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都城長安和洛陽，都是在隋朝時選址修築的新城，兩座都城在修建時，就已經進行了嚴謹的設計和完整的規劃，都城內佈局嚴整如棋盤。唐朝建立後，並沒有對兩城進行大幅度的重修。

唐長安城在原漢長安城的東南方的龍首原上，處於灞河以西，渭河南岸。龍首原整體地勢略高於周邊，宇文愷在修建時，利用乾卦之象分佈城內建築。宇文愷認為龍首原的地形有周易乾卦的卦象，依據乾卦的爻辭，將其分為九二、九三、九五高地，並將帝王居也就是宮城、百司即皇城、寺觀分別安排其上。

這樣在六坡經過的地方，分別置以宮城、皇城和寺觀，不僅更加突出了這些建築物的高大雄偉，而且也嚴密地控制了城內的制高地段，有利於都城的防衛。

由於秦嶺山脈在長安城南折向東北，因此長安城整體東南高西北低，城內本生並沒有大型水源，宇文愷在築城時，注意到這一問題，引水入城，隋時所開鑿的引水渠道，至少有龍首渠、永安渠、清明渠，都是隋文帝開皇初年鑿的，應是和建立長安城同時興工的。

長安城整體是一個規則的矩形結構，宮城在北部中央，皇城在宮城正南，一百零九坊與兩市整齊的排列在外郭城中，東市位於外郭城中的東部中央，西市位於外郭城西部中央，都在皇城朱雀門前東西向大街之南，這個位置靠近皇城，北面既是交通要道，滿足了貴族官僚的生活需要，同時也佔據了便利的交通條件，方便四方客商往來。

唐洛陽城位於漢魏洛陽城以西約十公里處，北依邙山，南望伊闕，洛水由東向西橫貫城中。洛陽城的建築面積整體上小於長安城，其城內各坊市規模相較於長安城也略小。

洛陽城的平面基本是一方形結構，由於都城橫跨洛水兩岸，其宮城、皇城都修建在都城西北角，外郭城內整齊排列一百一十三坊，三市。三市臨近河渠，處於交通便利之處，其管理制度與長安城兩市相同。

唐朝時期，都城的設計規劃，正是統治者為了更好地管理百姓，加強統治地位的體現，在城中將市、坊分離，各司其職，百姓只能在固定的市場中進行商業活動，而在坊裡不可進行，這樣嚴格的市制，將百姓的商業活動，嚴格控制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內。

為了確保坊市制度的執行，唐朝在各坊設坊正，以司督察。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為之貳，位置在市內井形街道的中央當中東市局，次東平準局。

市署有行政長官司令一人，是從六品上的官品，負責掌管百姓的日常交易活動，市丞二人，是正八品上官品，協助管理。同時對市的啟閉時間也有嚴格限制，市的四周圍有牆，四面各有二門，凡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

嚴格控制了市場空間的範圍，不允許經營者在兩市範圍外的地方，進行商業活動，同時也不允許其在正鋪外隨意擴建，擴充套件營業空間，可見唐代的市制是比較完善的，也是很嚴格的。

開封城在成為宋都之前，已經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商業城市，唐朝後期，汴州城經歷了一次重建。到了後周時期，周世宗又進行了擴建，此次擴建以舊城為基礎，不同於唐都的規則整齊，對坊市也不再嚴格控制。

當時對標幟之內土地，待官用、公用、軍用地劃定完後，不再限制百姓營造，這與唐代相比，已經大大增加和放鬆了，百姓的建造屋舍和活動範圍，同時也不再限制百姓侵街。此外，規定百姓可在城內標幟七里之外，設定商業區——草市，對商業貿易活動的管理顯然更加開放。

由於越來越嚴重的百姓侵街現象，街道被侵佔，造成交通不便。在街道兩旁允許百姓佔用部分土地，可以種樹鑿井，修蓋涼棚等，放鬆了對街道的限制。此外，唐朝時除了高官或是得到特許，是不允許居民面街開門的，北宋時期已不再嚴格的限制。這些改變都為後來北宋時期，完全開放的街市打下了條件。

開封城內四條河流穿城而過，其中汴河的一段，正是隋朝大運河所疏通的永濟渠，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隨著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南方逐漸成為京師，及駐軍糧草補給的主要來源，汴京成為交通樞紐的重要所在，依據此有利條件，促進了河流沿岸經濟的發展和貿易的繁榮，形成汴京城內繁華的河市。

北宋時期，開封城的基本格局，仍是延續後周的模式，宮城位於皇城內偏西北的位置，皇城位於外城中央，整體是一個三重套圈的建築模式，並形成以宮城為中心，向東西南北四面延伸通向全城的道路網。

從《東京夢華錄》的記載可以看出開封城內街道兩旁商鋪雲集，各種酒樓、茶肆、店鋪沿街開設，在坊巷之中也有開設，同時沿河兩岸、橋上也成了人來車往，熱鬧繁華的市場。居民區與商業區連成一片，完全打破了唐時嚴格的坊市制度，整個東京城成為一個完全開放、靈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