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華”。《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云：“若使遊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魏書·宕昌傳》：“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可以確定，近兩千年前，中國先人就已經以“中華”自稱了。

比如“中國”。

《禮記·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禮記》，被認為是小戴傳授孔子經學的筆記，此語是對孔子的高度稱讚。《漢書·陸賈傳》：“皇帝……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漢初，古人就以“中國”自稱了。只是，這個“中國”，並不是所謂的“強漢”抑或“大漢”的另一個“國號”。

或曰，“中國”這個詞出現的還要早。

西周成王五年（前1033年），周王在成周營建都城，祭祀武王，丙戌日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青銅器何尊銘文記載了潯高的內容，其雲：“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與天，曰：‘餘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

今人稱，“中或”，就是“中國”。這個解釋說得通，後面具體解釋。

一個解釋是，“中國”的含義，就是“居中之國”或“中央之國”。這個說法不錯。但不能止於此，不然，很可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中國”的觀念，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起源極早。其中，體現著建立在上古先民輝煌天文成就基礎上的“天道之悟”；也反映著建立在時空統一觀基礎上的哲學認知和用事制度。

《周禮》記錄了西周職官制度，又包含著眾多長期積累的重要理論。其《天官·敘官》載：“惟王建國，辨證方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辨證方位”，就是確認四方，端正方位。

鄭玄《注》：“辨，別也。……玄謂《考工》：‘匠人建國……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正位謂此定宮廟。”孫詒讓《正義》引幹寶：“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賈公彥《疏》：“謂建國之時辨別也。先須視日景以別東、西、南、北四方，使有分別也。正位者，謂四方既有分別，又於中正宮室朝廷之位，使得正也。”

從典籍記載上古先王立國實踐看，也確是如此。

《尚書·盤庚》載：“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孔穎達《正義》引鄭玄：“正宗廟朝廷之位。”《逸周書·作雒》載：“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中國自古的“宗廟朝廷”，包括絕大多數民居，都端端正正，坐北朝南。

《周髀算經》對這種方法總結說：“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晷之兩端相直者，正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

由此，上古先民有了“四方”和“中央”的觀念。

甲骨卜辭中，商王居“中”祭祀“受年”，祈求天帝保佑“東土”“南土”“西土”“北土”皆“吉”，也就是風調雨順年豐。這已經將統一的時空觀念與政權治理結合在了一起。

所以，《呂氏春秋·慎勢》雲：“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並不簡單地因為居中，可以和四方等距，便於統治管理，更重要的，而是“中央”距天最近，便於與天地溝通，“奉天承運”。

這個觀念流傳下來，就是古人哲學上的“允執其中”或曰“允執厥中”的理念，“中行”和“中庸”思想也由此而來。

在政治用事制度上的表現，則成為“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說回到何尊的“宅茲中或”。

所以，周成王所說武王講的“中或”，是“中間之邦”，或者“天下之中”，“告天”就是稟告天帝，本王住到那裡以便受天大命以治天下。

《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這個“禮”，是從古天文學發展中形成的天神崇拜，又進一步形成的政治禮樂制度。

這種制度，更具體表現在前引《淮南子》的那段話裡。其中，對於國中之宮、宮中之廟等等，皆有“講究”。

比如，《周禮·考工記·匠人》雲：“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在可知後世的王都中，唐長安城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種設計；再有就是北京的紫禁城。當然，周代所說的“方九里”就太小了，比如北京紫禁城就不知比這大了多少倍，但形制上一如既往。

限於篇幅，不多贅述。只是，這種形制，同樣來源於“觀象授時”，基於時空統一系統，是獨特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體現。

例如“九經九緯”，是八方九宮的理念，在《禮記》中，孔子將其抽象化為倫理道德理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