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孔子和他代表的儒學是中從漢代開始被歷代皇帝推崇的“國學”，為什麼呢，因為孔子說的話說到了統治者的心坎上，無論內心裡鳥不鳥孔子，但要治理好天下，離開孔子那一套真不行。
孔子被歷代統治者奉為經典的一句話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意思就是老百姓越傻、越好忽悠，一旦老百姓什麼都明白了，就要天下大亂、國不將國了。用兩個字概括的話就是“愚民”。愚民兩個字很抽象，怎麼做到愚民呢，具體點說就是禁書。
禁書的祖師爺非秦始皇莫屬，秦始皇雖然沒有多大學問，但卻深諳愚民之道，不但焚書而且坑儒，把寫書的腦袋也抹掉了，來個釜底抽薪。所以說秦始皇開了一個壞頭，讓中國從百家爭鳴進入一花獨放的時代。
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是禁書的高手，五代的時候皇帝禁書，天文學家的書不能看，老子莊子的書不能看。宋朝的時候皇帝把禁書發揚光大，凡是打仗的書不能看，怕人們學趙匡胤搞兵變，後來蘇軾、王安石的書不能看，怕人們變法。
到了明代朱棣上位後，反對派的書都是禁書，誰看了要被罰款的。
可見為了江山穩固，皇帝禁書是常態。禁書到了清代初期就不止是禁了，幾乎形同滅絕，對中華文化的滅絕程度不亞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破壞性百倍於清兵入關後的揚州大屠殺。
但大清的這場文化浩劫一直被好多別有用心的人或者不明真相的人所稱道，其主要原因就是大清的文化屠戮是以拯救文化的名義而進行的，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矇蔽了不少腦子進水的人。
為什麼是滿清而不是別的朝代？
因為第一，滿清當時是異族，他們沒有悠久歷史，沒有燦爛文化，統治一個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民族，他們心虛、自卑。
其二，因為他們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實行的暴政，面對的壓力非常大。那麼多的漢人就像一座大火山，隨時可能會噴發，滿清皇帝就像坐在火山口上。要想高枕無憂，必須把火種澆滅，而文化滅絕是最好的辦法。
為了屠殺更溫柔，為了不激起漢人的激烈反應，乾隆挖空心思，給屠殺取了個好聽的名字：搶救瀕臨滅絕的中國文化，全國動員，編纂《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纂修工作拉開帷幕，首先是對全國書籍進行大清查。乾隆的最高批示下發了，下發到縣一級官員，乾隆的指示說：以前的書太隨意了，作者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也沒有人審查，觀點錯誤的很多，立場問題也不小，肯定有政治錯誤的，這樣的書籍害人不淺，誤人子弟、影響民族團結。各級官員要堅定立場，保持清醒頭腦，對於這類垃圾書毫不客氣，一律銷燬，不得留下一本。
為了更好開展銷燬行動，乾隆還在各地設立舉報箱，對違規官員和私藏書籍的民眾嚴懲不貸。
最高批示下達後，全國開始毀書高潮，可銷可不銷的，一律燒掉，官員們誰也害怕丟了烏紗帽，索性把所有的古書能燒就都燒了，免得犯錯。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場轟轟烈烈的銷書運動中，表現最積極的都是漢人官員，他們的熱情超過了滿族官員，受到乾隆嘉獎。
湖南巡撫劉墉（就是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裡的劉羅鍋）也上奏，稱《樵史演義》“雖系小說殘書，於吳逆不乘名本朝，多應冒犯。應銷燬”。
1782年7月，江西巡撫郝碩奏繳12種書籍，其中包括以岳飛為主角的《精忠傳》和《說岳全傳》。
與那些漢族官員的賣身求榮相比，各地民間才子士紳對銷書運動進行了堅決抵制，抵制的規模遠遠大於當年大清的剃髮。因為剃髮是一種形式，而毀書則從靈魂毀滅；他們要麼冒著生命危險藏匿書籍，要麼冒死上書希望劊子手網開一面。對於各地的全國各地的抵抗行為，乾隆當然毫不手軟，進行堅決鎮壓，格殺勿論。
據不完全統計，在以編纂《四庫全書》為名而進行的文化浩劫中，各地因觸犯有關條律被殺頭的人達到數萬人之多，而實際人數遠遠高於這個數字。
即使那些為了毀滅自己文化而甘當奴才的漢人官員，在編纂中偶有一點失誤也會被處以極刑。《四庫全書》有個姓陸的負責總校對的官員，因“書有偽謬”，乾隆皇帝看了很生氣。
皇帝一生氣，後果很嚴重。這個老陸被革職下獄，後來殺頭抄家，責令其賠付《四庫全書》的裝訂費用十幾萬兩白銀。由此可見那些抵制銷書的人下場會多麼悲慘，不知道為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歌功頌德的人看了會作何感想。
《四庫全書》編纂過程持續19年，銷書運動也進行了十多年。這次大浩劫焚燬書籍無數，在此期間，清廷銷燬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十萬卷以上，沒有統計在內的不計其數。”其中以集部書佔多數，史部書籍亦“災情慘重”。
史學家吳晗曾稱：“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有人口口聲聲說乾隆是為了搶救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真的需要搶救嗎？那些真正好的書，是不需要搶救的。喜歡它的人哪怕是手抄也要把它傳下去的。60、70後們大都有過抄書的經歷，為什麼要抄，因為好看啊，平時想看也看不到啊。
張揚的《第二次握手》不就是你來我往被抄火的嗎？
反過來，不好的書，就是再怎麼搶救，終也會死去。就像乾隆自己創作的四萬多首詩，君可見流傳下幾首？
乾隆這皇帝老兒不懂得，人的軀體可以禁錮，人的思想是無法禁錮的，乾隆為之機關算盡的滿清江山也永遠做不到千秋萬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