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地方軍政長官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旌以專賞，節以專殺，就是後來的節度使。節度使初置時，作為軍事統帥，主要掌管軍事、防禦外敵，而沒有管理州縣民政的職責，後來漸漸總攬一區的軍、民、財、政總權。

眾所周知，李世民時期唐朝征戰四方，滅東突厥，征服高昌，重創高句麗，都是主動出擊、外線作戰，因為他擁有一支比遊牧民族更為精銳的騎兵部隊。《新唐書·兵志》載：

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李世民去世後，吐蕃、突厥、契丹等少數民族的騎兵開始不斷襲擾唐邊境地區，為應對這種態勢唐軍開始戰略收縮，對外戰略由進攻開始轉向軍事防禦，在易受攻擊的北方和西北邊境構築防禦工事，部署軍事力量。

為了建立龐大而且指揮靈活、快速反應的邊防軍隊，唐政府把地方政府控制的分散的幾百人為單位的小鎮，改為駐有集中指揮的龐大集團軍的邊防重鎮。

其實一開始，戍邊集團軍是由原隸屬於各衛的府兵、臨時徵集起來的新兵組成，由於軍隊動員、訓練、向前線運兵都需要花費時間，要預防飄忽不定的遊牧民族騎兵部隊，必須在邊境軍鎮駐守常備軍，於是唐玄宗開元十一年，長期服役的常備軍開始取代定期輪番防邊的府兵。

起初的常備軍也是依靠政府分配兵額，但往往不能滿足邊關對軍隊的實際需要，開元二十五年以後，各鎮節度使下的軍隊都相繼變成了募兵。募兵的來源主要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無職業的流浪人，以及走投無路或無依無靠之輩。他們一般終身從軍，兄弟相繼，父子相承，藩鎮節度使掌握著他們的生殺、賞罰、升降之權，因此他們對節度使有極強的依賴性，以至於“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這樣，藩鎮節度使們便逐漸培養起只忠於自己的親兵部隊，擁有了軍權。

當然，單純的擁有軍隊遠不能使節度使做大，古代軍隊在外動輒幾十萬兵，之所以還能聽命於文官政府，其根本原因還在於後勤。大軍若是斷了糧草，這些膀大腰圓的傢伙分分鐘就會傾向於反噬，軍人還是盜匪就是一念之間。為了養活數量龐大的藩鎮集團軍，同時減輕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唐政府開始用屯田的收入解決軍隊的部分供應，隨著常備軍數量的不斷增加，屯田制度在各軍駐地全面展開。

起初，屯田生產的糧食由中央政府的統一支配，但這樣戍邊將領調動軍隊還要走中央程式，對邊境戍防不能靈便反應，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區的財政權力轉給各防區的常備軍將領。

景雲年間，為與吐蕃、後突厥、契丹等遊牧民族作戰，唐政府再次對西北、東北邊境的軍事行政體制進行改革，將節度使任職長期化、官銜正式化，即把那裡的數州併為一個軍事戰略防區，組建邊防重鎮。

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的數目進一步增多，唐沿邊境置安西、北庭、河西三節度使防禦西部邊境；置朔方、河東、范陽三節度使防禦北部邊境；置平盧節度使防禦東部邊境；置隴右、劍南二節度使防禦西部邊境。

最後一步是行政權，唐政府經常臨時派出巡察使、按撫使、採訪處置使等到各道巡察。開元二十一年，採訪使成為常設機構，負責檢查本道刑獄和監察地方州縣官吏，處置使則有便宜從事的大權。

為避免地方官對節度使軍事行動的影響，從天寶中開始，唐政府將一道“節度使與採訪使”各“一人”的體制，改為由藩鎮節度使“一人兼領之”的體制。這樣，藩鎮節度使便擁有了其轄區內數州的行政權。

我們知道到了天寶十年，安祿山官任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還兼任河北採訪使、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等，轄區廣遍太原、幽州、營州各地，又集軍權、財政權、行政權於一身，所以當安祿山率十五萬大軍南下，朝廷一片動盪，宮廷警衛部隊都是由臨時集市商販組成的，被逼的開啟皇家倉庫拿出綾羅綢緞來召募兵卒。

安史之亂後大部分時期裡，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自唐末黃巢之亂之後，朝廷終於失去對大部分藩鎮的控制，出現普遍的藩鎮割據。

朱溫滅唐後的五代時期，節度使的權勢達到了極點，皇帝的擁立與罷黜都取決於節度使，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開國君主以及後來的宋太祖趙匡胤均為節度使。

唐亡於藩鎮是不爭的事實，五代的54年大分裂其根源則在於節度使手裡有兵，佔個山頭就能稱王，趙匡胤不想他的王朝重蹈此覆轍，北宋建國後，他問心腹趙普：

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

趙普說：

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趙匡胤心領神會，他在一次晚宴上，給予功臣銀錢田地，要求他們解除兵權，史稱杯酒釋兵權，北宋開國重臣石守信、高懷德、王審椅、張令鋒、趙彥徽等人一夕之間，兵權盡解。並派遣文臣知軍州事，限制了節度使節制郡縣的權力；又以轉運使接管了節度使的財政權利；將地方上強壯計程車兵編入禁軍。凡此種種，節度使徒坐空城而已。

之後，節度使一般作為宰相卸任之後的榮譽職務，往往有名無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