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五霸的武裝力量規模是千乘之國，像魯衛陳蔡都是百乘之國，這種稱呼還有誇耀的意思，應該包括公室和私家，而且不可能全部投入戰鬥。戰國時代，大國誇耀武力都說控弦數萬，沒有說過十萬規模。

到六國將滅的時候數字滿天飛，一方面虛張聲勢威嚇敵人，另一方面走夜路吹口哨，給自己壯膽，已經是高燒不退，滿嘴胡話了。《史記》說到晉國600乘就感覺國力難以應付，一乘按100人粗略計算600乘也就是6萬人，五霸基本不可能維持千乘的常規兵力，戰國生產力又沒有飛速提高，不可能有那麼多常規兵力，要知道晉國三分後都是3個大國。

春秋戰國之交，戰爭性質由爭霸向兼併轉變，戰爭變得頻繁且持續時間越來越長，也越來越殘酷，各國之間的國防壓力陡增。以前的兵農合一、臨時動員的兵役制度，已經無法應對這樣的局面，建立專業化的常備軍成為必然，而經吳起的武卒制首開募兵制先河的魏國，也成為了戰國早期第一個超級強國，不但威震三晉，更是把秦國摁著打。

而戰爭的日益激烈，也刺激了戰爭技術和戰爭手段的快速發展。而戰爭技術和戰爭手段的發展，也使得專業士兵與臨時動員士兵的戰鬥力差距越來越大，在裝備以強弩/連弩、鐵製兵器為代表的新武器的職業士兵面前，以往那些“斬木為兵”的臨時動員農民，即便以十敵一，也難免被單方面屠殺的命運。

曹操以區區數千兵，“追黃巾至濟北。冬，受降卒三十萬，男女百萬餘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培養和武裝一個專業士兵的成本也水漲船高，而一個國家能夠投入戰爭的資源是有限的，具體來說，受生產率的限制，一個國家要維持全國人口日常消費和戰爭開支的能力是有極限的。在“斬木為兵”的時代，一個國家要做到全民皆兵並不難，但是在鐵甲、斬馬刀、火銃的時代，要武裝十萬部隊，都是一個恐怖的天文數字。

戰國時代是總體戰的時代，而且中華第一帝國的動員力是最強的，這是跟組織術有很大關係的，而且當時充斥著大量的短途運輸，跟修道有很大的關係。戰國前期的動員力也是不太夠的，三國後期，魏國的中央軍兵力可以到三十萬，這個跟經濟基礎有很大關係。魏國後期對於屯田制幾乎算是廢棄了，有大量農民脫產，魏國的總體兵力是可以達到六十萬。

而戰國時代秦國後期在動員力耗盡的情況下，達到六十萬是可以的。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早熟，讓他的作戰方式都早熟，是一種高度總體戰的形式，雖然有虛指，但是並不是以一為十。到了第二帝國時代的組織力下降得非常厲害，這是中華帝國體制的墮落，這是早熟的後遺症。而東漢末年的莊園經濟達到非常高的水平，有大量的逃戶躲到了地主的手下。吳國的動員力差跟其領兵復客制有很大的關係，兵源很有限。

三國實際人口肯定幾千萬是有的，只是因戰亂多數藏匿於豪強或者竄居於山林，政府控制不了，也就無法利用這些資源。馬匹當然是重要資源，但是兵源不是冷兵器時代的重要問題，而是從徵的後勤人員和在後方種田的農民才是戰爭的關鍵。三國時期編戶是記錄的，在後期舉凡不過二百萬戶，七百餘萬人，比漢盛世約八分之一，這也是一個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