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特別說明，對於中國人而言，我們都很難意識到，像基督教一樣，佛教本是個外來宗教了。它與中華文化及中國人全然相應。
▲圖：上海繁華街區中安然佇立的靜安寺
我們從小入寺燒香拜佛，並不會覺得是在拜印度人；我們熱情地參觀洛陽的龍門石窟和大同的雲岡石窟，大概也難以想到這些巍巍峨峨的佛像，連同“人”、觀念和技術都來自“遙遠的西方”。 可以說，佛教作為外來宗教，早已徹底在中國大地上生根，偉大的宗教融進了偉大的肌體，在因緣合力中和華夏文明固有的人生與藝術層面、思想與信仰世界打成一片，民族化、本土化、中國化，成為中華文明所化有的精神生活，在無常浮世中，顯出一派風日灑然與風流獨絕的風光。
為什麼會如此，我淺薄的看法，核心在於佛教本身就是普適性的，它不曾想過只侷限在印度一隅，也從來沒追求成為一種理論，它的眼光在於全天下，在於全人類，它宗旨和目的，在於救世，在於拯渡，所以無論在哪裡，它總能善巧適變？，成為和彼時彼地契合的佛教形式。
▲圖：當代佛教界網紅延參法師
而佛教本身的核心，在於佛、法、僧三寶。佛法僧三寶是佛教得以建立成為既成宗教的核心與根本，它們分別對應著信仰、思想、制度三大層面。所以，要討論“佛教中國化”的依據和表現，從這三者張望，顯然是最重要也最討巧的視角。
一，“佛”：主要供奉物件的中國式演變
印度原始佛教中，它的供奉物件，是以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為教祖、眾多佛菩薩拱衛的一個信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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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漢歸元寺中的五百羅漢。“數羅漢算命”幾乎是武漢人都玩過、而外地遊客必玩的遊戲
佛教入傳中國後，透過漢譯佛經、蓋寺建廟、講經傳道等形式，日益和中國傳統文化、民間風俗、宗教規則等融合，連它固有的供奉物件體系也日漸中國特色了，最大的表現，當然在於形成中國式的由佛本尊為主體、四大菩薩為主幹、還有羅漢、各種善神為護衛的供奉體系。
所以，無需舉大多例子，單單說我們進入大陸寺廟，就會發現裡面所供奉的和印度本土、南傳、日本、藏傳等寺廟的供奉多有不同。漢傳佛寺，凡規整的，多供奉釋迦牟尼佛、大迦葉與阿難兩大弟子、三世佛、四大金剛、西方三聖、華嚴三聖、五方五佛等，這是和印度佛教本來的供奉體系差異很大的。
▲圖：《西遊記》裡的唐三藏
一般而言，漢傳佛教寺廟中還有十八羅漢、護法韋馱，還有關公作為伽藍神，這些都是古印度和別國的佛教寺廟所沒有的。我見過很多鄉村佛寺，甚至連土地神、財神爺、太上老君什麼都應有盡有，簡直讓人疑惑這是否是世界宗教博覽會呢。
這些，完全是中國信眾對佛教的理解方式，不拘泥，生活化，實用主義局先。
二，“法”：經律論中的中國思想滲透
在印度等原始佛教中，對經律論的界定是非常嚴格的。簡單地說，就是信眾所學習的“經書”、“經論”、“戒律”，必須是以佛說為根本，其餘都不能“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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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雲居山真如禪寺僧眾的“出坡”勞作——這種自給自足的傳統是別國佛教所未有的
而到了中國，所謂“佛法”，廣義上實質也包含了歷代佛教學者、“祖師大德”所寫的佛學著作，包括像隋唐之際天台智者大師、禪宗慧能大師所傳述的的言行錄、演繹發揮，都算是”佛法”，甚至是可以與“佛說”等齊的“經”。如此，在符合“三法印”前提下，“佛法”的法門被無限擴發了，“佛法”本身也真正的不拘一格了。
而且，印度佛經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因為是梵文，必須翻譯成漢語。而這種翻譯，必然不得不借用中國固有的文字表述、思想概念來表達佛教意義，也因此，使得每一本漢語佛經，都不可避免地滲透著帶有中國文化氣息的與時代特色的理解。
比如，“道”、“理”、“心”、“性”等佛教核心關鍵詞，本就是中國文化特色感極強的詞彙，被佛教帶著中國化理解方式運用在了它的基本教義之中；在比如，我們看三國時譯出的《無量壽經》，裡面充斥著大量的諸如“忠”、“孝”、“禮”、“義”、“信”等儒家詞彙和概念，而當時乃至後世的中國人讀去，是如此的親切好理解，完全不會覺得是在讀“外國書”，原因就在於它不僅詞彙，其實連同思維表達都中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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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寺廟都在開辦的禪文化夏令營活動，以免費與義務的方式接引年輕一代親近傳統與佛教文化）
隋唐之際，中國化的各宗各派開始林立，開花散葉，並站穩腳跟，這更是標誌著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
三，“僧”：僧團、叢林、規章的中國化建制
佛與法是佛教內在的、理論的、思想層面上的表現，而僧團、叢林、規章等則是佛教在世間得以存續、發展的外部保障。
按印度原始佛教，僧人是靠乞食為生的，按照戒律他們不會參與勞作，也並不熱衷於建寺蓋廟經營土地等，他們的聚集也多是一種互助型群居，沒有形成規矩森嚴的叢林制度。
佛教入中國後，特別是唐代禪宗創立之後，以百丈懷海禪師等人制定前所未有的清規制度為標誌，中國佛教正式確立了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叢林制度，形成了獨具一格的修行與生活一體化的求道方式，並且有意識地將寺廟開闢而為新型的傳法中心，展開了與前不同的運營模式。
它的管理方式、修習方式、日常活動等甚至都是與傳統佛教戒律相沖突的——比如親自耕種、出租土地、乃至大開錢莊等，但是這些僧團、僧制、戒律的改良，完全是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環境和文化要求而對機隨處的。
可以說，正是機制上的這些改良，遂成歷史上的“機”，使得佛教由外來宗教的被動而轉為復通為一的文化主軸，與秩序的自覺，並從此開出了新運，徹底地“征服中國”，無論精神還是形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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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文殊院內的茶館
猶如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一般的自然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