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專制時代，王公大臣平民百姓對於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諱的，否則就要按照大不敬治罪。避諱雖然能體現皇權的至高無上，但同時也會帶來一些麻煩。

道理很簡單，因為清代以前，皇帝的名字都是一些經常用到的字，所以在書寫使用的過程中就必須要用其他的字來代替，如果是一兩個字倒也無妨，可是皇帝多了，所避諱的字也多了。

清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漢文化的薰陶下，沿襲明代之制，也要避皇帝的諱。不過清統治者鑑於歷代的教訓，在取名的時候另闢蹊徑，採用的都是一些不常用的字，因此麻煩相對也較少。

清代皇帝避諱之制始於康熙朝，也就是說康熙之前的順治、皇太極、努爾哈赤的名字是不需要避諱的。此外，自咸豐以後，避諱也發生一些變化，規定皇帝的第一個字不需要避諱，只避第二個字。因此總體來看，清代皇帝的避諱是有一個反覆的過程的，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清初三帝不避諱

清初三帝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如果看過清代原始史料的讀者，會發現凡是這三個皇帝的名字，都是不需要避諱的，可以單獨書寫，即便是士子參加科舉考試時，遇到這些字也無需缺筆。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官方編撰的史料中，一旦提到這三個皇帝的名字，則需要遮蓋，即在名字上貼上一個黃籤，以表示避諱，但並不改字。

努爾哈赤、皇太極、福臨作為大清的奠基人，為何他們的名字就不需要避諱呢？這也是有原因。

關外時期，滿洲文化還比較落後，統治階層受漢文化的影響也不深。他們在取名的時候也不會取漢名，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努爾哈赤、皇太極等名字都是滿語音譯。

說起關外時期取名也是一件頗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努爾哈赤翻譯成漢文就是“野豬皮”的意思；貝勒杜度名字的意思是“斑雀”；親王博洛的名字是“涼帽”；薩哈廉名字的意思是“面板黝黑”等等。

可以看出，滿人取名不像漢人那樣有輩分排行的講究，尤其是關外時期都是以動物、屬相、數字、體型特徵、物品、吉祥寓意等命名。正是因為努爾哈赤、皇太極、福臨三位皇帝的名字都是滿文漢譯，所以就不需要避諱。

康熙至道光時期避諱最嚴

康熙皇帝受漢文化影響很深，也正是從他開始，皇子的命名也採用漢文，並沿用輩分。不僅如此，康熙帝也沿襲明代的做法，開始推行避諱制度，規定“玄燁”兩個字一律要回避。

康熙帝制定避諱制度以後，很多人由於沒有及時適應，還經常發現有人在書寫皇帝名諱時沒有缺筆，比如科舉考試中，就有不少士子沒有缺筆而名落孫山。甚至有人因不避名諱而被滿門抄斬。因為按照《大清律》，不避皇帝名諱屬於十惡不赦中的“大不敬”，這個罪名是很重的。

避諱制度的層面很廣，不僅僅是臣民在日常書寫過程中要嚴格遵守，就是有些已經命名的地名、建築等也要避諱，比如紫禁城北門原先叫玄武門，由於要避康熙帝名諱，所以改為神武門。

好在順治帝在給皇子取名的時候沒有按照輩分來，康熙帝的兄弟中沒有一個人有“玄”或“燁”的，因此也就不需要避諱。

然而從康熙皇帝開始，皇子的命名開始有了輩分，比如雍正這一代為“胤”字輩，乾隆這一代為“弘”字輩，嘉慶這一代為“永”字輩等等。

雍正繼位後他的兄弟們為了避諱，將“胤”字改為“允”字（怡親王例外）。但到了乾隆皇帝繼位後，他認為自己幾個兄弟的名字都是祖父康熙起的，而乾隆一生最崇拜的就是祖父康熙，為了表示對康熙的尊重，他決定兄弟們的名字不予改動。

但是這樣一來就有一個問題，就是臣民們在書寫“弘”字時需要缺筆，因此凡是提到乾隆兄弟的時候，照例也要缺筆。嘉慶帝正是鑑於這個原因，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將原先的“永琰”改為“顒琰”，而他的兄弟們則不需要改名。

應該說，嘉慶帝的這個做法比較明智，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比較生僻的漢字，平時使用時用到的機會不多，這樣就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煩。道光皇帝也是如此，他將皇子時使用的名字“綿寧”改為“旻寧”，同時北京城的廣寧門因避道光帝之諱改為廣安門。

咸豐以後皇帝以及兄弟皆不改名

咸豐皇帝繼位後，規定無論是自己還是他的兄弟，都不需要改名而是繼續保留原有的名字。這是因為道光之後，皇脈衰微，人丁不盛。尤其是到了同治駕崩後，清宮再無正統皇子，因此避諱也就無從談起。

不僅如此，咸豐皇帝還下旨凡是全國所有地名中有“咸豐”二字的也都不需要改名，巧合的是當時湖北省就有一個縣叫咸豐縣，咸豐縣是雍正時期改土歸流時新設的縣名。

要是按照以前的制度，咸豐縣肯定是要改名的，但咸豐帝下旨無需更動。不過，在書寫皇帝的名字時，還是要講究避諱的。只不過這一時期避諱不再那麼嚴格，規定只要避第二個字即可，比如咸豐避“詝”字，同治避“淳”字等。

儘管自康熙以後皇子都以漢人的方式命名，但這並不說明他們就完全摒棄了滿人的習俗。他們的命名是禁止使用三個字，因為一旦用三個字命名，就與漢人無異了。這個規定執行得很嚴格，使得清代皇室亦滿亦漢的命名制度得以長期儲存，直至新中國成立後才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