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聖哲》

［德］卡爾·雅斯貝爾斯 著

傅佩榮 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軸心時代”的提出者、與海德格爾齊名的德國哲學家、“存在哲學”的代表人物雅斯貝爾斯，藉助歷史學的批評研究法，全方位、多角度地來呈現四大聖哲於歷史長河中的真實定位與影響力，令人耳目一新。

雅斯貝爾斯

>>內文選讀：

蘇格拉底是一位出身平凡的雅典公民，父親以石匠為業，母親為助產士。他靠著一點微薄的遺產以及雅典政府的公民津貼，節儉度日，尚可溫飽。他在服兵役期間，曾參與伯羅奔尼撒戰爭，也趕上在提洛與安菲波利斯舉行的同盟協商。隨後在輪值的政治義務中，他於公元前406年擔任議會主席，力主公平對待那些指揮阿金努塞戰役（Arginusenschlacht）的將領，而反對暴民處以死刑的要求。此外，他在政治及軍事兩方面，都不曾刻意尋求任何重要的職位。就一位哲學家的生涯而言，他的妻子克珊西帕沒有扮演什麼重要角色。

說來很有趣，我們知道蘇格拉底的相貌。他是第一位有血有肉站在我們面前的希臘哲學家。根據記載，蘇格拉底可謂其貌不揚：他兩眼突出，短鼻厚唇，腰圍粗巨，蹲在那裡活像一個大酒桶。但是他這種粗糙的體格，卻也頗耐風寒，能夠吃苦。

我們所認識的是中年時期的蘇格拉底，至於他青年時期的容貌就不得而知了。在他成長期間，適逢雅典經歷過希波戰爭 ，正邁向富強、繁榮、光輝的坦途。當他年近40時，爆發了為禍甚烈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他以英勇的表現而逐漸廣為人知。有關他的最早記載，是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在《雲》一劇中對他所做的調侃（公元前423 年）。然後他親眼見證了雅典的沒落與失敗（公元前405年）。到了70歲時，他被控以“不敬神”的罪名，公然受審，並被判處死刑。公元前 399 年，蘇格拉底在獄中飲鴆而死。

蘇格拉底之死

思想發展

蘇格拉底的思想發展只能從間接資料推知。他熟知安納撒哥拉（Anaxagoras）與阿奇勞斯（Archelaos）的自然哲學。他眼看著辯士學派（Sophistik）形成氣候，他本人也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他們的方法，但是這些思潮都無法使他滿足。自然哲學對一個人的靈魂毫無幫助；辯士學派實際上也往往把事情弄得問題重重，他們不是在建構一套新學說時出了紕漏，就是在批駁一切舊傳統時犯下錯誤。面對這些時代思潮， 蘇格拉底既未提出任何新奇的學說，也不主張任何完備的方法。

終於，時候到了，蘇格拉底面臨了轉折點。當他發現自然哲學對人類的真正問題毫不關心，也覺察出辯士學派在道德方面的墮落傾向時，他還不知道真理究竟是不是確定而獨特的。但是他在心中卻清楚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意識到自己將承擔一項神聖的任務。他像先知一樣，肯定自己所受的召喚，但不同於先知的是，他沒有任何真理要宣示。他不曾被神揀選以宣告神的旨意。他的使命，只是與眾人一起探討，探討那眾人皆有的、“自我”的真相。他的探討是毫不容情的，要揭穿一切隱秘。他對自我或一切事物都不預存信念，只是要求思考、質問、測試，然後再使人迴歸到他的自我。然而，人的自我只能存在於那屬於“真”與“善”的知識中，所以一個人若想真正成為自我，就須正視這些思考，並且心無旁騖地追隨真理的指引。

對  話

蘇格拉底生命中的基本部分，是由一連串的“對話”所構成的。他的談話物件包括工匠、政治家、藝術家、辯士，甚至娼妓。他像許多雅典人一樣，把時間花在街頭、市場、體育館或各種宴飲集會，與每個人都談話聊天。交談原是自由的雅典人的生活形態，現在則大異其趣，變成蘇格拉底踐行哲學思維的方法——他的談話挑動著、困擾著、壓迫著眾人內心最深處的靈魂。交談對於真理本身是必要的，因為真理的性質就是如此：它只有在一人與他人交談時才會展現。為了辨明真理，蘇格拉底需要眾人；他也深信眾人需要他，尤其是青年需要他。蘇格拉底有教無類。

不過，他所謂的教育並不是那種“以先知覺後知”的傳授行為，而是使人在相互溝通時返回自身，讓真理自動顯示出來。因此，他在交談中幫助年輕人，年輕人也幫助了他。他教他們如何在習以為常的事實中發現破綻，使他們產生困惑，逼著他們一再地去思考、去追究、去探討，不讓他們逃避那隨之而來的答案，最後，更使他們深信真理是團結眾人的不二法門。蘇格拉底辭世之後，柏拉圖（前 427—前347）繼志述事，並在寫作上發展出優美典雅的對話體裁。

蘇格拉底對辯士學派的抨擊，並不像柏拉圖那樣全面否定。蘇格拉底不集結黨派，也不大肆宣傳；他不妄意評斷，也不建立任何學派或組織。他沒有提出任何政治革新的綱領，或任何知識學說的系統。他不在任何公開場合或群眾集會上發抒卓見。“我一向與人個別談話，”他在《申辯篇》如此說，然後以反諷的口吻繼續解釋，“凡是專務於群眾演說的人對自己的生命是缺乏信心的，因此正直之士若想有片刻活於自己，最好還是與人個別交談。這個論證可以再深一層來看。無論政治的形式是民主的、貴族的或專制的，都無法憑藉政治上的手腕來拯救當時虛偽的時代風氣。任何改良措施都是空話，除非每一個人能夠自我教育，能以內在的覺悟喚醒潛存的真我，能夠即知即行、知德合一。只有先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

個人在城邦中固然應該成就功業，但是他的自我也非常重要。一個自主人格所顯示的特立獨行，一種真知灼見所引發的真正自由，是使人面對崇高神明的最後基礎。

生命內涵

若以哲學為某種“理論”，則蘇格拉底不是哲學家；若以希臘哲學史為一理論遞嬗的歷史，蘇格拉底亦毫無地位。探討蘇格拉底的意義在於：人必須認清自己的無知，並開始從事思想之旅。他深知理性的證明有其極限，但是在不斷質疑之下，這一極限的底基不僅屹立不搖，而且益發顯得光彩奪目。

蘇格拉底的生命底基就是“敬”。這個“敬”由三大信念組成：第一，他相信真理會顯示給那不斷質疑的人，只要坦承自己無知，就會獲知攸關生命的知識；第二，他信仰雅典諸神以及城邦之神聖性；第三，他深信自己所聽到的精靈之聲。以下次第申述。

第一，當美諾（Menon）在《柏拉圖對話錄》中，與蘇格拉底討論“何者為德”時，逐漸被逼入一個死角。美諾說：“早在我認識你以前，別人就曾坦白告訴我，你常自陷於懷疑而且使人陷於懷疑。如今你的作為就像以魔法困我，使我陷於迷離恍惚而束手無策。容我開個玩笑……你就像一隻遨遊海中扁平有電的黃貂魚，誰碰上了都要觸電……但是在雅典以外的城邦你若依舊我行我素的話，就難免不被視為魔術家而遭到逮捕的下場。”蘇格拉底也毫不示弱，回答說：“假使黃貂魚是因為自己麻痺才使得別人麻痺，那麼這個比擬頗為恰當。我並不是自己知道了答案，故意使別人暈眩困惑。事實上，我使別人感覺的困惑，也正是我自己所深感的困惑。”在相同的情況下，泰阿泰德也連稱大惑不解，而蘇格拉底回答他說：“這正是哲學之始。”

覺悟生自困惑。《美諾篇》用一個比喻來說明：某僮僕起初自信知道一個數學問題的答案；接著他陷入困境，發現自己的無知；經過一再追究，最後才獲知正確的解答。由此觀之，真理在對話中呈顯出來。對話的雙方雖未察覺，繞圈而行，但真理卻已存在，而且引導著雙方。

蘇格拉底希望大家都開始探索，並且對於自己的探索要有發現答案的信心。他在《泰阿泰德篇》以助產士接生來比喻這種做法。泰阿泰德不知道答案，也認為自己無法找到答案，他說，“但是我又無法擺脫這種探索的慾望”。蘇格拉底說：“這是分娩之前的陣痛，你即將生出胎兒。”然後繼續描述他與年輕人談話的方式。他像助產士一樣，能夠確知對方是否懷孕；他的方法能夠造成痛苦，也能平息痛苦；他也知道如何分辨真偽分娩。他承認自己毫無智慧，而那些控告他發問不休的人也沒有錯，因為“神命令我做接生的助產士，而不許我自己去分娩”。與他交談的人，最初的感覺只是更無知，但那是由於他們擺脫了以前的假知識。進而，“神若大發慈悲，他們就會突飛猛進……他們顯然不曾由我這裡學到任何東西……神與我只是幫助他們分娩而已”。

蘇格拉底並不傳授智慧，而是使別人去發現智慧，別人自以為有知，蘇格拉底卻使他覺悟自己的無知，然後引導他在自身中發現真知。在不可思議的深度中，他把過去已經知道而不曾察覺的知識重新組合起來。因此，每一個人都必須在自身中發現知識：知識並不是一種可以層層轉售的商品， 它只能得自覺悟。當它展現時，就像一個人回憶起早就認識的事物一樣。因此，在探討哲學時，無知並不礙事。辯士學派的說辭是：我只能探討那已知之事；我若已知，則無須探討；我若未知，亦無從探討。蘇格拉底卻以為：從事哲學思維是要探討我已知之事——但那是潛意識的已知，藏在模糊而古老的記憶中，現在我則要在當前的清明意識下去認識它。

蘇格拉底的質疑、駁斥、檢視都基於一項信念，就是：一個人只要坦誠思索，加上神的助佑，就必能尋獲真理。不過，這種思索不是考究字義的死功夫，而是出自最深根源的慎思明辨。這是蘇格拉底的第一信念。

第二，蘇格拉底信仰傳統的神祇；他向諸神獻祭，遵從德爾斐神殿所昭示的旨意，並參與宗教慶典。這種宗教訓諭希臘人不該做與不該求之事，並且賦予一切的希望與思索以意義；但是許多辯士卻淡漠視之或不屑一顧。

當然，人們也可以懷著虔敬之心，遵守教規，並在其中尋獲一切事物之根源。蘇格拉底正是如此。他憑藉著偉大自覺的“純真”，生活在一具備自明真理的傳統中；這種“純真”的基礎在於歷史，並且從存有深處不期然地湧現出來。當一個人的智慧還無法抉擇時，最好信從祖先的宗教，遵循城邦的法律。

蘇格拉底的一生與他父母之邦、與梭倫所立的城邦、與歷次希波戰爭、與伯里克利都有密切的關係。他所在的城邦是合法建成的，年代悠遠而迭經充擴，其立國基礎完全在於法律。因此，蘇格拉底對法律忠心耿耿。在阿金努塞戰役之後的大審中，他拒絕以投票來表決參戰將領的功過，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那是一種非法的程式。他拒絕逃獄，也是不願違背法律——即使那可能成為不義的圈套。他的態度始終堅定不移。三十僭主時期他被禁止街頭教學，民主式的議會又判處他死刑。蘇格拉底無黨無派，但他對於雅典城邦政治的歷史形式所塑成的法律觀念卻始終信守不渝。他與人個別交談，以自己的責任為絕對的責任，更以批判的態度檢視一切；他這種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像阿爾基比亞德（Alkibiades）那樣，把城邦視為個人野心的工具，更不會以武力來對抗他的父母之邦。他也不願意成為無根的世界公民。他從未想到要去國離鄉，像埃斯庫羅斯遷居到西西里、歐里庇得斯遷居到馬其頓，或像一些年老失意的人抱怨城邦虧待了他們。毫無疑問，他知道自己的存在與雅典密不可分。根據柏拉圖《申辯篇》所載，蘇格拉底被判有罪之後必須在放逐與死刑之間做一抉擇，他選擇了死刑：“以我這個年紀還要遠離家鄉，到處遷徙以終餘生，那是什麼樣的生活啊！”在《克里託篇》裡，蘇格拉底設想法律對他的質詢，字裡行間清楚顯示了他自己對法律的態度：是法律使他誕生在一個合法組成的家庭，使他成為雅典公民，也使他被父親撫養長大。他以拒絕離開雅典來證明他對法律的支援，寧可死亡也不願被放逐。他並不妄自尊大要與法律平等，而是承認自己有服從法律的義務。他必須遵從法官的判決，就像一個公民必須遵從城邦徵兵作戰的命令。他無權對父母惡言相向，也無權對城邦動手還擊——縱使他深信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蘇格拉底與辯士的相異之處即在於此。他的質疑無情而凌厲，使他表面看起來像是辯士學派的一員；而事實上，他從未背離自己的歷史根基，反而誠心接受城邦的法律，並且深入探索其意義。“我必須先肯定自己的立足點、自己的源起，這些是我不可須臾或離的。一旦捨棄了它們，我將墮入虛無。”

蘇格拉底具有令人難忘的特色：他的批評雖然徹底，但他從不吝於承認一個絕對的權威，就是所謂的真、善或理性。對他而言，這個權威代表一種絕對的責任。對誰負責任呢？ 他並不知道，但他多次談及諸神。無論那實際上是什麼，那是他所確定的基點，是他在遷化不已的世界中所緊緊掌握住的。

但是，當災難臨頭，當他受到不義的迫害、被自己的城邦處死時，他所堅持的原則是寧願受苦也不違背正義。蘇格拉底從未有過反叛城邦、敵對世界與違抗諸神的念頭。他從來不像神需要判決善惡一樣，去辨明罪惡的根源。他從容就義，既不反抗也無怨懟。他不因質問神明的正義而感覺失望， 也不對這個問題做任何令人寬慰的解答，而是鎮靜如恆地相信一個自明的正義。不論命運之神在世上如何分配利益，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秉持真理之道而活，這真理之道可在思想中闡明。凡是希望對於神、不朽及萬物的終局，要求一種保證、一種確知或一種信條的人，都無法從蘇格拉底處獲得答案。人生的基本要義，就是勇敢地活下去，有如確知“善”存在一般。無知之知一再引導我回到基點——在那兒，我就是我自己，因為我辨明瞭真的即是善的；在那兒我是否秉持真理而活，完全在於我自己的決定。

第三，至於在具體的個別情況中應該怎麼做，蘇格拉底認為不能一概由理性來決定。有時人需要神明的幫助，這幫助是指一種限制，超過這限制之外，人只能奉命行事。蘇格拉底談到他自幼年起就不斷有精靈在重要的時刻對他說話。這種聲音“總是禁止我而不是指令我，去做我正要做的事”。譬如說，這種聲音在他每次要從政時，都明說不準。至於那些離開他的學生想要與他恢復師生關係時，精靈則有的默許， 有的不準。當他受審時，這聲音卻完全沉寂，使他既覺奇怪又覺坦然。“我向來都有精靈之聲，無論對任何小事，只要是不該做的，它都會出而諫阻；如今擺在眼前的，是世人所公認最大的惡（判處死刑）忽然加於我身。今晨離家、來此法庭、發言陳述，精靈皆未有所禁阻……往常我若趨惡而背善，精靈必出而示警。”

（《申辯篇》）

他又說：“在我之前， 我很懷疑還有別人也受到這種警戒之聲的眷顧。”

（《國家篇》）

這聲音並不帶來知識，也不指示確定的行動，它只是說“不準”。它禁止蘇格拉底去說或去做任何可能產生罪惡後果的事情。蘇格拉底則奉命唯謹，亦不設法去了解那些禁令的意義。它不是某種客觀存在而無法交往的權威；它僅僅適用於蘇格拉底本人的行為，而不適用於別人的行為；蘇格拉底也不能呼求它來做任何判決，而只能被動地接受它的指示。

作者：卡爾·雅斯貝爾斯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