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末年時期，名士這支力量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名士不能以職業或者階層論之，上到朝堂重臣下到野見布衣，上到高門貴胄下到寒門子弟都可以成為一個名士。名士在東漢末年有著非常大的話語權，即便沒有走入仕途參與政治，卻仍然可以發揮他們本身具有的影響力，從而干涉政治。那麼東漢末年的名士身上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具有一定文化素質，是名士的先提條件

名士簡單拆開的話一個是“名”，一個是“士”。在東漢末年獲得名氣有很多種方式，比如徐庶、典韋等人以任俠尚氣得名；比如張邈、魯肅等人以輕財好義得名；比如公孫瓚、孔融等人以忠孝的道德標準得名；比如曹操以及受“黨錮之禍”波及的各個名士反對宦官的政治立場而得名。

這些人當中，有些可以視為名士，有些比如典韋、公孫瓚或者早期的徐庶甚至魯肅都不能算作名士，因為他們更偏向於豪俠、英雄的性質，缺乏一定的文化素質。這些人物不但不被視為名士，還有可能受到名士的鄙視。

比如徐庶就有明確記載，徐庶棄武從文進入精舍讀書學習，其他學生聽說徐庶的經歷，大多不肯與他共處；另外劉巴不肯與張飛對話，袁紹、崔鈞以儒將風範自居，都可以看出東漢末年計程車人對武人的鄙視，以及對名士風流的嚮往。

東漢末年名士可能有很多種獨特的個性，比如禰衡擊鼓罵曹，輕視天下英雄的矯激狂傲；比如管寧好學不輟，堅持不入仕的淡泊高潔。這些表現被駱玉明先生視為“刻情”的表現，刻意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思想境界，換一個比較通俗的詞語就是“矯情”。這種現象在魏晉時期可以說是非常盛行的，在漢末時期也存在，但是與魏晉時期相比應該是沒有那麼強烈。漢末名士最普遍的素質，或者說是成為名士的先提條件，小編認為應該是文學、道藝。

漢末名士中相當一部分是出身名門，擁有淵源的家學和廣泛的人脈，但是還有非常多的名士出身並不太高。相對於魏晉時期來說，東漢末年的上下階層對流無疑是更加激烈和活躍，士人透過經學或者讖緯之學上的研究造詣可以獲取名望和政治資本。管寧、闞澤、郭泰等人都是出身貧困，以文化事業聞名。除正統的經學章句之外，還有相當多的人鑽研讖緯、望氣、星象、災異等具有預言性質的技藝，周群、杜瓊、譙周等人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總而言之在東漢末年文學、道藝是成為名士的途徑，當然這並非是唯一途徑，比如上面所說的以道德或者政治立場得名，但作為名士擁有一定的文化素質，這一點應該是東漢末年名士的一個前提條件。

有相當的影響力，無論官身還是布衣

名士這個群體涵蓋的範圍非常大，有官職在身的人可以是名士，比如與宦官集團對抗的一批人。他們處於政治權力中樞或者作為地方州郡的長官，影響力當然是非常大的，但這種影響力並非來源於他們名士的身份，而是他們所有的職權直接作用的。拋開這些職權之外，名士仍然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即便是一個布衣的身份。抨擊時政、臧否人物、肅清風氣是漢末名士一種特有的發揮社會影響力的手段。

名士中有高官也有白身，事實上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有名望就意味著擁有了一條入仕的途徑。所以沒有官職的名士大多是主動避仕，但並非是避世。他們追求名望，無論是政治上還是一種地方的話語權，都能夠發揮出自己的影響力。東漢末年的名士較魏晉時期相比，他們的思想狀態大概要更加積極一些，他們的名望也更多地作用在匡時濟世，而非清談玄理。

比如荊襄名士司馬徽，堅持拒絕入仕，但是在劉備訪問司馬徽的時候，司馬徽還是向劉備舉薦了諸葛亮、龐統二人；龐統透過司馬徽的褒揚成為名士，之後又褒揚陸勣、顧劭、全琮等人，目的在於樹立榜樣，肅清風氣。

東漢末年有兩個非常善於品鑑人物、“拔士”的人，就是郭泰和許劭。郭泰拒絕入仕，卻透過個人的巨大名望拔擢了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賈淑、王柔、王澤、張孝仲、範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等等一大批人物。其中有本來就有一定名望的，也有出身寒微的，有避仕的也有入仕的。

相對於郭泰而言，許劭或許更有名一些，他主持過大名鼎鼎的“月旦評”，每月點評人物。曹操沒有顯名的時候，不得不“卑辭厚禮”拜訪許劭，從而獲得“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的評語。

除了主動發揮影響力之外，名士本身就具備影響力。比如東漢末年的名士胡昭，他一再拒絕當權者的徵辟，也沒有品鑑人物的舉動。不過在孫狼等人起義的時候，還是礙於胡昭的名望，沒有侵犯胡昭以及依附於胡昭的百姓；曹操因為私怨殺死陳留名士邊讓，導致兗州的名士對曹操離心離德，陳宮、張邈等人利用這個機會迎接呂布反抗曹操，一度讓曹操險些陷入絕境。由此可見名士本身具備的潛在的影響力也是不小的。

道德標準過關，需要愛惜羽毛

名士們臧否人物，利用自身名望掌握著非常大的話語權，然而反過來他們也是被評價、被褒貶的人物。而且由於名望，往往首當其衝。這是一方面；另外一個方面是，很多名士本身就是以賙濟天下為己任，有非常高的主人公的意識，這是東漢末年名士一個很積極的地方。所以他們的道德標準普遍都比較高，也很愛惜羽毛。

最有名氣的，也是波及範圍最大的一個表現，大概要數名士與宦官之間的較量。雖然宦官作為皇權的延伸，無法獨立立足於政治舞臺上，士大夫與宦官的鬥爭，多多少少是皇權與士權的較量。但是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完全解釋“黨錮之禍”，也頗為不妥當。在東漢末年宦官集團的所作所為是相當惡劣的，“黨錮之禍”的最早發端也是士人處置了犯罪不法的宦官黨羽。從士人與宦官對抗的過程中，士人冒著巨大的風險，也站在正道的一方。這些士人的道德標準應該是過關的。

不僅僅是宦官，其實名士本身也是被名士批評的物件。這一點也說明了士人與宦官的鬥爭不能武斷地歸因於政治立場的不同，還有道德標準的相悖。宦官做了錯誤的事情要受到批評，名士有錯誤也要受到批評。

漢末賣官鬻爵的現象非常嚴重，冀州名士崔烈花五百萬錢買了一個三公當，就是司徒。結果崔烈的名望因此一落千丈，他曾經問自己的兒子崔鈞，別人對他的評論如何？崔鈞回答：“論者嫌其銅臭。”崔烈因為買官的行為從北方名士到聲譽衰減，連親兒子都不給自己面子。由此可見道德標準也是名士需要具備的條件，而且需要長期維持。

總的來說名士是東漢末年一道頗為亮眼的風景線，他們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道德水平；與宦官勢力對抗；褒貶人物左右風氣，有相當的影響力。相對於後世的魏晉風度，漢末名士顯得更加積極和充實，受儒家忠君愛國、強調社會責任感的思想的影響比較大，小編認為這個是漢末名士的一個主要特點，也是比較可愛的地方。

參考文獻：《後漢書》、《三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