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端午節，世人都會想起屈原沉江的故事。歷史上與屈原有精神共鳴者不在少數，賈誼算是其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更耐人尋味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屈原和賈誼合寫在一篇文章中，是為《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和賈誼的命運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都胸懷天下，有濟世之才，卻鬱郁不得志，最終含恨而終。但是，細細品讀賈誼的生平和作品，他在很多方面並不似屈原，況且賈誼比屈原晚出生差不多140年，兩人分屬戰國和西漢兩個不同時期，面對的時代命題也不一樣。

賈誼畫像

《賈生見漢文帝圖》

最年輕的博士

賈誼出生在洛陽，堪稱早慧，年紀輕輕就以才學聞名於世。當地的吳廷尉十分器重賈誼，將他納入門下，這讓賈誼可以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政治資源。幸運的是，當時漢文帝登基不久，急需自己的班底，又很欣賞吳廷尉。有這樣的特殊背景，賈誼很快便進入漢文帝的視野，並被召為博士，而且是漢文帝身邊最年輕的博士。

賈誼的才學很快便在皇帝身邊大放光彩，讓一批老臣都豔羨不已。當漢文帝詢問意見時，其他人不能回答的問題，賈誼卻能侃侃而談。因此，他才二十歲出頭，就被特別提拔為太中大夫，雖然官職不算特別高，但畢竟在皇帝身邊，又深得信任，堪稱少年得志。

此時的賈誼與歷史上那個懷才不遇、鬱鬱而終的形象，還沒有絲毫關聯。他春風得意，還意識不到跌宕的命運在未來如何錘擊他。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賈誼的起點太高了，才讓他很難接受貶謫的經歷，正是少年天才的光環，才讓他稍受冷落便無比鬱悶。當後世無數真正懷才不遇的讀書人，以賈誼的掌故來自我砥礪時，卻不知賈誼的起點就比很多人奮鬥一輩子的終點還要高了。然而，賈誼志向遠大，遠不是做一個太中大夫就能滿足，但即便如此，他還是遭到很多人的嫉恨，有人便向漢文帝進言，要求貶斥賈誼。

從旁人的非議來看，賈誼的“問題”主要是兩點，一個是年紀太小，難堪大任，再一個就是高調強勢，專橫擅權。歷史上有很多少年得志的人，但並非每個人都會遭到老臣的聯名排擠，賈誼的遭遇，讓一些人產生“賈誼不善於搞人際關係”的看法。但回到歷史現場來看，會發現史書上並未提及賈誼多少性格和情商上的問題，賈誼被排擠，更大程度上是政治博弈的結果。

當時，漢文帝剛登基不久，還不能完全掌控朝中老人。賈誼主張削弱諸侯王的權力，建議諸侯都去封地上任，而不要過度干預朝廷。像周勃、灌嬰這樣的老輩功臣，便看不慣賈誼，正是他們給漢文帝描述了賈誼的不堪之處。即便漢文帝想保護賈誼，但面對老臣的聯名上奏，他也只能犧牲年輕的賈誼了。就這樣，還沒施展抱負，賈誼就被貶為長沙王太傅，不得不遠離京城，赴任長沙。

放逐者的湘江之問

“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史記》重點書寫了賈誼在湘水之濱憑弔屈原的故事，賈誼和屈原，兩個距離很遠的人物，為何在此刻實現了精神共鳴？

雖然屈原沉江是在汨羅江，但後代的文人墨客常在詩文中混淆汨羅江和湘江，再者，汨羅江是湘江的支流，提到湘江，便聯想到屈原，也合情合理。賈誼面對湘江，便想起了與自己一樣，不被君主重用而被放逐的屈原，便寫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賦》。

在這篇文章中，賈誼先為屈原的不幸命運而悲嘆，痛恨他受到的不公對待，也為他沉江的決絕行為而遺憾。作為漢賦名家，賈誼的修辭水平在文章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他將屈原比喻成鸞鳥、鳳凰，而那些佞臣、小人則被喻為貓頭鷹，還說世人竟然認為寶劍莫邪是鈍的，卻覺得鉛質的刀是鋒銳的。黑白顛倒、暴殄天物的現實世界，容不下屈原的高潔人格，這才迫使他不得不以死明志。

對賈誼來說，這次放逐無異於精神上的流放。到了湘水之濱，望著滾滾江水向北逝去，他不禁慨嘆自己多舛的命運。除了政治上的失意，賈誼還擔心命不久矣，因為當地氣候潮溼。古人多認為嶺南多瘴氣，但長沙並非嶺南之地，只是相比當時的中原地區，更加偏遠，人口稀少，生產力也不發達。

但賈誼還是很擔心自己的身體健康，如同將死之人。如此心態，在後人看來似乎有些誇張，雖然史書上沒有關於賈誼“體弱多病”的記載，但從賈誼面對潮溼地區的心態，以及他後來英年早逝來看，賈誼自己或許知道自己身體並不好，因此才這麼容易慨嘆命運的錯位，才變得這麼渴望年紀輕輕就建功立業。

賈誼並不贊同屈原走上絕路。看似賈誼當時情緒很低落，但從他的作品和思想來看，他並非迂腐之人，而是頗有變通思維和理性精神。

賈誼憑弔屈原，顯然並非只為了慨嘆屈原的命運，而是藉此抒發內心的鬱悶，把自己與屈原放在同一個境遇上來比較，讓他意識到，人才去哪裡都有價值，即便一時困頓，也不意味著徹底失敗。賈誼在文章中發出“已矣！”這句慨嘆，用今天的話就是“算了吧！”雖是簡單的嘆息，卻讓人看出賈誼的幾分無奈。這種無奈，其實反而是一種面對現實困頓時的解脫感，而不是抱著必死的念頭去跟殘酷的現實搏命。

這就是賈誼與屈原的不同之處，在賈誼看來，鳳凰展翅高翔，遠走高飛，未嘗不是一條退路。當然，屈原所處的歷史環境不同，他確實退無可退，若等楚國滅亡，到時更加痛苦，而賈誼不同，他不能留在洛陽，只是失去了在帝國舞臺中央展現風采的機會而已。

因此，即便賈誼心有不甘，他還是安心地留在了長沙，就這樣平靜地過了三年，直到有一天，有一隻鵩（fú）鳥飛入他的房間。壓抑許久的賈誼按捺不住內心的思緒，揮筆寫就《鵩鳥賦》。此事同樣被司馬遷記錄在《史記》中，成為賈誼的又一名篇。

鵩鳥是類似貓頭鷹的一種鳥，意味著不詳，賈誼看到鵩鳥，又想到自己在潮溼的長沙呆了很久，便想到這可能是命運的警示。他擔心自己不能回到洛陽，擔心滿腹才華無處施展。賈誼藉助這隻鵩鳥，書寫內心的鬱悶，卻也感慨，不必因為看到鵩鳥而憂愁，似乎是在給自己積極的心理暗示。

果然，賈誼的命運不久後發生變化，漢文帝想起被放逐的他，便想繼續重用他。賈誼因此順利回到京城，與漢文帝在席間暢談，雖然漢文帝跟他聊了不少鬼神之事，但賈誼顯然已經擺脫了放逐者的命運。因為，漢文帝很快便命賈誼為梁王劉揖的太傅，也就是給自己愛子當老師。賈誼也因此創作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其中不少都是政論和史論，其壓抑許久的才華終於得以施展。

屈原與賈誼的異同

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賈誼與屈原不僅有湘水之濱的現實足跡，更有精神世界上的關聯，而司馬遷與他們的精神契合，也讓他們共同處於一種情感共鳴之中。司馬遷罕見地將他們兩個不屬於同一時期的人物寫入同一篇傳記，顯然就是出於精神層面的“同構性”。這體現出司馬遷獨特的史學思想：精神世界的匹配可能比現實世界中的關聯更重要、更寶貴。這種精神同構性，主要體現在二人的命運多舛和懷才不遇。司馬遷將屈原和賈誼合寫，或許也寄託了個人情懷。

其實，相比屈原，賈誼有著更大的政治抱負，留下許多頗有見地的史論與政論文章，最著名者莫過於《過秦論》。賈誼總結秦朝的歷史教訓，認為不施仁政就會失去人心，進而導致帝國崩潰。概而言之，賈誼的政治思想具有“大雜燴”的特徵，以儒家思想為根基，融合了荀子一脈與法家的特點，強調鞏固皇權、建立有序社會。

後世史學家已有共識：賈誼比晁錯更早提出削藩思想。賈誼認為諸侯國的地方勢力已經威脅到皇權，漢文帝如果想鞏固權力，使天下安定，就必須削弱地方的勢力。賈誼還特別提到吳王正準備謀反，要漢文帝多加提防。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七國之亂的始作俑者便來自吳國，吳王劉濞首先叛亂。不過，賈誼的想法比較激進，想直接削藩，這並未被漢文帝採納。

賈誼對當時西漢社會問題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但有些思想過於超前，且沒有考慮執行的難度和風險。幸好漢文帝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否則七國之亂可能會提前上演，即便是後來漢武帝釋出“推恩令”，也是經歷十分緩慢的過程，才真正削弱了地方諸侯的權力。

賈誼確實有天才的一面，但政治經驗不豐富，容易陷入過度的預先判斷，也是他在現實中難以施展才華的現實原因。賈誼年紀輕輕，就敢於直面西漢帝國最要害的問題，這是無畏的勇氣，是青年的壯志，但他的壽命和人生經驗都沒能支撐他將學說變成實踐，這是無比令人遺憾的。但考慮到賈誼一些思想過於超前和激進，這或許又是歷史的幸運。畢竟，真實的歷史演進，並不能憑藉個別英雄人物的澎湃激情來推動，而是要真正將美好的願景落地生根，結合時代的現實情況來緩步發展。

賈誼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一些思想在後世也得到了實踐與驗證，這也讓他的名氣漸長，加上司馬遷的“助攻”，最終與屈原一同成為天下讀書人敬仰的物件。

客觀論之，賈誼一生雖然短暫，但從政起點很高，留下的文章也很多，也不能完全算是懷才不遇。更何況，漢文帝十分欣賞賈誼，雖然有過放逐經歷，但賈誼也有過不少“高光時刻”，還能與漢文帝推心置腹，探討學問，堪稱君臣佳話。相比之下，屈原就得不到楚懷王的信任，還得把對君主的忠貞不渝寄託在文章裡，比賈誼更加懷才不遇。

但是，從對於信念的堅守程度上看，賈誼與屈原都是極具理想主義氣質的人物，而且，或許是年輕的原因，賈誼在宏大的歷史變局面前展現的氣勢似乎更大，倘若給他幾十年光陰，他未必不能成長為彪炳史冊的改革家。但人生與命運往往就是這樣充滿遺憾，就在賈誼安心輔佐梁懷王、準備大展宏圖之際，梁懷王突然墜馬而亡。不久後，賈誼也鬱鬱而終，年僅3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

賈誼死在公元前168年長安城裡，這是他無數次渴望建功立業的地方。這座雄偉的帝都正在迎來文景之治，但賈誼再也看不到治世的到來了。

（原標題：歷史現場 屈原賈誼 百年回聲）

作者：黃西蒙

流程編輯：u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