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是亡國之君，後人評價李煜，往往責備他只會填詞作詩，不會治國理政。而事實上跟很多朝代傳到末朝之時，已經積重難返，挽救不及的情形一樣。南唐自李昪鳩佔鵲巢，建立南唐後，只傳到第二代李璟手中，就成功讓王朝顯露敗像。

李煜他爹當然不是故意要坑他，畢竟亡國這種事，誰都不想的，但是南唐確實在他手中丟失大半國土，造成嚴重財政困難。

李璟即位之初，在有著徐溫、李昪兩代積累，又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擁魚鹽之利情況下，南唐其實十分富強。但等到了李煜接手時的南唐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國庫幾近破產。

造成南唐財政困境的原因有三：

一是李璟在位期間，南唐不斷用兵，耗盡了前代的積蓄。首先在945年趁閔國內亂，出兵攻打，雖然成功滅亡了閔國，但在（947）年三月，南唐軍在清繳殘餘勢力時，在福州城外大敗，死傷兩萬餘人，國力大傷。其次與951年，又是趁西邊鄰居南楚內亂之時，派兵攻打，雖一舉滅亡南楚，但次年又被楚將劉言反攻。

過了四年後的公元955年，李璟對上了柴榮，南唐與後周進行了三次大戰，損兵折將外，最終割讓淮南全部14州60縣，22。6萬戶人口。同時，南唐自去帝號，只稱江南國主。江淮本來就是富庶之地，在唐朝時是最重要的財源，曾在安史之亂後力撐唐王朝達百年之久。這一地方的丟失，使南唐痛失煮鹽厚利，不僅直接被砍去了財政一大來源外，從此還不得不花巨資向後周買鹽，鹽業成為後周政權牢牢節制南唐的一個經濟籌碼。

二是戰敗後的納貢，958年向後周稱臣時，李璟就以勞軍的名義，向柴榮送上銀、絹、錢、茶、谷共百萬，此後每年向後周貢銀10萬緡、絹10萬匹、錢10萬貫、茶葉50萬斤、米糧10萬石。李煜繼位後深知南唐實力，只能繼續給已經取代後周的趙匡胤瘋刷禮物。李煜剛登基時，給趙匡胤貢去了金2000兩、銀20000兩、紗羅繒彩三萬匹。到後來只要北宋有啥高興事，南唐都要向北宋納財物表示祝賀，所貢財物的數量之巨大也是讓人瞠目結舌的。

鉅額歲貢帶來的影響猶如多米諾骨牌一樣，導致國內銅錢大量外流，結果就是引發了空前嚴重的錢荒，接著商業出現困難，最後就是稅收大幅減少，南唐金融危機爆發，財政雪上加霜。

三是天災人禍不斷，李璟在位的公元954年金陵發生大火，燒了一個多月，南唐府庫損失慘重。第二年，全境發生大饑荒，進一步削弱了南唐的力量。

公元961年，李煜接手的南唐，猶如一位重病後還在不斷失血之人。以半壁江山，承受此前數倍的財政負擔，國庫岌岌可危，朝野上下充斥著一種悲觀頹喪的氣氛。

面對艱難國事和納貢導致的財政困難，李煜開始進行改革。

李煜自己是不捨得那紙醉金迷的文青生活，於是首先祭起了加稅的大棒，於是產生了名目繁多的苛稅。據北宋學者邵伯溫所撰筆記《邵氏聞見錄》 記載：“李國主國用不足，民間鵝生雙子、柳條結絮皆稅之。”宋人曾敏行撰的《獨醒雜誌》中所記“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

有次李煜率文武大臣到民間體察民情，來到久旱無雨的田間地頭時，問道“為什麼外地都下了雨，偏偏京城不下呢？”文官王崇古回道“雨不敢下到京城裡來。”李煜問原因，王崇古回答道：“因為它怕被徵稅。”

加稅這一招無疑是飲鴆止渴。

大臣潘佑為李煜開出的良方，搞均田改革，農業社會財富均來源於土地，解決好這個問題，財政自然好轉。潘佑保舉李平掌管司農寺，恢復井田制，創設民籍和牛籍，試圖從地主手裡將此前兼併的土地進行再分配，這一改革嚴重觸犯了南唐境內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激烈抵制與反對，百姓也多為不便，改革遂以失敗告終，最終李煜只能選擇維護江南士族利益，將潘李二人收監，導致二人先後自盡。

搞土地改革之路行不通，李煜又任用韓熙載搞貨幣改革，下令大量鑄造鐵錢，以代替銅錢流通。結果就是在脫離了鐵和銅的價值下，鐵錢大幅貶值，弄得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錢荒更加嚴重，人民更是怨聲載道。

兩次改革均已失敗告終，折騰來折騰去，使得南唐財政困境愈陷愈深。李煜本身又缺乏治國才能和馭臣之道，南唐政治鬥爭的殘酷更加促使他選擇逃避現實，一心向文。

我們反觀中原後周的柴榮，他在位五年有餘，大刀闊斧地改革，整頓軍事，獎勵生產，興修水利，熔佛鑄幣，均定田賦，為北宋的統一打下堅實的基礎。篤信佛教的李煜，幹不出毀佛的事兒。

南唐在失去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國破家亡是註定的命運結局。開寶九年（976年）正月，彈盡糧絕的李煜開啟城門，打著哆嗦肉袒出降。存在了39年的南唐，就此亡國。

綜上，南唐滅亡，李煜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他的父親才是摧毀南唐的罪魁禍首，南唐之亡實在不能全歸罪於李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