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法家，猶如一對生死仇敵，思想主張上儒家崇德、法家重刑，儒家崇古、法家崇今，兩者天然對立，但鮮為人知的是，戰國時期的法家代表，多數都是師從大儒。

子夏堪稱孔子關門弟子，名列“孔門七十二賢”或“孔門十哲”，卻教出了二個法家弟子，即李悝、吳起。戰國中期的商鞅，郭沫若考證是李悝弟子，子夏的徒孫。將子夏視為“賤儒也”的荀子，一生最有名的兩個弟子是李斯與韓非子，而這兩人是戰國後期的法家代表。

可以說，儘管法家思想源遠流長，但戰國時期的法家人物與儒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這就不免讓人奇怪，儒法天然對立，為何戰國法家代表多數師從儒家？

殺氣騰騰的孔子

一直以來，儒家給人的印象是迂腐、柔弱、滿嘴仁義道德，但孔子倡導君子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招之即能上陣殺敵。在戰爭頻繁、“野人”出沒的春秋晚期，孔子一群人周遊列國，豈能只靠嘴上忽悠，豈能手無縛雞之力？更為可怕的是，在孔子思想中還有殺氣騰騰、嚴刑峻法的一面，不信且看以下二件事。

《春秋》的作者是孔子，這本書出現之後，就讓很多叛逆者坐立不安。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之所以懼怕《春秋》，肯定不是因為《春秋》會將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是在於《春秋》講述專政、崇王（周天子），字裡行間清晰地表達出了對亂臣賊子採用嚴刑峻法的思想，因而亂臣賊子才會害怕。清朝史學家章學誠評價：“申（申不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

《韓非子》中記載了一件事，談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認為量刑過重，但孔子認為：“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說到底，孔子贊同法辦棄灰於道者，漢朝時大儒劉向將之挪到了商鞅頭上，成為商鞅嚴刑峻法不得人心的罪狀之一。

在針對亂臣賊子時，孔子明確的是喊打喊殺，主張嚴刑峻法；在針對百姓時，他說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就是政令太寬容時百姓就會輕慢無禮，這時就要用嚴厲的禮法糾正，政令過於嚴厲時百姓可能凋殘不堪，就要用寬鬆的政令緩和他們，這符合孔子的“中庸思想”，讓百姓處於不寬不嚴的境地。可見，孔子主張恢復周禮、以仁治國不假，但並不一味地軟弱，如今人們印象中的“聖母”型別孔子思想，不過是後世儒家改造後的結果，並非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

與時俱進的子夏

儒家與法家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儒家崇古，希望恢復周禮，法家法今，追求與時俱進。以子夏的人生經歷來看，主張與時俱進的成分更多。

子夏非常聰明，常常因為獨到見解得到孔子讚揚，但孔子認為子夏在遵循仁和禮的方面有所不及，因而告誡子夏：“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所謂“小人儒”，就是指無遠大見識，只追求眼前小功利的儒者，細品一下，這是不是與儒家對法家的看法相類似？

事實上，孔子告誡子夏並未過於重視，在孔子去世後子夏不像顏回、曾參等人一樣嚴守孔子之道，他重點不再關注“克己復禮”，而是提出與時俱進的當世之政，一套延展儒家正統政治觀點的政治及歷史理論，因此子夏才會教出諸多法家弟子。

子夏擔任莒父縣令時，提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主張“做官取信於民，然後才能使民效勞”。想要取信於民，其手段就必然要與時俱進，否則如何取信於民？同時，取信於民時與使民效勞，不可能單純地依靠道德仁義，還需要一定的法令條文。

與此同時，在對待亂臣賊子上，子夏比孔子還要直接、還要殺氣騰騰。《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了子夏對《春秋》亂臣賊子的態度：“善持勢者，蚤絕奸之萌。”也就是說，《春秋》告訴我們，對於奸佞之徒必須斬草除根，以絕後患！

也就是說，子夏雖然是孔門大儒，但他既繼承了孔子又有所發展，所以子夏才會教出田子方、段幹木、禽滑釐（後來專為墨家）這樣的儒家門徒，又教出李悝、吳起這樣的法家改革者。

人性本惡的荀子

荀子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對各家都有所批評，唯獨推崇孔子的思想，認為是最好的治國理念，故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特別著重的繼承了孔子的“外王學”。但在思想上，卻又提出了諸多利於法家的觀點，比如以下三條：

首先，人心本惡說。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因為人性本善，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堯舜之與桀蹠，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惡，後天的賢愚不肖的差別是由於“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而性本惡是法家的理論基礎。

其次，隆禮重法說。對禮法、王霸之爭，荀子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認為禮法並舉、王霸統一，但禮高於法，禮為法之大本，“法治”為“暴察之威”，“禮治”為“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極也不過為“霸”，而不能成“王”，禮義才是立法的精神。

第三，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說。荀子認為“先王”的時代久遠，事蹟簡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謂“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就是“法先王”必須透過“法后王”的途徑才能實現，這無疑與儒家崇古相矛盾。

說到底，荀子認可孔子的禮治、王道等理論，但在實現方式上卻有不同看法，反而與法家更為接近。這樣的荀子，教出李斯、韓非子等幾個法家弟子似乎並不值得奇怪。

對於儒家與法家的關係，郭沫若一語道破：“前期法家淵源於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禮儀制度）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儒法看起來差別很大，實際上兩者內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因此子夏、荀子等人教出法家弟子也就不奇怪了。

參考資料：《春秋》、《韓非子》、《史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