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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之亂髮生的時候,梁王為什麼不一起造反?

漢朝初年,為防止各諸侯勢力過大危機天子安危,高祖劉邦不但對勞苦功高的八位異姓王痛下殺手,還立下了“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然而劉邦誅除異姓,在主觀上就是解除他們對自己劉氏政權的威脅。在誅除異姓王之後,又大封同姓王。不過新分封之同姓藩王在藩國內仍享有和過去相同的權力,導致劉邦滅異姓藩王的做法事實上意義並不大,漢朝中央與藩國的衝突仍然十分激烈。

藩國日益強大,在漢文帝時就有所警覺,但是畏懼諸侯的勢力,中央一時還沒有能力抵抗,等到漢景帝時期,諸侯國與中央的矛盾日益增大,需要有人站出來提出削藩,這個時候晁錯站了出來,得到了漢景帝的肯定,但是削藩詔書剛剛下達諸侯國,各個諸侯王紛紛起兵造反,打著誅殺晁錯,清君側的旗號。

諸侯國最大的是吳王劉濞,劉濞一直謹記著殺子之痛,漢景帝劉啟還是很小的時候,因為玩遊戲產生口角,大打出手,把劉濞的兒子砸死了。吳王劉濞一直懷恨在心,抓到如此的機會,他立馬聯合其他諸侯王起兵造反。

一夜之間動用了三十萬大軍,並且聯合楚、趙、濟南等六個諸侯國反叛朝廷,在各路諸侯的呼應下,叛軍一度勢如破竹舉兵向西,劍指長安。面對洶湧而來的七國大軍,西漢帝國的中央政權岌岌可危,漢景帝劉啟瞬間感覺亞歷山大,嚴重的政治危機即將爆發,這是有官員向景帝提出,只要除掉了晁錯,就能平息諸侯王的怒火,而七國的叛亂兵不血刃便可以平息。

一代忠臣晁錯被腰斬在長樂宮前,但是晁錯的死沒有停止諸侯國的反叛,吳王劉濞自封東帝,大肆的進攻長安。面對七王幾十萬大軍,漢景帝怎麼度過這次危機,在七王進軍的路線上,有一個重要的區域梁國,是進攻長安的必經之地,這個梁國是劉武的封底,劉武是漢文帝的次子,他是漢景帝劉啟的親弟弟,他也是唯一一個沒有反叛的諸侯王。

梁國位置險要,佔有著今天河南開封到山東泰安之間的廣袤領地,梁王劉武所在的睢陽,成為了國家命運的轉折點,對於七王叛軍而言,只要睢陽攻打下來,長安便可唾手可得。劉武本人是一個將才,也是一個政治家,他平時廣招賢士,對待封地的百姓愛護有加,自己封地的法律健全,賦稅徭役掌握得當,百姓安居樂業,此時面對幾十萬大軍的攻擊,劉武很是不安。

劉武一面向漢景帝告急,尋求援助,另一方面鼓舞百姓一起上城殺敵,睢陽孤城苦苦堅守幾個月,沒有一個百姓逃跑,死傷無數,劉武告訴他們堅持到最後一人,幾個月的拒守,使七王大軍糧草不濟,軍心渙散,沒有一點鬥志,本來就沒有凝聚力的叛軍瞬間瓦解,不少諸侯王已經提出退守領地,但是吳王劉濞深知,開弓沒有回頭箭,唯一要做的就是堅持,立馬各地去籌集糧草。

周亞夫向皇帝獻策用梁王軍隊拖住吳、楚主力,伺機切斷敵方補給,然後大軍擊敗叛亂,獲得了景帝的同意,劉武遂死守梁國都城睢陽,2個月後周亞夫徹底掃平叛軍,七國之亂宣告終結。

那麼劉武為什麼不一起謀反呢?要這麼賣力呢?

劉武之所以如此賣力地幫助皇帝哥哥,倒不是因為他倆兄弟情深,只是因為漢景帝劉啟曾許諾將皇位傳給劉武。

在漢景帝即位之初的一次家宴上,竇太后就曾逼著漢景帝立梁王劉武為儲君。竇太后這樣做一方面是出於對小兒子的疼愛,另一方面是出於對自己利益的考慮。如果劉武能繼承漢景帝的大統,那自己可以繼續當皇太后,可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漢景帝或許是出於安撫梁王和母親的目的,或許是出於假意答應的權宜之計,答應了竇太后的要求。但竇太后的如意算盤被她的侄子竇嬰給攪黃了。竇嬰向景帝敬酒,說景帝是酒後失言,不能算數,景帝也藉著這個臺階就把這件事情擱置了。為此,竇太后削除了竇嬰的門籍,可見竇太后對這件事情的重視程度。

戰亂平息後,竇太后又提起立梁王為儲君的老話題。漢景帝只好派袁盎去說服自己的母親。

袁盎以春秋時期宋國的真實事例提醒竇太后,儲君確立制度的朝令夕改會給國家帶來不可預想的災難。

中國封建社會傳承的制度主要有兩種,一個是“兄終弟及”,一個是“父死子繼”。商代是兩套制度並行的,而從周代起基本就確立了“父死子繼”的傳承製度。春秋戰國時期,有些諸侯國就是因為沒有明確確立儲君的原則和制度,結果使後代子孫互相殘殺,國力削弱,最後終於被淘汰。因此,立儲是國之根本。之前提到的竇嬰曾對立儲問題做過一個比喻。他說田野裡的兔子人人爭搶,人人皆可得,因為野兔子沒有主。市場裡的兔子就不同,明碼標價,無人爭搶,因為它有主。

最終袁盎用宋國五代相殘血淋淋的例子說服了竇太后放棄立梁王劉武為儲君的想法,但袁盎也同樣因此獲罪,被劉武派出的刺客暗殺了。

對袁盎的死,漢景帝極為震怒,一天內多次下詔逼梁王交出人犯。最後迫於壓力,劉武交出了替罪羊的人頭。自此之後,劉武再也沒有覬覦皇位的能力和資格了。

在劉武晚年的時候,儘管他已經不存奪位之心,但漢景帝對他還是心存芥蒂。劉武留在京城以便朝夕侍奉母親,也被景帝拒絕。不久,這位曾經在中國歷史上叱吒風雲的諸侯王病死,黯然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