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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匈之戰:班固主戰,司馬光主和,司馬遷什麼態度?

秦朝末年,在劉邦、項羽奮力推翻秦朝之際,在北方大草原上發生了一場鉅變,冒頓發動政變,射殺了父親頭曼單于,成為匈奴新一代單于。隨後,冒頓掀起了一場可怕的侵略狂潮,先後擊敗北方各大勢力,第一次統一了大草原。

南方的楚漢爭霸中,劉邦擊敗項羽,成為了華夏共主,建立了第二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漢朝。

冒頓的匈奴代表遊牧文明,劉邦的漢朝代表農耕文明,兩種不同的文明難以調和,註定會發生衝突,而漢匈之戰也拉開了中原文明與遊牧文明2000餘年的戰爭序幕。那麼,漢朝與匈奴究竟應該保持什麼樣的關係,班固《漢書》傾向於主戰,司馬光《資治通鑑》傾向於主和,那麼司馬遷《史記》傾向於主戰還是主和?

漢匈之戰始於劉邦時代,在漢武帝之前,漢朝一直採取和親政策,奉行的是防禦戰略,漢武帝上臺之後,漢匈形勢出現了巨大改變,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連戰連捷,從公元前133年馬邑之戰開始,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結束,在衛青、霍去病等攻打下,漢朝連戰連捷,匈奴連戰連敗。公元前111年,趙破奴擔任匈河將軍,攻打匈奴直到匈河水,看不到一個匈奴人,讓趙破奴無功而返之餘,更彰顯了漢朝的輝煌,為武帝時期的漢匈之戰上半場畫下了完美的句號。

第二階段是連戰連敗,上半場結束之後,漢匈展開了六年和談,最終漢武帝再次攻打匈奴,從公元前103年浚稽山之戰開始,到公元前90年李廣利投降匈奴結束。下半場戰爭中,趙破奴、李廣利等人一敗再敗,甚至李廣利後來深入漠北導致全軍覆沒,讓匈奴重新掌控了漠北。

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寫作於公元前104年,大約至公元前90年結束,因此司馬遷是全程親眼目睹漢匈之戰的勝與敗。那麼,作為時代的親歷者,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他對漢匈之戰持有什麼態度?

關於司馬遷對匈奴的態度,《匈奴列傳》是重要的篇章,客觀描述了匈奴的歷史,認為匈奴是夏人後裔,但這篇文章的最後,司馬遷對匈奴“是戰是和”的態度比較隱晦。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這段總結的大意是,孔子著《春秋》時,對魯隱公、魯定公記載得較多,但對魯定公、魯衰公記載的卻比較隱晦,原因在於後者與孔子差不多處於同一時代,有一定的忌諱(或許與此原因相同,司馬遷也沒有直接對漢匈之戰表態),且他們也沒什麼炫目的功績。如今很多人想要獲得一定權勢,錯誤的不考慮漢匈實際情況,天子根據他們的言論來做決策,所以“建功不深”。帝堯雖賢,但不能依靠自己完成大業,得到大禹之後才讓九州咸寧。因此,要想發揚光大聖王的傳統,只在於選擇任用將相啊!只在於選擇任用將相啊!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說,“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司馬遷罕見地重複“唯在擇任將相哉”,說明他認為如何處理漢匈關係,與天子選擇的將相有關,但該選擇主戰的將相,還是選擇主和的將相,他也沒有明說。當然,這是司馬遷不便直接批評天子,而將責任推給大臣,就像他批評王翦不能輔佐秦始皇行德政一樣。

顯然,從司馬遷的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到他既無“主戰”思想,又無“主和”思想,態度比較模糊。但結合孔子著《春秋》,以及批評時人“不參彼己”、不考慮漢匈實際情況(而導致漢匈之戰下半場接連慘敗)來看,司馬遷在寫《匈奴列傳》時,似乎更傾向於“主和”的思想。

漢武帝晚年,攻打匈奴一敗再敗,導致國內經濟崩潰,漢帝國已經到了土崩瓦解的前夕,再繼續下去就會像當年的秦王朝一樣,因此迫不得已之下,公元前89年漢武帝下《輪臺詔》,承認當時最緊要的任務是休養生息。可以說,如果不是後來的昭宣之治為西漢續命,漢武帝可能就是西漢的罪人,乃至是亡國之君。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司馬遷反思下半場的漢匈之戰時,產生了一定的“主和”思想,其實也實屬正常;如果漢軍繼續連戰連捷,司馬遷可能未必會這麼想,《史記》中記載了一則慘敗之前的事蹟可以說明。

在漢軍凌厲的攻勢下,匈奴連戰連敗,主動向漢朝求和親時,漢武帝召叢集臣商議,《酷吏列傳》裡記載博士狄山主張和親,認為和親雖然屈辱,但用錢與和親能換來和平,能讓天下太平、百姓幸福,這是大好事,而反觀當下長期的戰爭,導致百姓窮苦、國內經濟崩潰,還不如和親實惠。

於是,漢武帝問狄山:“我派你去治理一郡,可以擋住匈奴嗎?”狄山說:“不能。”武帝問:“那一縣呢?”狄山說:“不能。”武帝又問:“那一鄣(邊塞要地之寨)呢?”狄山害怕,就回答說:“能。”之後,武帝派狄山去治理一個邊塞上的鄣,過了一個多月,匈奴來犯,把狄山的頭斬了。最後,司馬遷補充了一句說:“自是以後,群臣震懾。”

這是漢朝“主和派”與“主戰派”的一次交鋒,最終漢武帝以實際行動證明,漢匈之間當時很難和平,被斬首的狄山就是明證。

有趣的地方在於,如果司馬遷主和,或許就沒有必要如此詳細地記載這一段事蹟,可以用春秋筆法——“武帝派狄山守邊”一筆帶過,但司馬遷偏偏詳細記載了主和派的糗事,無疑說明他不太認同主和派,似乎又更傾向於主戰派。

既非“主戰”,又非“主和”,那麼司馬遷會是騎牆派嗎?其實司馬遷的態度很簡單,就是他批評後期主戰派時用的四個字——“不參彼此”,反過來也就是要“參彼此”。

自劉邦起,匈奴不斷犯邊,不僅讓漢朝百姓苦不堪言,而且白登之圍與和親政策,也讓漢朝無比屈辱,因此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決策,司馬遷並不反對。在取得上半場輝煌勝利後,應該“參彼此”,因為漢朝消耗了大量實力,國內本該進入休養生息階段,對匈奴可以採取其他手段,未必一定是強硬的軍事攻打,但很多權貴為了個人利益,不斷慫恿或附和漢武帝繼續出兵攻打匈奴,以至於導致下半場的一系列慘敗,和國內經濟的進一步崩潰。

說到底,司馬遷不反對戰爭,也不反對和親,問題的關鍵在於“參彼此”,根據漢匈實際情況來決定是戰是和。所以,司馬遷在《匈奴列傳》中批評當時主戰權貴,卻又在《酷吏列傳》中隱晦地批評了主和狄山。

更為重要的是,漢武帝之前是“文景之治”,之後是“昭宣之治”,前者給漢武帝積累了物質基礎,後者撫平了漢匈之戰的創傷,所以漢武帝時期的漢匈之戰是一場值得褒揚的勝利。但如果沒有“昭宣之治”,漢武帝可能就是一個亡國之君,猶如後世的隋煬帝。

班固在寫《漢書》時,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到了漢武帝的勝利,所以給予漢武帝高度評價。但司馬遷看不到後面的“昭宣之治”,面對凋敝的民生、無數的流民,他不知道漢帝國將走向何方,將有何結局,所以很難給漢匈之戰一個正面的褒獎,只能留下“唯在擇任將相”與“參彼此”的反思。

與司馬遷和班固不同的是,司馬光時代不僅重文輕武,而且他還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反對王韶拓地千里,後來還要將王韶打下的地盤“還給”西夏,因此他痛批漢武帝窮兵黷武,更傾向於與匈奴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