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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是怎麼滅亡的?與教育有很大關係

明清兩代的主要晉升道路是透過教育和文官考試製度。明代的多數教育機構都是私人辦的,在清代它們逐漸受國家官員的控制。雍正時代,一系列省一級書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來,由國家給予津貼。後來的乾隆時代是以宮廷用敢作敢為的方式關心學術活動著稱,這種關注既採取了慷慨庇護制的形式,也採取了大興文字獄的形式。

雖然國家還沒有直接控制省一級書院課程,但政府創辦這些書院的一個公開的目的(用雍正帝的話說)是“黜浮崇實”和杜絕考試製度中的“流弊”。乾隆時代文字獄的重點在於貶斥有關北方和西北邊境問題以及關於陸海軍事防務問題的學術著作。雖然文字獄時期的種種限制在1800年以後已迅速減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但自十九世紀以來,很大數量的書院在政府控制和檢查制度的雙重壓力下已蛻化成為專門教授科場文字的技術學校了。當時批評這一點的人舉出了許多的理由,其中一種理由是,由於靠個人推薦和靠行賄以獲取教職起了重要作用,致使教學質量下降;一種理由是指過分重視了考試的及第與否。

考試性質的變化也是求職的競爭日趨激烈的反映。一方面,受教育機會越來越增加,也越來越規範化。其次,地方書院網建立以後,學生可以離開本鄉本土求學,這無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養了希求上進發跡的願望。在中國新開發的地區,升遷的機會更是有增無已。但就總的趨勢來說,特別是在富饒而人口稠密的東南地區,上升的機遇則是每況愈下的。

在十九世紀社會中取得成就的合法道路上的這些滯礙,即教育和文官制度中的問題,促使人們訴諸非法途徑,從而提高了非法途徑的重要性,特別在富裕和有權勢的人們中更是如此。這些滯礙也鼓勵那些當權人物力圖因人設事以用於收容一個朋友或報答一件恩寵,從而擴大了候補官員的隊伍,他們麇集在水陸交通要道等候著不可能兌現的任命;同時這也在考核合格的謀求官職者中增加了薦舉的重要性。

對社會升遷現存渠道的壓力,無疑地促成了清代中國政治行為的特殊形式—一即庇護制網路結構——的形成,在這個結構中,在庇護者與被庇護者的關係中負擔的義務比他們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擔的要多一些。庇護網結構有它傳統的社會關係的根源。這種社會關係主要表現為親屬關係和同鄉關係。共同的家庭紐帶或者共同的鄉里關係是與陌生人交往時應用的第一原則。它被用來確定社會的親疏距離和等級制度,也被用來辦理公務和確定相互間的義務。在沒有這種紐帶的情況下,通常就製造假親屬關係來代替它。這種關係是非正式社會交往的基礎,也是常設性社會組織——從詩社到秘密會社到商業行會——的支柱。在學界和官場上,教育和考試製度也維繫著同樣的庇護人—被庇護人的關係,在這裡上級就是先生(“老師”),下級就是學生(“門生”)。“老師”不僅包括學校中的教師,也包括政府官員,即鄉試和會試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學。

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攙進些私人關係,這一趨勢在社會交往中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現。這種趨勢在行政和公務中至少都被認為是發揮效率的潛在障礙,而從最壞的方面說它被視為腐化的根源。這樣結合起來的私利能夠破壞行政中的公益或者商業企業中的集體利益。招權納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以及所有饋贈和小恩小惠,是中國官場的通病,而這種事實是被接受,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是被體諒的。所以問題不在於消滅這些陋習,而是如何把它們限制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這種妥協需要比政府力所能及的更細心的平衡。通常的辦法是由官方禁止一切行賄、饋贈和徇私枉法之舉,因為假定:凡是繼續偷偷摸摸地乾的事,就能夠把它們保持在可容忍的範圍之內。因此,新皇帝登極時總是佈告天下禁阻這種種弊端和搞這些活動的派系。那些被認為是國家官吏之間搞結黨營私的行為,要受到彈劾和懲治。凡是這些政策被嚴格執行的時候,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即不論在社會上和官場上,都不可能又要討好上官而又不冒遭到批評的危險。一紙便條、一句話、一次訪晤,都可能使這一行動的主、客體雙方招致疑慮。

自然,由於社會交際從來不會禁絕,甚至嚴厲的禁令也不能阻止形成政府所反對的那種私人的政治和社會聯盟。因此,測量官場腐敗到什麼程度的好方法是看私人的派系紐帶在某一時期公開表現,甚至誇耀到了什麼程度。這反映在和珅官邸外面的干謁者門庭若市這一醜聞上,也反映在一位官員的言論中,他在讚譽另一位顯宦的品質時說,他的門內沒有私人干謁者。官場和學界中庇護人-被庇護人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在吏治混濁時代的 變本加厲,對庇護人和被庇護人來說都變成了一個負擔。許多官員拒絕當提學,因為這個差事有過多的政治義務。許多及第計程車子沒有得官,因為他們忽視,或者更糟糕的是拒絕了向有權勢的官員表表例行的“敬意”。

據說,中國的黃金時代是師即吏而吏即師的時代。十九世紀是教育腐敗的時代,這正是因為它與官場風氣聯絡太緊之故。由於老師是庇護人,而門生是被庇護人,也就明顯地包含有政治義務在內。當然,政治關係的確立可以透過向要得到其恩寵的人送禮,並自稱為他的學“門生”。用這種方式,雖然不光采,但可以變成權勢人物的“門生”,即使前者年歲較輕和學識較淺也在所不計。

《劍橋中國晚清史》第02節 教育、庇護制與社會晉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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