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觀察周原出土青銅器（受訪者供圖）

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都道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從蜀出發的難度，遠超過現代人的想像。但是，在周原遺址1976年出土的西周初年鳳雛甲骨文中，卻赫然出現了“伐蜀”“克蜀”的字樣。距離周原遺址很近的（弓魚）（合為一個字，讀作yú）國墓地，同樣出土了具有典型蜀文化特色的器物。

在西周時期，蜀究竟與中原地區有沒有交流？這種交流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是否有被證實？封面新聞記者邀請參與周原遺址發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良高進行解讀，他告訴記者：“很多人都以為蜀道是天塹，難以跨越，其實不是。從新石器文化時代，四川與關中可能就有聯絡了。這種聯絡到了周代更多。無論是從文獻、考古，還是從金文（鐫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上，我們都能看到。”

（弓魚）國出土青銅人像（圖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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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周原遺址出土的甲骨文出現“蜀”的字樣外，徐良高說，《尚書》中也明確記載了蜀與周的往來。根據《尚書·牧誓》記載，在周人伐商的決勝戰牧野之戰中，一共有八支來自其他國家的軍隊參與其中，它們分別是“庸、蜀、羌、微、髳、盧、彭、僰八國，皆蠻夷戎狄”。“蜀”位列其中。《華陽國志》對此也有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雖然此“蜀”是否四川盆地內的古蜀，一些學者另有見解，但是也有學者基於“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提出，“前歌後舞”或許就與蜀地的巫神文化有關，它的實質是一種威懾敵人的方式。由此，從側面證明，此“蜀”或是位於四川地區的古蜀。

“早期蜀文化的一支，可能跟周人關係比較好，就參加了伐商的戰爭。這些人被周安排或者自願選擇，定居到寶雞這個地方，距離周原非常近。因此這個地方出土了很多有著典型蜀文化特徵的文物，比如有兩個青銅人像，就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像很相近。”

這兩尊青銅人像出土的地方，就是周原遺址附近的（弓魚）國墓地。（弓魚）國墓地在陝西省寶雞市茹家莊，這裡是陝西的西南部，分隔四川與陝西的秦嶺北麓。而根據徐良高的介紹，在秦嶺有著多條古道，自古便是連線關中地區與蜀地的通道，例如褒斜道和子午道。

曾參與周人伐商決勝之戰

“褒斜之道，夏禹發之。”褒斜道因其北入口在眉縣斜谷口，南出口在漢中褒谷，故稱褒斜道。子午道出現時間稍晚一些，“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根據東漢的摩崖石刻《石門頌》的記載，當年漢高祖劉邦接受項羽之封，前往漢中時，經由的便是子午道。在徐良高看來，這也許就是當年蜀人出川，或是中原地區通往蜀中的一個途徑。

必備的交通條件增強了蜀與中原之間交流的可能性，徐良高說道：“（弓魚）國墓地屬於大範圍的王畿（周王直接控制區）範圍內，它出土的兵器如三角援銅戈，都可以看到很多有典型蜀文化特色的東西。很多人認為那是周與蜀地文化交流的典型，我也很贊同。”

褒斜道、子午道可能為出蜀通道

周原鳳雛建築基址發掘現場（受訪者供圖）

三星堆金杖（圖源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

（弓魚）國的“（弓魚）”，左邊一個“弓”，右邊一個“魚”，組成了一個合字。而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金杖上，同樣出現了魚以及類似於弓箭的造型。

三星堆金杖於1980年出土於三星堆一號祭祀坑，是目前已出土同時期金器中，體量最大的一件。金杖內部原本的木杖已經炭化，出土時僅存包裹木杖的金皮。在金杖的一端，有三組圖案，其中的兩組，均是兩背相對的鳥和魚，在鳥的頸部和魚的頭部疊壓著一支箭狀物。因為這樣的“巧合”，（弓魚）國墓地的主人被認為可能來自蜀地。

在（弓魚）國出土的青銅器上，明確地記載著，這位可能來自蜀地的（弓魚）伯，有著一名妻叫做“井姬”。根據文獻記載，井國是周朝姬姓諸侯之一，與周王室的關係密切。可以推斷，這是一名來自姬姓的周王室家族成員。

茹家莊墓地共有多座大型墓葬，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座，據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顯示，屬於（弓魚）伯。器物的形制顯示，其年代大約在穆王時期。這一座墓葬的東側，還有另外一座墓室，與（弓魚）伯墓葬屬於異穴合葬墓。在這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上，刻著“（弓魚）伯匄井姬用盂鍇”，大意為該器物由（弓魚）伯為井姬製作，可見該墓葬屬於（弓魚）伯的夫人井姬。

“弓”“魚”與三星堆遙相呼應

井國是周朝姬姓受封諸侯國之一，與周王室的關係密切。（弓魚）國與井國的通婚，或許也就體現了西周對各諸侯國的管理態度和方式。“如果我們承認（弓魚）國是蜀文化到北方，或者到關中的一支，那（弓魚）國墓地就是典型的姬姓與非姬姓聯姻的反映。這是更典型、更密切的聯絡。”徐良高這樣解釋（弓魚）伯與井姬聯姻背後的意義。

關於（弓魚）國的研究，還有很多的未解之謎。這一支神秘的部族，並沒有文獻的記載，所有的資訊都來自對出土文物的研究。（弓魚）國究竟是來自四川盆地的蜀地，還是來自漢中，至今沒有定論。但是（弓魚）國的存在，或許已經說明了蜀和周之間存在著文化交流，甚至是聯姻的關係。

“還有若干個遺址，比如陝西鳳縣龍口遺址中，既可以看到蜀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也可以看到周人的陶器。在這些遺址裡，我們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兩地文化溝通的脈絡。早期沒有太多的文獻記載，但是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我想以後會有越來越多、比較清楚的證據呈現，兩地的聯絡應該是存在的。”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或許能夠彌補我們對於先人的追尋和發問。這種不斷探尋的精神，是國人自古就有的。就像蜀道再難，也擋不住蜀人出川的決心；蜀道再險，也阻擋不了，溪流匯向中華文明之大河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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