轉身走開。

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患者，58歲，和一種我叫不上名字的口腔惡性腫瘤抗爭了八年，做了四次手術，無數次放化療，腫瘤細胞還是頑強存活下來，並且反撲得異常兇猛。

他的上頜骨在頭一次手術時就去掉一半，半邊臉塌下去，吸氣的時候往裡凹陷，我對著這副臉孔，聽他講述他八年來在絕望和希望中反覆掙扎的經歷。他口腔裡都是爛的，手裡拿著吸引器管，一邊說話，一邊吸走從嘴角流出來的血液唾液。

他清楚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兒子的房子拆遷，要搬來和我們一起住一段時間，小孫子剛兩歲，我在家，怕嚇著他。”

這是他來這裡的原因。

他躺不下，只能半坐著睡覺，晚上關燈以後查房路過，看到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坐著，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睡著。他張不開嘴，腫瘤細胞讓他的上頜骨下頜骨全都死了，凝固在一起，互相拉扯互相黏連，所以他也吃不下飯。

第一天我給他下了腸外營養，傍晚查房的時候他問價錢，擺手說不要了，太貴了：“給我點葡萄糖就行。”

後來我想送他去做個胃造瘻，這樣可以透過造瘻口用注射器打流食進去，相對便宜，而且方便護理。

那時候

我以為他總有一天還是會回家去。

他答應了，自己簽了字，可是因為插管困難，而且只能維持半坐臥位，麻醉科和胃腸外科全都拒絕了手術要求。

我又開始給他掛腸外營養，一個大活人，不可能在醫院活生生餓死。他看著袋子裡的懸濁液，總是趁我們不注意自己把滑輪關上，說是就當把一天的飯勻兩天吃。

實際上他沒花很多錢。他只住了一週，這一週的時間裡，血紅蛋白從90掉到30，家屬拒絕了輸血，又過了一天，他平靜離世。去世的時候，身邊一個家屬都沒有，他像往常一樣靠在床上，頭歪向一邊。

他跟我嘮嗑的時候總說起他的小孫子：“賊眉小眼的，但是怎麼看怎麼可愛，只在一兩個月的時候抱過他，後來長大了懂點事了，看到我就哭，我就不去了，我兒子每個月給我發很多照片，我就看著照片裡的小東西一天一天長大。上次的手術本來都不想做了，但是想想這小傢伙，覺得還想再活兩年……人力勝不了天命，我誰都不怪。

謝謝你們，讓我最後還能有個去處，在這兒我覺得安心多了。

”

5

22床日漸衰竭的時候，她的小嬰兒正茁壯成長。

男孩給我紅皮雞蛋的那天，我下班時聽到同事說，小嬰兒要出院了。

於是我拐進新生兒科區看她，生理性黃疸褪下去，小嬰兒白白胖胖的，醒著，大眼睛眨巴，手腳在空氣裡揮動。

她很好，所有檢查都正常，血胎屏障幫她格擋了所有可能傷害到她的東西，但是這個小傢伙剛滿月，就要失去母親了。

22床也要出院了，她比小嬰兒早一天，我和家屬談過話，簽了字，在那天上午停了她的藥，等她醒了，就拔了她的氣管插管。

那是她難得氣色不錯的一天，我見過很多這種迴光返照，她倚著被子費力地喘氣，她丈夫把小嬰兒放進她懷裡，她兒子把臉埋在她胸口，眼淚把病號服沾溼一大片。

我沒有靠過去，遠遠地盯著她的監護儀，血氧慢慢往下掉，掉到警戒線的時候我咳了一聲，她丈夫把兩個孩子送出去，自己又返回來，坐在她床邊，握著她的手。

然後那個高大的男人開始垂頭掉眼淚。

我又以為錯了，我以為他們的感情並沒有那麼好。

太陽從窗戶裡照進來，我們科有很大的窗戶，並且是坐北朝南，

每天都有太陽能照進來，照著這些苦苦掙扎的靈魂。

22床也死掉了，她死前癲癇又發作了一次，大小便把病號服弄得很髒，她丈夫為她處理後事，給她換上一條長裙，有些舊但很合身，然後帶她回家了。

主任找我談了一次話，因為我給那個死去的白血病孩子取出了輸液港，用借來的器械，並且借條上寫的名字是我們科主任。

他總有說不完的話來教育我，叨叨讓我在規章制度劃定的範圍內將心比心。

我吃雞蛋，並不聽他訓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