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遼代五京的形成過程，為契丹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契機

在契丹政權建立的初期，城市建設並沒有引起統治者的足夠重視，也沒有形成確切的都城地點和名稱。統治者熱衷於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地點進行巡遊和打獵，在繼承遊牧民族傳統遷徙行為習慣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四時捺缽”，客觀上為契丹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

五京的形成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並不是在短時間內形成的。從“西樓”到太祖時期修築上京，至太宗時期置“三京”，到興宗時期升雲州為西京，最終形成五京，這一過程歷經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和興宗七個時期，前後將近一百三十年。以時間為線索，五京的形成過程可以分為以下的三個階段：

一、從“西樓”時期到上京的修築

“西樓”亦稱“西樓邑”，形成於耶律阿保機時期，是契丹政權建立之初的一個重要發祥地。一般認為：“西樓”是契丹語“Si-la（Yi-la）”，即“迭剌（移剌）”的漢語音譯，最初是在唐代末年，由中原湧入契丹的廣大漢族流民對契丹族統治重心的迭剌部的一種稱呼。因此，雖稱其為“西樓”，卻並不能說明契丹曾在此興建過樓閣。陳述認為“西樓之地，縱或有樓，但名並非因樓起”。

上京的修築過程，唐王朝在天祐年間走向覆滅，隨之而來的便是各種政治勢力的崛起。天祐四年（907年），耶律阿保機在北方草原稱帝，即阿保機汗。世代以畜牧業為主要謀生手段的契丹民族在傳統遊牧思想的影響下，生存的流動性導致其對建城經驗嚴重缺乏，但是在對外擴張的背景下又不得不使其作出改變，最終“得燕人所教，乃為城郭宮室之制於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西樓邑的建立成為契丹族在建城方面的第一次嘗試。

上京的“草創”階段，始於神冊三年（918 年）。遼太祖於“（神冊三年二月）癸亥，城皇都，以禮部尚書康默記充版築使。”上京的首次擴建，始於天顯元年（926 年）。此次擴建發生在契丹勢力不斷擴張的背景之下，天顯元年，經過一年多的征伐（924 年 7 月-926 年 2 月），契丹滅掉了渤海國。上京的第二次擴建，主要集中在太宗天顯年間。天顯六年（931 年）九月，太宗下達詔令，“詔修京城”。這次擴建的重點在宮殿的修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建了昭德殿和宣政殿，並對後宮妃嬪的宮宅進行了擴建。這一時期，上京還出現了更多的寺院建築。

二、從上京到“三京”的發展

東京的設定與演變，遼代東京的位置大致位於今遼寧省遼陽市。而早在五代時期，遼東地區就已經屬於契丹的勢力範圍。東平郡作為東京遼陽府的前身，建立在原有的遼陽故城基礎之上，其形成經歷了五代時期到太祖神冊年間，而最初設定的目的是為了應對來自於東部渤海國的威脅，體現軍事防禦的作用和功能。

南京的確立與發展，在遼代五京的形成過程中，南京的最初所指並不是析津府，而是遼陽府。南京由遼陽府轉移到析津府的過程，與一個政治事件的發生有著直接的關係。

三、從“三京”到五京的確立

中京建立的背景及過程，從遼聖宗時期開始，遼代的社會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國力也得到了極大地提升。“聖宗初期至道宗中期，大約九十餘年，是遼國曆史上的極盛時期，也是契丹民族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

1004 年，宋、遼之間達成“澶淵之盟”。這個盟約的達成是雙方之間妥協的產物，也暗示著宋、遼之間實力對比的重大變化。在當時遼代軍事實力已經處於宋代之上的情況下，盟約的履行效果主要取決於遼國是否誠心守約。

西京的淵源與建立，西京大同府，在五代時被稱為雲州郡。938 年，石敬瑭獻幽雲十六州於遼之後，雲州被劃入遼國的版圖，成為其領土的一部分。由於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雲州郡歷來屬於兵家必爭之地，唐代曾在此設定大同軍節度使，主要針對北部草原地區進行軍事防禦。雲州歸屬遼代之初，並沒有引起統治者的足夠重視。後來伴隨著西部與遼國接壤的西夏政權的崛起，遼與西夏的戰爭使雲州郡的戰略地位被凸顯了出來。至此，遼代五京最終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