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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為什麼要殺了李世民的兒子李隆基?他為什麼要殺李治?

大唐開元二十五年,被歷史冠之以“盛世”的開元盛世就像是熟透的水果般,由果香四溢開始漸生腐朽。不過彼時大唐盛世中的人們根本不會想到,短短十數年後的唐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就讓盛世繁華戛然而止,成為史書絕唱。

開元盛世是唐前期幾代君王畢生努力的結果,而這顆果實又在唐玄宗李隆基的手上徹底綻放出它的幽邃清香。如今千載光陰流逝,我們再提起這個偉大的王朝,那個偉大的盛世,也只能從當時人的詩文經典,或者人生境遇中窺得一二。

從盛唐到中唐,安史之亂驚碎了多少人的美夢,但這之中卻有一位被亂世成就的詩人——韋應物。提起韋應物,我們會想起他的《滁州西澗》,會想起他的《寄全椒山中道士》,但對於他的生平一無所知。可如果撥開歷史的煙塵滾滾,你會看到一個遠超你想象的韋應物。

以安史之亂為分界,前半生的韋應物高門顯貴,鮮衣怒馬,橫行長安,無所顧忌; 後半生的韋應物浪子回頭,潛心讀書,為官清廉,造福一方。而從鮮衣怒馬禍長安,到浪子回頭成詩豪,和其他詩人相比,韋應物更適合成為中唐的註腳。

提及李唐一朝,關隴門閥和氏族大家都是繞不開的話題。因為出身,多少寒門子弟即便足夠優秀,也沒辦法在唐朝的廟堂上爭得一席之地。

所以從出身上來講,韋應物是位一出生就已經落在寒門學子畢生也難以企及的終點上的幸運兒。《舊唐書》對於韋氏一族有過這樣的描述:議者雲自唐以來,氏族之盛,無逾於韋氏。韋氏一族人才輩出,但其中論及唐詩造詣,無人能出韋應物之右。

可是,前半生的韋應物跟唐詩並沒有半點關係,準確的來講,他跟好人也沒有半點相似之處。從天寶十年起,15歲的韋應物就因為家族蔭庇得以進入大唐的官僚體系,併成為唐玄宗的貼身侍衛。(即為三衛)

不過與其說是貼身侍衛,還不如說是陪著玄宗和楊貴妃日常逗笑的閒職。帶著聖上的恩寵和家族的蔭庇,年少氣盛的韋應物成了長安城人盡皆知的無賴流氓。

多年以後的大唐建中三年,已經47歲的韋應物在前往滁州赴任的路上,遇到兒時舊友。世事滄海橫流,韋翁老淚縱橫,他提筆寫下那首《逢楊開府》,詩中歷數自己年少時的荒唐事:從橫行霸道,到窩藏罪犯;從聚眾賭博,到夜出偷歡……此時的韋應物已經是中唐詩壇響噹噹的頂流人物,用他自己的話來講,那些曾經的荒唐事也就只有昔年舊友才知道了。(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裡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逢楊開府》)

鮮衣怒馬少年時,多少荒唐盡付笑談中。如果盛世大唐還能延續下去的話,詩壇上一定沒有韋應物的名字。但安史之亂的爆發,讓韋應物想要放浪形骸的人生追求化為泡影。

大詩人白居易曾在《長恨歌》中說:“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正是這從漁陽傳出的擂擂戰鼓聲,讓楊貴妃的霓裳羽衣曲一朝夢碎。大唐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安祿山率眾15萬從漁陽起兵造反,而後勢如破竹,先後攻陷洛陽,長安。唐玄宗倉皇出逃,楊貴妃身死馬嵬坡,大唐也開始由盛轉衰。

安史之亂毀掉了無數人的一生。

王維追求山水之樂,但長安淪陷時,投降受偽職成了他怎麼也洗不掉的汙點;杜甫輾轉半生歲月,但安史之亂的爆發,讓他畢生抱負化為泡影,仕途止於芝麻小官;對於韋應物來說,更是如此。

到處是兵荒馬亂,即便是天潢貴胄也會轉瞬淪為刀下鬼,更何況是韋應物呢?唐玄宗西狩出逃之後,負責逗趣玄宗的近侍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瞬間失去“鐵飯碗”的韋應物終於第一次開始審視自己的人生,二十年輕狂轉眼而過,年輕的韋應物習慣了混吃等死的日子,但當他發現金戈鐵馬震碎眼前繁華後,自己原來只是個一無所長,百無一用的廢物而已。

從天堂墜入地獄的結果一般都很極端,要麼從此一蹶不振,再無東山再起的機會;要麼靜心痛定思痛,開啟新的人生探索。

《史記·滑稽列傳》中曾言: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而從後世人送給韋應物“韋蘇州”這個稱號來看,他顯然是位隱匿江湖之間的鴻鵠,一朝青雲直上,凡鳥如何匹敵?

從唐肅宗乾元元年開始,那個橫霸長安街頭巷陌的無賴韋應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23歲才開始矢志讀書,浪子回頭的韋書生。史書上對於韋應物是如何痛改前非的經歷並沒有著墨,但韋應物顯然是個不可多得的讀書種子,當他真正將心交給聖賢書的時候,那些潛藏在他靈魂深處的意氣便噴薄而出。

“焚香掃地而坐”,就在這一日日的苦讀中,韋應物開始了自己的逆襲之旅。

曾經的痞氣就在這一日日的聖賢書裡逐漸被化去,千帆過盡,歸來的韋應物終於靠著自己的才能被君王賞識,重新迴歸大唐廟堂。

從23歲矢志讀書,到27歲出任洛陽丞,僅僅只是四年的時間,韋應物就徹底脫胎換骨,成為了造福一方的官員。

位卑未敢忘憂國。任誰也想不到,曾經魚肉百姓的無賴地痞,如今卻成了主持公道,為民請命的清官。世人驚歎於韋應物的轉變,但韋應物卻還在為自己蹉跎的前半生懊惱自責,更日日在擔心自己才幹不足的惶恐中度過。

從唐肅宗廣德二年起,到唐德宗貞元七年為止,近三十年的官場浮沉裡,韋應物更多的是外放的地方官,也正是在一次次的調任中,韋應物看到了掌權者看不到的江湖景象。

從盛唐到中唐,沒有人比韋應物更深切感受到其中的落差;從天子近侍到外放為官,沒有人比韋應物更清醒瞭解到帝國的沉痾。當自身的榮辱悲歡和家國的興衰更迭融合在一起的時候,韋應物成了人人稱讚的清官與詩豪。

心憂天下的人,往往心意難平。所以後世的范仲淹提筆寫下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就連同時代的白居易也在《琵琶行》裡夾帶了“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的惆悵。

但韋應物不一樣,韋應物的筆下全是空靈的山水和愜意的田園。早在韋應物尚未成名的時候,中唐詩壇領袖的白居易就在《與元九書》中盛讚韋應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甚至預測韋應物詩文後世必然推崇備至。(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

不僅僅是白居易,就連百年後的文豪蘇軾也感慨一句:樂天長短三千首,獨愛韋郎五字詩。由此足可見韋應物的詩文才華有多高了。

但這千百年後的名聲,於當時的韋應物又有何相干?他從七品的京兆府功曹開始做起,一路做到了從三品的蘇州刺史,期間勤懇為民,廉潔奉公,讓無數百姓銘刻在心。饒是如此,晚年的韋應物仍在給友人的信箋中,感慨自己才不配位,有愧百姓。(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

每日三省吾身,韋應物時刻沒有忘記聖人的教誨,而與此同時,韋應物的筆觸也到了官場之外的江湖。

大唐文人墨客無數,但論及寫雨景色,韋應物必然榜上有名。如果一定要給大唐春雨一個名字的話,我想《滁州西澗》應該是最好的註腳。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似乎什麼都未著墨,但千百年前的那一場急來春雨,已經穿透歷史的混沌,撲面而來。隔著密集如織的雨幕,我看到溪澗那邊,韋應物正撐著紙傘,靜靜看著水中的小船默然發呆。

還記得前兩年在網上大火的那首詩嗎?

“我有一壺酒,足以慰風塵。”其實這首詩的原作者就是韋應物,原句應當是“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風塵”。

千載歷史悠悠,韋應物早已隨著那場春雨長眠,就著一壺美酒,我們細細品讀韋應物留下的詩文。隨著美酒入喉,那些如畫的詩文便在我們眼前重演了。

那一刻,我們也在此天此地中,與韋應物相逢,並與他淺淺抿上一口美酒,道一句:久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