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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僧人到儒士

明人對傳教士之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早期入華耶穌會士皆被視為僧人。羅明堅、利瑪竇等就曾長期被當作僧人看待。

1583年，在羅明堅和利瑪竇致阿桂委瓦信中皆談及同一問題，即兩廣總督把羅明堅安置在佛教寺廟，並贈送和尚服裝，顯然，他把傳教士看成了和尚。

羅明堅說：

“總督果然賜我們一棟房屋，靠近一座大廟…他願我們穿中國和尚的服裝，這與我們神職的衣冠略有區別。”

利瑪竇說，總督“賜給羅神父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廟宇中”，並把“北京和尚的服裝賜給他們，這是他所能恩賜最體面的服飾了”。

為了達到傳教目的，羅明堅採取了依託佛教的傳教路線，常常以僧自居。其《天主聖教實錄》初刻時即名《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除書名外，書中還有不少依託佛教的痕跡。如目錄中第十五章名“解釋僧道誠心修行昇天之正道”，第十六章名“解釋淨水除前罪”，落款作“天竺國僧輯”。

1584年，肇慶知府王泮給天主教肇慶會院送來兩塊題字金匾，一曰“仙花寺”，一曰“西來淨土”，佛教意味甚濃。

後來的兩廣總督劉繼文把利瑪竇安排到韶州南華寺，仍然把他們看作來自西洋的佛教僧侶。

至於普通百姓，他們不僅把傳教士當作西洋和尚，而且視聖母瑪利亞為送子觀音，這是因為“神父和中國寺廟裡的和尚所行的某些職能有類似之處，使得百姓用同一名字來稱呼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東西”。

直到利瑪竇到達韶州以後，還是有一些官員把他們看作僧人。利瑪竇說，其不拜寺廟佛像和不願在南華寺居住的舉動使南華寺僧非常驚異，韶州兵備道疑惑不解地問道：“你們對南華寺還不滿意嗎？”在他看來，南華寺可算是嶺南佛教聖地了。

在利瑪竇不厭其煩地說出很多理由之後，兵備道才瞭解他們原來與佛教不屬於同一教派，他們不是西來和尚。

對傳教士的身份疑惑還要持續幾年時間，因為利瑪竇到1595年才脫掉僧裝，改著儒服。

正如利瑪竇所說，“自我開始稱‘儒家’後，現在很少人再以‘僧人看待我們了”。

但“不幸的是，在廣東省，神父們沒能擺脫討厭的和尚稱號”。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羅明堅、利瑪竇初來中國時，還是有不少中國人看清了天主教與佛教之區別，他們已經認識到了傳教士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僧侶。

名有“破佛立義”字樣，可見其已知天釋有別。利瑪竇改穿儒服，到達南京後，隨著其合儒附儒之傳教路線的成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傳教士當作儒士看待，他出此有了“西儒”稱號。

2、東來弘揚天主教法

傳教士不遠九萬里，前來中國，意欲何為？這是明人天主教觀的爭論焦點之一。天主教的虔信者和同情者認為，傳教士東來在於體認天儒之同，弘揚天主教法。

在信教者看來，傳教士來華傳播天主教就是要引導世人改惡從善，迴歸正道，免地獄之苦，得天堂之樂。這一認識是他們與傳教士相處數年後形成的。

根據自己的相關認識，護教者分析了天主教士的來華目的。

徐光啟說，傳教士“所以數萬裡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

福建人林一俊說，艾儒略等遠自絕域，浮海九萬里，三易寒暑而至中華，一心以弘揚天主教法為首務。

3、道德人品高尚

拋開信仰因素，明人對傳教士的道德人品一般持肯定態度。

明人之褒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

（1）傳教士絕世人難絕之慾。

名利婚宦，世人大欲，傳教士特立獨行，於此一無所求，誠為此間少有。李之藻在為《聖水紀言》作序時深有感觸地說，傳教士進人中國已經三十多年，他們對中國人念念不忘的名利婚宦之事絕不在意，三十餘年如一日，十數人眾如一人，猶如儀鳳遊麟一般，誠為聖朝之瑞。

又說：

“或疑西賢何為辭父母，別鄉井，梯航八萬裡來，絕生人不能絕之慾，受人生不能受之苦，其或有僻焉，抑別有求也，皆不然。夫偽，未有三十餘年不敗者也；即平生奸偽，至死亦見真性，今化者數人矣，其死也皆有以異乎人之死者也。其緒言所及，水法、演算法、曆法，種種其大學問，吾輩隨求隨答，不吝不驕，相與受大利益，顧吾中國人未有副其求者。”

段襲稱西方先生持誡精嚴，一介不取。楊廷筠亦稱西士恬淡，於世無求，守貞絕財，絕意名利。

他說：“況西賢於世，不但無二色，且守童貞。西賢於財，不但辭交際，以樽節之餘，兼施窮乏。西賢於名，不但不求人知，併絕己意，美事必聽命於長，長聽命於教宗，一遵之以行。”

（2）傳教士茹世人難茹之苦。

趨吉避凶，好逸惡苦，乃世人一般通性。傳教士放棄世間之樂，茹苦如飴，實為難能可貴。楊廷筠說，西儒來此，無非苦行。“凡所躬修，與所立說，皆是捐棄世樂，銳意克己之事。

西儒如此行為，非因本性與人有別，乃在於對身後天堂永樂之追求，故能不避世苦，甘之如飴；不趨世情，棄之知弊履。

同時認為傳教士茹苦含辛也是為了效法耶穌。

他說，耶穌立教，主於忍耐謙讓。耶酥在世三十三年，無一日不在困境之中。傳教士效法耶穌思想行為，常常擔心不能很好繼承。

所以耶穌守童貞，傳教士就終身不娶；耶穌甘守貧困，傳教士即棄絕財貨；耶穌奔走如德亞諸國，傳教士亦不甘寧居，外出傳教；耶穌崇奉罷德助，晝夜默默祈禱，傳教士也認真履行日七時功課，遵守耶穌所定各種教規。至於耶穌因救贖世人被釘十字架上，傳教士更是時刻痛切景慕，希望多積苦行以酬報之。凡遇窘迫苦難，不厭其多，不辭其劇：若是稍稍處於順境之中，則惟恐被上主拋棄，反而心中不安。

（3）傳教士修世人難修之德。

徐光啟稱傳教士實心、實行、實學、道正、守嚴，學博、識精、心真、見定，個個皆為聖賢之徒。

他說：“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於國。其始至也，人人共嘆異之；及驟與之言，久與之處，無不意消而中悅服者，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於士大夫也。其談道也，以踐行儘性，欽若上帝為宗。”

基於以上三點，他們認為，傳教士不僅在歐洲即為世人敬重，來華後，亦贏得了中國人的愛戴。楊廷筠說，傳教士急急以弘揚天主教法為首務，“拯人之急，如救自己頭目；發人之覆，如開自己瞽聾”。

而那些對傳教士的懷疑、批評和誹謗，都是出自從未謀面、聞風附和之人，未可執為定論也。

除奉教者外，不少教外人士也對這些傳教士給予較高評價。周柄謨稱利瑪竇類似古之至人，認為今人難以企及。

李日華視利瑪竇為善人，彬彬有札，人見人愛。不少人認為傳教士有大儒風格。

對於傳教士之儒言儒風，有人側重其恂恂有禮，有人欽佩其樂善好施，有人欣賞其學問博洽，刻苦攻讀。

李贄不僅盛讚利瑪竇數十年如一日學習中國語言、經書以及禮儀的苦精神，更佩服他沉穩機敏，不卑不亢的處事風格。

崇禎末年，成都道士指控傳教士等邪謀惑眾。知縣吳繼善適從北京前來就職，聞及此事，不禁錯愕久之。

“後吳縣令拜謁省垣各官，道及西人來華之意以勸人行善為宗旨，其人品之高尚，學問之淵博，為華人所難及。且將西士等如何輔助國家，如何受朝廷之待遇，京中人士如何羨慕利、安二君之為人，即將在京所見所聞一切尊重西人之事，詳敘一番。成都官紳聞之，不獨驚奇，且為領教”。

4、長於科技的科學家

明未來華傳教士大都經過嚴格培訓，具備較高科學素養。為了傳教需要，他們展示才藝，奉獻所學，服務朝廷，使明人更多看到了其長於科技的一面，認同為知識淵博的科學家。與利瑪竇過從其密的瞿太素經常對利瑪竇讚不絕口，“還補充說明，他所帶給中國的科學知識以及他是怎樣開闊了知識界的眼界的，在他到來之前，他們的眼界一直是閉著的”。

利瑪竇豐富的歷算知識和對日食月食的準確預測，使人們普遍把他當成偉大的天文學家，前來韶州的王宏誨甚至答應帶他到京城去校正中國曆法中的錯誤。萬曆二十九年，欽天監五官正周子愚上書請求以傳教士修訂大統曆法，禮部深表贊成，但奏疏留中。

萬曆四十三年，禮科給事中姚永濟奏請廣集人才以定曆法，盛讚傳教士的歷法學識。不報。至崇禎二年，禮部再請修訂曆法，終被批准。由徐光啟、李天經牽頭，在傳教士指導參與下，最後完成了大統曆法的修訂工作。傳教士的歷算才學得到崇禎皇帝的高度評價，欽賜匾額以示褒獎。

聘請傳教士傳授火器製造技術，監理火器製造事宜，是明人認同傳教士技術專長的又一表現。早在利瑪竇存世時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已經感受到了傳教士豐富務實的軍事學知識。天啟崇禎時期，隨著邊疆危機的日趨嚴重，加強防務成為當務之急，在徐光啟、李之藻的推動下，傳教士作為軍事技術專家再次來到北京，他們供職於兵部衙門，指導火器製造與演放技術。具中最著名者有陸若漢和湯若望。

陸若漢於天啟初率炮師隨四具西洋大炮進京。崇禎二年，受命再度赴澳購募大銃，次年正月抵京。四年三月，陸若漢參孫元化幕。五年於登州兵變時受傷。兵部尚書熊明遇說：“澳人慕義輸忠，見於援遼守涿之日，垂五年所矣。若赴登教練以供調遣者，自掌教而面下，統領銃師，並憤滅賊之志。”文中掌教即陸若漢。

湯若望亦因引進西洋火器技術而趁機來華，先是供職歷局，崇禎十三年奉命督造火炮，千五年再鑄火炮，並將技術傳授兵仗局，監造火炮五百門。同時與焦勖合譯《火攻挈要》，傳播西洋火器之製造和使用方法。

5、驅鬼去病的神漢

驅魔去病是早期天主教著意宣傳的宗教職能。傳教士來華後，為了擴大影響，經常自覺不自覺地張揚表示自己在這方面有特異之處，之佛僧道士皆稱有這一職能，以出家人形象展現在中國人面前的西洋傳教士自然成了驅魔去病的高手，並出此引來上自總督大員，下至平民百姓的求助。

利瑪竇在致阿桂委瓦信中說：“當兩廣總督知道我們驅鬼時，他十分愉快，因為他非常害怕魔鬼。他有一棟房子，因時常鬧鬼而不能居住。”

6、燒丹鍊汞的術士

傳教士不事生計，不受佈施，而能交接官宦，打通關節，僱使僕役，豐衣足食，並且常常購置房舍，救濟窮乏，其所需金銀從何而來，這是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

在不瞭解澳門會院為其籌集資金的情況下，對其資金來源就有了諸多猜疑。

利瑪竇仙風道骨的出家人形象，使大部分人堅信他一定通曉丹方之術，是一個點石成金的術數家。

利瑪竇說：

“不知是誰始作俑者，言我是一位偉大的通點金術之人；因為他們不知我們生活費從何而來，因此便認為我通此術，好像金銀滾滾而來似的…都來找我，要我務必教授他們此術，我愈說我不通此術，他愈不相信。”

“他們認為，採用一種只有在外國找得到的草藥，可以把水銀變成銀子。因為我們是這兒（肇慶）唯一的外國人，就有謠言說我們隨身帶有這種草藥，而且我們知道使用它的秘密…因為他們發現神父老老實實地生活，不求施捨，不事生計，故此必然是他們有用這種神秘的草藥變出來大量的銀子。

他們認為，很難相信有那樣老實的人把銀子從老遠帶到中國來。

7、用心險惡的西洋間諜

與天主教的信奉者和同情者正好相反，反教者把傳教士看作是心懷叵測的邪惡之輩。他們認為傳教主前來中國不是為了體認天儒異同，也不是引導民眾復歸善道，而是別有險惡用心。反教者所指控的教士險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自稱天主凌駕天子之上，安稱大西以抗大明。

教人不忠不孝。反教者認為，傳教士的宗教宣傳違背君臣父子之道，違反儒家倫理綱常，是教人不忠不孝。

使用金錢收買人心。傳教士對人的禮品饋贈，教會對貧困者的接濟救助，曾被認為是別有用心，反教者就把天主教的迅速傳播歸之於金錢開道。周之夔認為，天主教“最淺陋無味”，而世人多從而信之，其根本原因在於傳教士“利慾相誘”。

用夷變夏，圖謀不軌。傳教士遙遙九萬里，歷經千辛萬苦，真的是來體以天儒異同，引導世人向善嗎？反教者堅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傳教士東來目的在於括盡中國君師大權，用夷變夏。

西洋奸細。關於傳教士為西洋奸細的有關指控幾乎貫穿了整個天主教在華傳教史。

早在利瑪竇初到肇慶時，廣州一些人就曾向總督等人提交控書，指控傳教士擅長陰謀詭計：

“確實，我們有嚴正的理由擔心他們是外國奸細，圖謀刺探我國的機密。再者，我們擔優我國人民對新鮮事物天生好奇，長期廝熟以後，他們會誘使一些百姓遠涉重洋，猶如魚鯨一樣。這本身就會是一大災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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