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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亞:面對中美洲殘酷的歷史與現實,用“笑”來抵禦精神錯亂

2012年3月,薩爾瓦多作家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和瓜地馬拉作家羅德里格·雷耶·羅薩一同赴阿根廷濱江港口城市羅薩里奧參加一次文學活動,兩人來到一家酒吧,邊喝酒邊談論中美洲時局。突然間,外面人行道上傳來幾聲槍響,原來就在幾米開外正發生一起銀行搶劫,劫匪在企圖逃脫時開槍,造成一死數傷。

那幾天瓜地馬拉裔美國小說家弗朗西斯科·高德曼正在阿根廷另一座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活動。一年後他在與雷耶·羅薩的一次對談中再次提起這個插曲,雷耶·羅薩回憶說,當時身邊所有人都在告訴他們,羅薩里奧是個很安全的城市,極少發生這種暴力事件。於是,在很多認識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和雷耶·羅薩的人當中,阿根廷那件事就成了一件用來打趣他們的談資,說兩個像他們一樣的中美洲作家一起旅行,走到哪裡,就會給哪裡帶來暴力。

《錯亂》,

作者: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譯者:張婷婷,版本:後浪|花城出版社 2022年5月

“我生活在一個暴戾的現實中”

構成外界對中美洲主流印象的幾個關鍵詞中,“暴力”極大機率居前三位。截止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左翼反叛組織與軍政府之間持續數十年的武裝對抗終於在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瓜地馬拉三個中美洲國家相繼落下帷幕。然而和平並未隨著戰爭的結束到來,中美洲至今依然是全球暴力現象最集中的地區之一。莫亞好友、薩爾瓦多作家米蓋爾·韋索·米克斯特曾用三個V開頭的詞形容薩爾瓦多當代社會:暴力(violenta)、邪惡(vil)、空洞(vacía)。據他的描述,大大小小的犯罪幫派像病毒一樣在最貧窮的街區蔓延,而這些黑幫團體的淵源可直接追溯到二十世紀末內戰期間,軍政府用以鎮壓民間反叛力量所培養的暗殺小組。數十年來,從造成近八萬人死亡的內戰,到搶劫、綁架和兇殺充斥國民日常生活的戰後時期,暴力始終是人們解決分歧的最常用手段,並漸漸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2004年5月,馬德里美洲之家舉辦中美洲文學研討會,莫亞受邀出席,發表演講。演講中,他引述薩爾瓦多已逝詩人羅格·達爾頓曾形容同胞的話“我們並非出生自一粒種子,或一顆卵子,而是一個膿包”,說:“如果達爾頓還活著,如果他目睹並參與了內戰,在某本書或某首詩中,他一定還會說出,我們也是一場大屠殺的產物。”實際上,雖然達爾頓在薩爾瓦多內戰開始之前就已經被殺,因此沒有經歷這場持續整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型屠殺,但他在一首題為《我們》(Todos)的詩中記錄了史書上著名的1932年大屠殺,一場造成三萬起義農民死亡的殘酷鎮壓,並在詩中一遍遍重複著,“我們都是1932年的子孫”,意指那道歷史的傷疤不可逆轉地重塑了薩爾瓦多國民的集體記憶。1932年的農民起義鎮壓、1980年內戰的開啟、1992年戰爭雙方簽署和平協議後,民主轉型的失敗與暴力的返歸等,構成了包括莫亞在內的戰後一代作家難以迴避的歷史。

在一篇討論拉美文學與政治的文章中,莫亞表達了自己對“政治小說作家”“暴力小說作家”這類過度簡化標籤的抗拒,但同時坦言暴力元素的確充斥著他的寫作。然而他強調,那並不是因為他以書寫暴力為目的,而是因為政治與社會暴力存在於作家本人不得不呼吸的空氣之中,構成其個人及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是他必須面對的日常現實和難以超脫於外的存在處境。

雖然親歷中美洲社會最動盪、最悲劇頻發的歷史階段之一,莫亞的寫作並不悲情。恰恰相反,他的小說語言多粗糲而毫無矯飾,口語化特徵鮮明,筆下的人物則常常玩世不恭甚至道德敗壞,或犬儒或憤怒,字裡行間容不下一絲溫情。他的作品時常讓人感覺,這位作家就是為了冒犯讀者、冒犯這個世界而寫作似的。他在2011到2016年間寫下的《艾奧瓦筆記》中有這麼一句,可謂其寫作風格的精準映照:“只有在憤怒驅使下寫出來的東西才是值得留存的;一旦有溫情浮現,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在另一個場合,他這樣解釋自己的語言風格:“我生活在一個暴戾的現實中,一個粗糙、醜陋的現實,在那裡,犯罪被奉為最高價值,整個社會被人類最惡劣的天性支配著……我需要找到一種能夠傳遞出這樣一種現實的寫作風格。因此,我就不可能採取,比如,貢戈拉那種誇飾文體,或者巴洛克式的文風,來講述一個人如何腦袋連中好幾顆子彈這一類事,因為它在現實中就是:砰、砰、砰,完了。就這樣。”

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莫亞並不將暴力簡單呈現為外在於個體的社會力量,將二者描繪為一種加害與受害的二元對立關係,而是將暴力嵌入人物的內在狀態,揭示出人性中始終在抵抗文明馴化的頑固部分。2018年10月,在接受《艾奧瓦文學》雜誌主編的採訪時,他說:“暴力是人與生俱來的一部分傾向,而文明就是掌控它、為它另尋出口的一個過程。我來自一個暴力仍有待於被文明馴服的地方,在那裡,作為暴力最嚴重表現形式之一的兇殺行為層出不窮,屢見不鮮。作為一個虛構文學的創作者……描述暴力本身從來不是我的目的,我感興趣的是挖掘人的內心,深入其中去觀察人類對暴力的熱情是如何一點點升騰。”藉由這段話,讀者可以進一步理解莫亞對“暴力小說”這類標籤的排斥。與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擅長書寫其他主題的作家一樣,他所欲探究的都是人性,關切的也都是人普遍的存在處境。簡言之,暴力構成了莫亞等中美洲當代作家的創作土壤,而非創作目的。

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1957— )薩爾瓦多作家,曾在墨西哥及瓜地馬拉的新聞機構、雜誌社和報社擔任編輯二十餘年,現在美國艾奧瓦大學西葡語系講授創意寫作。代表作品包括《錯亂》《噁心:托馬斯·伯恩哈德在聖薩爾瓦多》《記憶暴君》《歸國夢》《鏡中的女惡魔》《與蛇共舞》等。

用幽默對抗、消解暴力

莫亞處理暴力的姿態往往不是憤怒的控訴,而是幽默的對抗及消解。一方面,就作家本人的成長環境和社會背景言之,幽默感是長期處於危險境遇中而漸漸發展出來的一種自我保護心理機制。前文提到莫亞在馬德里美洲之家文學論壇上的演講,在“我們也是一場大屠殺的產物”這句之後,他緊接著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平時如此熱衷於開玩笑。我們用笑來抵禦精神錯亂。”

小說《錯亂》(Insensatez,2004)的開頭第一句就是“我的腦子缺了一塊”,同樣一句話在第一章中重複數次。它不僅精準而凝練地呈現出一位瑪雅村民,在目睹自己四個年幼的兒女被政府軍用屠刀砍殺、妻子被凌辱並殺害之後所遭受的精神創傷,也被敘事者“我”拿來描述自己在校對這些寫滿血淚的原住民口述資料過程中,愈發趨向神經錯亂甚至瘋癲的狀態。整部小說從頭到尾,敘事者始終與自己所閱讀的原住民苦難歷史保持疏離的狀態,而這種疏離很大一部分就是透過黑色幽默和對一切道德立場的鄙夷與嘲諷來維持的。正如莫亞在演講中所說,“我們用笑來抵禦精神錯亂”,這部為其贏得巨大聲譽的小說代表性地體現了他筆下暴力與幽默兩大元素是如何相互交錯、相互作用。

波拉尼奧對莫亞的幽默與諷刺技法評價甚高。前者的文集《括號之間》(Entre paréntesis, 2004),收錄有一篇對莫亞四部小說的評論,其中包括1997年出版的《噁心》(El asco)。這部小說的副標題為《托馬斯·伯恩哈德在聖薩爾瓦多》。奧地利小說家托馬斯·伯恩哈德擅長塑造憤世嫉俗、離經叛道的人物形象,《噁心》的主人公也正如伯恩哈德小說中尖銳犀利、言辭激烈的人物一樣,對薩爾瓦多社會及國民性極盡挖苦諷刺。然而,許多薩爾瓦多人無法容忍自己的祖國遭受如此無情的嘲諷和抨擊,小說發表不久,作家就收到了死亡威脅,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波拉尼奧評價《噁心》為莫亞“最黑暗、也可能是最優秀的一部作品”(注:從波拉尼奧去世的2003年至今,莫亞又發表了包括《錯亂》在內的六部長篇小說),並將其令民族主義者難以忍受這一特徵視作該書最大的優點之一。“他那尖酸的幽默讓人想到巴斯特·基頓的電影,威力足以如一顆定時炸彈一般令愚蠢的人瞬時陷入荷爾蒙失衡,繼而不可抑制地想把作者吊在公共廣場上。而實際上,對於一個真正的寫作者來說,我實在想象不出還能有什麼比這更高的榮譽。”

除了是一種具體社會語境下的心理防禦機制,幽默與諷刺也作為特定文學傳統的一部分被莫亞有意識地承襲。他於2010年底發表一篇題為《反叛的幽默》(Del humor subversivo)的文章,紀念對自己政治立場與小說寫作風格影響至深的羅格·達爾頓。在莫亞看來,達爾頓生前在許多詩作中傳遞出的活潑而叛逆的幽默感、對政壇文壇各路裝腔作勢者的辛辣諷刺以及文學形式方面藐視傳統的先鋒性探索,是他留給拉美當代文壇的可貴遺產。

當代作家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打破文學爆炸時期留下的偶像崇拜。莫亞本人在作品中就曾數次調侃代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文壇諸聖的“魔幻現實主義”。比如在《錯亂》的第六章中,敘事者發揮天馬行空的想象,將一個記錄在原住民口述報告中的悲慘事件,改編成一則關於一個不甘心的幽魂如何回到人間四處飄蕩的虛構故事,講完補充了一句:“看,魔幻現實主義那套把戲我也不是不會嘛。”在另一部2003發表的小說《放逐》(Donde no estén ustedes)中,作為魔幻現實主義重要象徵的馬孔多,搖身一變成了一座妓院。男主人公之一非常熱衷於造訪這座遠近聞名的妓院,在那裡找到了一位實際只有十四歲卻宣稱自己十八歲的妓女。他手頭有一筆閒錢,莫亞寫道:“迫不及待地要花在馬孔多里,他那個自稱十八歲的十四歲小妞,正張開雙腿、直挺挺躺在那等著他呢。反正只要有錢拿,誰去上她都無所謂。”2019年8月底,筆者去艾奧瓦城拜訪莫亞,交談過程中,我問起他對魔幻現實主義的看法,他就講起這段小說情節,算是對我的回答。必須承認,我當時聽完沒忍住,立刻大笑了出來。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拉美文學爆炸現象的發生,背後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出版市場的大力推動,因此,除去文學自身的繁榮,該現象同時也是一場巨大的商業成功。許多跟莫亞同時代的作家,與他共享對過去幾十年拉美主流文壇的不滿。同樣出生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波拉尼奧,在2002年寫給莫亞的一封信中說道:“這腐臭的私人會所裡結滿蛛網,由巴爾加斯·略薩、加西亞·馬爾克斯、富恩特斯以及其他翼龍們所把持。”(注:譯句來自康慨《“波拉尼奧狂潮”:一個庸俗的神話》,東方早報,2011年12月3日)從誕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助力拉美文學享譽世界的魔幻傳奇小鎮馬孔多,到後爆炸一代作家作品中腐敗墮落且暴力頻發的當代瓜地馬拉城、聖薩爾瓦多、墨西哥城,這個轉變背後不僅有時代的差異,同時也是不同文學觀念和風格的碰撞。相信拉美爆炸一代與後爆炸一代在文學理念上的對比,會為長久盤踞在世界文學史上的諸多議題,例如“現代主義還是現實主義?”“藝術自治還是民族寓言?”等,提供一些頗具啟發性的視角和迴應。

妄想和多疑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幽默之外,暴力和恐懼所觸發的另一個心理機制就是多疑、偏執和妄想(paranoia)。因此偏執妄想、疑神疑鬼成為包括莫亞在內的當代中美洲作家筆下常出現的另一個元素。在該心理特徵的驅使下,人物常常陷入神經高度緊張的狀態;表現在文學形式上,就是大篇幅的第一人稱獨白。《錯亂》就大量使用了這種體現人物高強度思緒湧動與迴旋的敘事手法。在2018年5月BBC國際新聞頻道一次採訪中,莫亞解釋說,在兇殺案如此密集的中美洲社會,妄想和多疑早已成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活得如履薄冰,無論到哪裡都時刻警惕,不惜誇大陷入危險的可能性,而這是他們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下不得不發展出來的求生本能。莫亞將當代中美洲社會這一部分現實幻化成特定的小說敘述風格,在他的筆下,人物常患有嚴重的被迫害妄想症,總是懷疑自己被監視、被跟蹤,世界與自我因而同時變得愈發扭曲、陌生,直至精神錯亂。

鏡子裡的魔鬼是莫亞作品中最常見的意象之一,他在多部小說中一遍遍呈現這樣一幅恐怖的場景:主人公望向鏡子中的自己,卻發現那裡面是一張完全陌生的臉。《錯亂》後半部分中就出現了這個情節。他2000年出版的小說,更是被直接命名為《鏡子中的魔鬼》(La diabla en el espejo)。莫亞數部小說中的主人公都處於精神分裂和崩潰的邊緣,虛無、恐懼、無所依託。為了重建意義與信仰,重新確立自我身份,他們常常對自己的內心展開神經質般的挖掘與剖析。而這趟內省之旅的終點,並不是靈魂的修復、療愈與重建,而是鏡子中那張陌生人的面孔,即自我的破碎、摧毀,或缺席。西班牙知名文學評論家伊格納西奧·埃切瓦里亞曾這樣解析莫亞的風格:

“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的激進並不在於他願意頻繁又深刻地袒露自我。相反,他袒露自身的目的,恰恰只是為了將自我打破,使其坍塌、解體。”

PS:本文為作者張婷婷《聚焦:中美洲當代文學漫談》一文的部分內容,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張婷婷

編輯/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