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們的曉正談歷史又來了，今天起我們一起來分享歷史知識，也許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哦。

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法家是一個講究規則刑罰的學派，而且在法家的賞罰理論中，無論是“賞”，還是“罰”都要做足文章，都要把工作做到位，也只有如此，才能夠真正的將“刑罰之道”用好、用活、用夠、用足。

但是，想要掌握好“刑罰之道”並不是那麼容易的，而且，法家所謂的“刑罰”是用來平治天下的，換句話來講，就是要幫助君主建造一個集權的社會，歸根結底，“刑罰”還只是君主用來統領天下的一種手段，所以，既然想要將“刑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就必須要找到合適的方式和方法。

法家認為，君主要掌握“勢”、“術”、“法”才能治理天下

針對這個問題，法家給君主提供了三種方法，即所謂的“勢”、“術”、“法”，“勢”指的是權力、權勢，就是由權力和地位形成的統治力量；而“術”指的是統治人民和控制下屬的政治手段，也可以叫做是謀略或者是權術，“法”則指的是政策法令和規章制度，就是我們常說的法規、權能。

法家認為，這三種方式是保證君主能夠行使“賞罰之權”、“治國之權”的三大要素。但是，在這三大要素中，也分檔次———君主要想掌握好“刑罰之道”，要想真正地達到集權而平治天下的目的，那麼首先要取得權勢。

君主治理國家需要哪些先決條件？

也就是說，掌握天下大權並且要有威勢，那麼，權勢到底對國家的發展以及君主的統御之道，有哪些影響呢？為什麼說，君主想要集權就得首先擁有權勢呢？本篇文章，就來重點地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掌握權勢的君主，有著哪些治理國家的先決條件？並且來分析一下，權勢與法家的理念之間有哪些互為關聯的地方？

慎到主張勢治其實，勢、術、法，在戰國時代有過不同的爭論，就像趙國的慎到（祖上由山東遷居趙國），他就認為權勢更加重要，認為統治者只要有權勢，老百姓就會害怕，而百姓害怕就會遵守領導者訂立下的規則和制度，也就有利於約束他們的行為。

因此，只要掌握了權勢，掌握了能讓平民百姓害怕的力量，一個君主哪怕再怎麼蠢笨，也能管住聰明人，因為每個人都害怕承擔責任，每個人也都害怕失去利益，所以，要從人們擔憂和害怕的方面出手，達到統御臣下的目的，這一派在歷史上被叫做“勢派”，他們的主張被稱為是勢治。

申不害，主張術治而鄭國的申不害則更加傾向於術，也就是所謂的權術謀略。申不害認為，君王如果有謀略，那麼就能夠洞察臣子的動向，而當臣子知道自身的實際行動被君主掌握在內之後，就一定就會老實本分。

所以，君王有了權術，臣子就會畏懼，就誰都不敢耍心眼、耍滑頭，自然而然地，國家就會向著好的一面發展，而申不害在韓國的變法也是這樣的，這是戰國曆史上唯一的一次“術治變法”，他將陰謀權術體現的淋漓盡致。

而申不害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善於洞察人心的人，所以，申不害在世的時候，韓國確實達到了一種君王懂權術，臣子會畏懼的局面，韓國也在他改革期間迸發出了蓬勃向上的活力。

商鞅主張法治衛國的商鞅則主張法，認為政策法令和規章制度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國家只有有制度，人民群眾才有行為的標杆，生活才會有規矩，做事才會有規章，所以，他認為有了秩序才會穩定，這一派被稱為是法派，他們的主張也被叫作是法治，這一點在後來的商鞅變法當中有著具體的體現。

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趙國慎到主張的勢治也好，還是鄭國申不害的術治和衛國商鞅的法治也好，這三種理念幾乎是同時期出現的。

慎到生活在約公元前395年到公元前315年，商鞅是約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38年，申不害則是公元前385年到公元前337年，這三個人的三種代表學說，也幾乎是同一時間提出來的。

這就說明無論是勢治也好，還是術治、法治也好，它們本身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管用的，那麼，在這樣的局面當中，權勢又是如何脫穎而出，成為首先要達到的條件的呢？這就要從韓非將三種方式統一起來，形成完整的法家主張之後說起了。

韓非將三種方式統一起來，成為法家集大成者

慎到、商鞅、申不害，三個人的學說，都曾經引起過巨大的反響，尤其是申不害和商鞅，這兩個人的變法使得兩個國家（秦國、韓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雖說，商鞅成功而申不害失敗，但是，在申不害還在世時，韓國的發展前景還是非常明朗的。

此時的韓國，也曾一度以中原大國自居，積累下了不少的國家資源，其實，韓國後世之所以能夠一直位列戰國七雄之中，靠的也就是申不害變法期間積累下的國家財富，所以，三種方式其實各有各的道理，後來，韓非就將這三種學說統一了起來，形成了完整的法家主張，也正因如此，韓非成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韓非認為，一個君王首先要有權勢，然後還要有謀略和法規，只有這樣，他才能夠更好地統治天下、統治社會，也才能更好地行使作為一個君主的權利，坐穩至高無上的位置。

在《韓非子·難勢》一篇中，曾經有一個例子非常的生動形象，說飛龍和騰蛇為什麼能夠高高在上呢？因為它們可以騰雲駕霧，它們承載著雲霧才得以在天空中遨遊，但是如果一旦雲開霧散，騰蛇和飛龍掉到地上再無法飛騰，那麼，它們其實就跟蚯蚓和螞蟻沒什麼兩樣了。

而君主也是如此，君主為什麼能夠一呼百應、令行禁止呢？就是因為他們有權有勢，是權勢將他們帶到了一個萬人之上，無人之顛的位置，讓他們能夠君臨天下成為全天下人的首領。

而如果沒有了權勢，他還怎麼領導全天下的人呢？就像沒有了雲霧之後，騰蛇和飛龍又怎麼翱翔於天際呢？到了那個時候，大家就都是普通人了，又談何階級之分呢？所以，權勢是區分君主和臣子以及人民的關鍵，也正是因為有權勢的存在，君主才能夠稱之為君主，君主也才能夠掌握和控制臣民。

韓非強調權勢作用，淡化道德和才能作用

從這樣的觀念裡我們可以看到，韓非淡化了道德和才能的作用，這也是法家和儒家墨家這樣的學派最大的不同之處，無論是儒家的“仁愛”也好，還是墨家的“兼愛”也好，他們推崇的都是有德才兼備的人來坐天下的首領，而到了韓非這裡，什麼樣的人可以做君主呢？有權勢的人而並非是有道德和才能的人。

而這也就是權勢最大的作用，它可以讓君主治理天下形成一種體系，或者說，給君主找一個可靠的行為手段，讓訂立君主的標準不再是虛無縹緲的德才兼備，而成為了現實可以度量的權力。

這樣的想法可謂是非常的先進而且現實；因為在古代的權力傳承過程中，無德無才的人並非是不能做君主的，為什麼呢？因為對於當時的君主來講，他們採用的繼承方式是世襲制度，也就是一個家族來掌握整個天下，甚至這種繼承製度還有更苛刻的嫡長子繼承製，可是一個家族可能世世代代的嫡長子，都是德才兼備的人嗎？恐怕沒有這個可能。

所以，在世襲制度的繼承過程中，很多君主他們本身就不是飛龍，不是騰蛇，而是螞蟻和蚯蚓，也就是說他們本身就不是德才兼備的聖明之人。但問題是，哪怕如此，這些人也一樣是君主。

而實際上，不要說是世襲的君主，有的時候人民自己選舉的領導人，也不一定就靠得住，比如，現在一些透過民主制度而選舉上臺的候選人，能說他們德才兼備嗎？彷彿不能，這樣的人比比皆是，選舉之前說的比唱的都好聽，然而，一旦大權在握就會原形畢露。

但那又如何呢？哪怕當時人們知道了這個人並非德才兼備，但是，他也一樣可以呼風喚雨，所以，人世間的權勢確實可以把無德無才的人捧上高位，而無論是哪一種人，德才兼備也好，無德無才也罷，只要坐上了那個位置，也都冠冕堂皇、說一不二。

所以說，很多時候君主和領導人的品德以及才能並非是無所謂的，而是難以靠得住的。顯然，韓非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

韓非認為：法家目的是君主集權，條件是君主世襲

在當時，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人物的目的是君主集權，而集權的條件又在於君主世襲，這是當時的大環境決定，就連孔子那樣的聖人，也無法否定世襲制度，這說明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世襲制度是必然的。

我們沒有辦法像小國寡民，獨立自主的西方一樣實施直接民主，所以，韓非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是哪一種政策手段，都必須要建立在君主世襲的前提之下，包括集權也是這樣，可行的集權方式，一定是以世襲制度為前提條件的，既如此，權勢的作用就一定會比道德以及才能的作用更加強大。

因為，按照法家權勢的標準，君主德才兼備是錦上添花，而一旦君主無法做到德才兼備也不影響他權勢的使用，他一樣可以號召天下。

對於君主的選擇標準，法家與儒家、墨家不同

而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觀點，一旦君主無德無才，那麼，理論也就失去了實踐的條件，因為，他們都寄希望於君主的個人品質，一旦個人品質不行，那麼他們的那一套也就搞不成了，但法家哪怕君主沒有道德和才華，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所以，他們寄希望於君主的權勢和威力。

因此，法家的觀念是比儒家和墨家更加深刻的，他們並不像儒家和墨家一樣，給君主訂立一個自身的發展標誌，也就是說，不去講究君主自身的條件是怎樣的，都將君主當成是一個普通人來對待。

用韓非的話來講就是：既不看成是堯、舜那樣極為聖名的人，也不當作是桀、紂那樣極其殘暴的人，因為，無論是堯、舜也好，還是桀、紂也好，他們都是百年不遇的，多數在世襲制度當中繼承國家權力的君主，他們既沒有堯、舜做得那麼好，但同時也不像桀、紂做得那麼不好，更多的人只是平平常常的一個普通人。

想來也是，到如今，中國已經有上下5000年的歷史，在5000年的歷史長河當中，真正殘忍暴虐的人，又佔全部人當中的多少呢？所以，大部分人真的就是普通人，而這樣的普通人，他們想要治國齊家平天下靠什麼呢？靠德才嗎？不，他們並沒有那麼多才華，那既然如此要怎麼辦呢？就只能夠依靠權勢。

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韓非認為，君主想要集權而平天下，首先要有權勢的理論是正確的，因為權勢可以讓一個君主從自身的條件中跳脫出來，達到君主治天下。

因為有了權勢存在，君主治理天下也就有了一個固定而且有用的手段，哪怕這個君主並不是德才兼備的人，那麼，他也一樣可以有治理天下的方式，也就避免了當君主無德無才時群龍無首的尷尬局面，所以，法家的觀念是現實的。

當然，這樣的觀念自然也有它的弊端，因為無德無才的人，如果一旦有了權勢，自然就很容易將天下帶上彎路，這也是，為什麼封建社會需要在王朝更替的過程中，彌補自身制度缺陷的原因。

在韓非的理論當中，像桀紂那樣的人是少數的，但是少數卻不代表沒有，如果一旦出現一個這樣的人，而這樣的人又有權勢，那麼，天下自然會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韓非的理念必定也有弊端。

因此，韓非也從來沒說過，有了權勢就一定能治理好國家，他只是肯定權勢必定有用。其實想來也是，治理天下不可能是以“個例”為標準的，是不能夠因噎廢食的，因為害怕出現像“桀紂”那樣的人而一定要尋找像堯舜一樣的人來治理天下的方式並不恰當。

結尾

所以，法家理論先進的地方在於，它比儒家墨家的觀念更加的實際，而且更能夠延伸一個勢力的統治時間，維護更長時間的和平穩定，這一點，我們結合古代歷史的發展實際就可以看的出來。

一個王朝在發展的過程中，真正的明君也就那麼幾個人，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觀點，不是這樣的明君，不是德才兼備的人，就不應該擔任君主的位置，那麼，當這幾個人去世之後國家也就群龍無首了，當然，這樣的觀點能夠避免出現暴君，可是按照法家的理念，只要能夠好好利用權術，那麼普通人也可以治理天下，所以，這樣的理論可以支援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君主的統御之路。

當然，這樣的觀點有造就暴君的可能；就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正是因為這樣才有了王朝更替，因為君主掌握了權術，這就意味著，在君主治理天下的過程中是最大的話語權掌握著，所以，一些不具備才幹的君主，就有了胡作非為的可能，也正因如此，就出現了像秦二世、隋煬帝這樣的人。

或許，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根據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狀況來看，法家的做法是最為管用的，簡單地來講，利用法家的理念，可以更長時間的維持國家統治，畢竟像桀紂那樣的人是百年難得一遇，當然，一旦遇上一次，那必定也是家破人亡的局面，可是，中國人講究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維持國家統治這條道路上，法家的理念確實比儒家、墨家更加管用。

喜歡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說說自己的意見，我們一起來討論，分享自己的觀點，說的不對的也要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