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1年，唐德宗貞元七年，一天，京師長安皇宮大殿上，皇帝與眾臣濟濟一堂，神情肅穆。奏言者慷慨激昂，聲震屋宇；未奏言者凝眸沉思，似欲反駁。若不細聽，還以為他們在爭議軍國重事呢。畢竟，“安史之亂”後，愈演愈烈的藩鎮、臣黨、宦禍、邊患、民變，已將繁華似錦的大唐弄得分崩離析、烏煙瘴氣。各地告急、求餉、求兵的文書，整天價雪片般飛向朝廷。頗為棘手的軍國重事，往往迫使皇帝與大臣們會聚大殿，徹夜論辯。不過，今天好像與往常不同：皇帝和重臣們不復往日常見的焦慮和無奈，反而顯得超脫，甚至是無聊；論辯者也少見重臣，反而是太常博士、吏部郎中等素常沒機會當殿陳奏的小臣；他們爭吵的，也不是什麼急報、警報，反而是“《詩》曰”、“《書》曰”等之乎者也。他們在爭辯什麼呢？

一、唐初皇家“始祖”的選擇

隋末，煬帝無道，群雄紛起。李淵趁機起兵反隋。618年五月，李淵稱帝，改國號為唐。武德七年（624年），唐陸續平定群雄，統一全國。隨著唐朝建國、統一，各項禮制也逐漸恢復、健全。其中，給皇室尋一“始祖”，成為唐初統治者亟需解決的事情。

本來，李淵若不稱帝，他這支的“始祖”，倒無需耗時費力去找尋，但既然稱帝了，就得鄭重其事。畢竟，秦漢以來，歷朝皇室相沿成習，都要給自己找一顯赫先祖，以證明天命有自，皇權神授。

出身寒微，憑軍功躋身上層，常被膏腴華族鄙視的李唐皇室，自卑心理實難消除。因而，李淵一度攀附當時北方漢族望族趙郡李氏。不過，相較皇家，趙郡李氏的分量有點輕。李淵轉而尊十六國中的西涼（400年—421年）建立者李暠

［hào］

為“始祖”。

或許嫌李暠還不夠顯赫，李淵索性追認春秋時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為李唐皇室“始祖”，而這也極有利於獲得當時興盛發達的道教對皇室的認可與支援。

二、唐太宗至唐玄宗“始祖”的確定

唐太宗或因老子年代久遠，譜系難稽，因此，他還是傾向以李暠為“始祖”。對此，房玄齡等皆無異議。于志寧卻以為，西涼國祚短暫，又僻居西北一隅，

“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

。爭論一番後，不了了之。

唐高宗不但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還將道教經典《老子》欽定為經書，與儒家經典一併作為科舉考試的科目。

自稱彌勒佛轉世的武則天以周代唐，尊崇佛教、貶低道教，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尊號也被蠲除。唐中宗復國後，恢復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尊號。唐玄宗正式確定老子為皇室“始祖”。

既然從高祖到玄宗，最終選定老子為皇室“始祖”。為何50多年後，朝廷又爆發了持續20多年的“太祖”之爭？如果仔細聽聽論辯者的發言，你會發現，他們爭辯的話題，和一百多年前的爭辯，其實不一樣。以往，君臣們論辯的是老子、李暠誰是皇室“始祖”；唐德宗時，群臣爭辯不休的，卻是舉行宗廟大祭時，被尊為宗廟“太祖”的李虎神主（牌位）朝向問題。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李淵稱帝時，雖循禮追尊祖父李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父親李昺［bǐng］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卻追尊高祖父李熙曰“宣簡公”，曾祖父李天賜曰“懿王”。直到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才分別追尊李熙、李天賜曰“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

李淵在世時，李熙、李天賜尚未出“五服”（四世祖以下），與皇室有血緣關係。因此，他們的神主（也就是牌位）得以供奉在皇家宗廟中。隨著高宗、中宗、玄宗等依次謝世，李熙、李天賜與皇室的血緣關係已終結，他們的神主也被依次移出皇家宗廟，安置於德明皇帝（被唐玄宗追認為皇室遠祖的皋陶的尊號）、興聖皇帝（李暠的尊號）廟中。

按禮制，舉行宗廟大祭禮（禘祭、祫祭）時，“太祖”神主應置於廟室正中尊位，面向南方；其餘子、孫諸神主，按昭、穆（“太祖”以下後世子孫，第一代稱昭，第二代稱穆，第三代稱昭，第四代稱穆，以下類推）次序，分別置於“太祖”神主左、右，向南依次排開，面向西（昭列）、東（穆列）。若“太祖”即“始祖”，神主陳設不會有爭議。可是，被尊為宗廟“太祖”的李虎，卻是“獻祖”李熙之孫，“懿祖”李天賜之子。大祭時，若將李虎神主置於最尊首位，那麼，“獻祖”李熙、“懿祖”李天賜的神主只能置於眾子、孫昭穆行列中，古人謂之“抑祖從孫”，亂了輩分，合禮卻不合情；若將“獻祖”李熙神主置於最尊首位，那麼，李虎宗廟“太祖”的尊號就名不副實，合情卻不合禮。從情？從禮？頗令君臣糾結萬分。爭議能持續20多年，癥結就在這裡。

早在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禮儀使於休烈或許想快刀斬亂麻解決此問題，索性建議將“獻祖”、“懿祖”的神主遷置它處，太祖李虎以下後世子孫，依昭穆依次序列。這一合禮卻不合情的方案雖被唐代宗採納，但群臣非議不斷。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太常博士陳京提議，應仿魏晉先例，將“獻祖”、“懿祖”神主置於德明、興聖二遠祖廟中。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大祭時，應

“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

也就是說還是要以獻祖李熙打頭。若“太祖”神靈有知，不會怪罪後人。為什麼？因為這樣做，恰恰可以體現出太祖

“屈己申孝，敬奉祖宗”

的智慧和胸襟！朝廷又採納其說。

顏真卿的建議，到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遭太常卿裴鬱、太子左庶子李嶸、吏部郎中柳冕等人抨擊。他們認為，應舍情取禮，恢復“太祖”東向之尊。韓愈則重申顏真卿孝道為先，抑禮從情之說；工部郎中張薦建議，乾脆將宗廟“太祖”尊位虛空，所有先帝神主，皆入昭穆次序中。司勳員外郎裴樞建議，在獻、懿二祖陵寢中修建石室，存放他們的神主。陳京則堅持他於建中二年提出的建議；京兆少尹韋武建議：袷祭（大合祭）時，

“以獻祖居於東向”

；禘祭（祭祖）時，以“太祖”居尊位。眾臣引經據典，爭辯不休，於是就上演了本文開篇的那一幕。

其實不光聽得片言碎語的隨侍們凌亂懵逼，唐德宗也是無所適從，因而一直拖宕到貞元十一年，才詔群臣平議。左司郎中陸淳建議採納陳京的建議，也就是將“獻祖”、“懿祖”神主置於德明、興聖二遠祖廟中。唐德宗

“依違未決”

，又拖到貞元十九年，唐德宗再飭臣僚博議。王紹、王權等援引《詩經》、《禮記》立論，才促使唐德宗最終裁定：正太祖景皇帝東向尊位，獻祖、懿祖神主祔祭於德明、興聖皇帝廟中。至此，斷續20多年的宗廟“太祖”禮儀之爭，才算勉強畫上了句號。

文史君說

在現代人看來，唐初戎馬倥傯，百廢待興；唐後期，藩鎮、宦官、黨爭、邊患、民變，將繁華似錦的大唐鬧得烏煙瘴氣、分崩離析。統治者不是應勵精圖治、奮發圖強，以恢復盛世為急務嗎？他們為何徒耗數十年時間、精力，汲汲於無聊、無謂的事呢？其實，按現代觀念來看無謂、無聊的事，對唐朝統治者而言，卻都是關乎禮教名分、皇權神授生死攸關的要務。對唐初皇室而言，無論是自稱趙郡或隴西李氏支脈，還是冒認老子為始祖，雖都縹緲無稽，卻既是

證實皇權神授、政權正統

屢用不爽的利器之一，更是出身寒微，卻硬要在門閥觀念強烈的時代，努力攀登權力金字塔尖的李唐皇室克服自卑心態、睥睨名門望族的手段。唐德宗年間皇家宗廟太祖神主朝向之爭，雖是情、禮衝突的反映，但更被統治者視為

強化孝道倫理，培養孝忠輿論

，強化因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而遭嚴重削弱的皇權，重建禮秩，維持唐朝統治的治世良藥。

參考文獻

（後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年。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日）戶崎哲彥：《唐代的禘祫論爭及其意義》，《咸寧師專學報》2001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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