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各類歷史活劇裡，“功高震主然後被殺”的“劇情”從不少見。從春秋年間范蠡的愴然自盡，到漢初戰神韓信的未央宮喋血，甚至清代年羹堯的悽然下獄。多少“功高震主”的牛人們，就這樣以悲慘的結局，留給後人無數嘆息，也叫不少“歷史票友”們陷入深深思考：在古代

做個“功高震主”的人，真的就沒機會活命了？

其實，同樣放在歷代封建王朝裡，“功高震主”卻安享富貴的牛人們，也是絕不少見。不過要以“求生奇蹟”來論，值得一說的，卻是其中最厲害的一類——能在一些“逃生難度極高”的年代裡逃過猜忌，平平安安善終的牛人們。他們的“求生經驗”，深藏著更多值得汲取的歷史智慧。

首先一位能歸到這一類裡的牛人，就是“再造大唐”的一代戰神郭子儀。

大唐號稱胸襟開闊，但“安史之亂”後的大唐，顯然換了個樣兒。一場席捲全國的大亂，叫唐王朝成了驚弓之鳥，對那些平叛有功的功臣，也從此暗地當賊防。外加宦官勢力從此崛起，程元振魚朝恩等宦官們，也各個拿著功臣當絆腳石，挖坑進讒言成了家常便飯。所以“再造大唐”沒幾年，曾為大唐平叛犧牲四十多親人的僕固懷恩，就在猜忌下一怒造反，平叛第一功臣李光弼也鬱鬱而終——

功勞越大，在那年月就離禍事越近。

而作為平叛功勞僅次於李光弼的牛人，郭子儀“招忌”的事兒也不少。太監魚朝恩等人早拿他當了眼中釘，找個機會就下藥。外加他戰功卓著，自然也樹大招風。比如他麾下的舊部將們，都一個個手握重兵，但這幫人見了郭子儀，立刻恭順得如奴僕。就連他的寶貝兒子郭曖，當了駙馬還坑爹，一次夫妻吵架，就給公主老婆說出了“我父薄天子不為”的昏話。類似情況，樁樁件件，都好似撞到刀口上。

但就是這兇險重重的年月裡，郭子儀卻平平安安，歷經大唐幾朝帝王，官途越來越風光，晚年還被唐德宗尊為尚父，最後八十五歲過世時，唐德宗還親自在安福門送葬。他的兒孫們也是代代風光，成了中晚唐望族，堪稱“功高震主”且“全身而退”的典範人物。這其中的生存智慧，

首先一條，就是“知人”。

比起戰場上“知己知彼”的強大智慧來，戰場下的郭子儀，也是絲毫不差。他尤其能做到“深知”的，竟是自己的敵人——中晚唐的太監們。比如多次給郭子儀“挖坑”“設套”的大太監魚朝恩，有一次破天荒請郭子儀赴宴，雖然知道宴無好宴，連宰相元載都勸郭子儀別去，郭子儀卻來了個神操作：一個衛兵不帶，就帶幾個便裝隨從。到了宴會現場，魚朝恩先是納悶郭子儀怎麼這麼小排場？得知原委後當場感動的大哭：“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這一通操作，看似平常，但郭子儀卻以自己的坦蕩與膽氣，輕鬆捏住了魚朝恩的脈，一頓飯就化解了怨仇，

這“知人”的功夫，堪稱舉重若輕。

對待盧杞的態度，更見證了郭子儀的眼光：唐德宗年間，還是小官的盧杞來郭府拜見。郭子儀一聽就緊張了，連忙讓自家侍妾迴避，自己恭恭敬敬接待盧杞。事後他才解釋：這盧杞人長得醜卻有官運，心機狹隘卻必然有一天會大權在手，倘若我的侍妾見了他的醜貌笑出聲，咱全家肯定被殺得一個不剩。多年後，盧杞果然成了威風一時的大唐宰相，對昔日的冤家們也是睚眥必報，甚至“不致死地不止”，幸好郭家不是“冤家”，太太平平躲過去。

不但看到此人前途，更洞悉此人人品，不但看到眼前，更能看到未來。

一個如此具有“憂患意識”的郭子儀，自然能夠有驚無險，帶著家族躲過明槍暗箭。

當然，比起這“知人”的智慧來，郭子儀風光的背後，更有其一如既往的慷慨擔當精神。安史之亂後的大唐，平了叛卻並不太平，河西走廊被吐蕃吞併後，帝都長安更眼看成了前線，還在兵亂中一度落入吐蕃之手。每到這危急時刻，郭子儀都當仁不讓，不管之前受多大委屈，國家危難面前都毫不在乎，哪怕手裡沒幾個兵，依然虛虛實實用兵收復長安，有驚無險單騎退回紇——

有他在，大唐就在！

這樣一位心中有國家，處事有分寸，識人有水平的英雄，能夠在大唐善終。與其說這是他的幸運，不如說是上天對大唐的眷顧。

而能與郭子儀這“逃生奇蹟”媲美的，當屬明初戰神徐達。

若論“功臣逃生難度”，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期，堪稱是“高難度”。

血雨腥風般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前後都株連數萬人，幾乎把各級功臣一掃光。而徐達卻是少有的“善終者”。而比起野史裡破綻百出的“賜蒸鵝”傳言，以及郭子儀心機縝密的“知人”智慧來，徐達的“逃生”，其實就是簡單一條原則：知退。

在明朝開國後迅速腐化的“淮西勳貴”裡，徐達是少見的“異類”。雖說明初大半國土都是他親手打下來，對元王朝的致命一擊更是由他完成。但不管打多大的仗，立多大的功，徐達卻從來是“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甚至就連朱元璋送給他的豪宅，他都以“天下未定”為由，一次次婉言謝絕。

這一條，跟許多王朝“開國功臣”們“自汙保命”的操作相反，但放在屢興大案的明初年間，徐達的做派，卻是最好的選擇——在權力慾極強，眼光極其毒辣的朱元璋面前，怎麼“自汙”“裝”都是徒勞，反而弄巧成拙。倒是清廉的品質，才容易得到認同。

而徐達最“退”得讓朱元璋放心的地方，就是他的“退權”。

朱元璋之所以對功臣採取如此酷烈的手段，根子上的原因是權力。徐達在這一條上，每次都做到朱元璋心裡頭：征戰回來後，即“拜上印綬，待命於家”。胡惟庸權傾一時，徐達除了敬而遠之，更多次拒絕胡惟庸拉攏，還提前向朱元璋揭發胡惟庸，待到胡惟庸案震撼全國，大批功臣落馬，提前“站隊”的徐達，反而令朱元璋“益重達”。

也正是這樣的原因，無論徐達領兵在外，甚至帶著女婿朱棣鎮守北平，還是“待命於家”，他都一直平平安安。而放在明初年間，這個“逃生”經驗，也被其他“逃生功臣”借鑑：湯和在完成御倭大事後，就主動回家歸養，李新與郭英退出自己名下的佃戶土地，郭德成則出家為僧。這幾位，也都如願在明初安享太平——想躲開朱元璋的猜忌，就不要去觸碰他的權力禁區，徐達式的“知退”，確實是當時很成功的智慧。

當然，這樣的“智慧”背後，也讓我們一次次深味封建時代“為人臣子”的辛酸，權力榮耀下“無限風光在險峰”的兇險。

“智慧”的內容有可取之處，但封建皇權的冷酷無情，又讓後世的讀史者，有多少唏噓在其中。

參考資料：《明史十講》《再造唐室的功臣郭子儀》《明朝開國元勳徐達》《帝國的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