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來，一度滿屏皆是清宮劇，“皇阿瑪”、“皇阿哥”、“格格”、“奴才”等稱呼不絕於耳，讓人不由感慨清朝未亡，還活在熒屏中，還活在21世紀，還活在人們心目中。在眾多清宮劇中，聖君賢臣，家國情懷，兒女情長，一幅煌煌大清、繁榮昌盛的盛世圖景躍然熒屏之上。
但我們都知道，熒屏中君聖臣賢的盛世大清並不存在，事實上乾隆之後不久中國迎來百年屈辱，一段讓人不忍回想不堪回首的歷史，一直持續到新中國建立。其中，辛亥革命清朝滅亡之後，中國迎來殘酷的軍閥割據與混戰，期間也損失了不少疆土，於是這讓不少人回顧百年屈辱史時，不由地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清朝沒有滅亡時，還能保持一個完整中央政府，還能保持領土完整，因此如果清朝不亡、沒有發生辛亥革命，在清廷的領導下，中國局勢不會變差，不會出現民國軍閥割據，領土不會遭到損失。那麼，事實真是如此嗎？其實，清末局面早已給出了答案！
欲要探究這一話題，首先需要從清朝地方督撫權力變化說起。
清朝初期，實行的是督撫制度，即總督與巡撫掌管地方大權，與六部一個級別，但由於督撫權力過大，為了牽制督撫，於是又設定了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掌管官員考核與財政，直接隸屬於吏部與戶部，按察使掌管刑法，直接隸屬於刑部，兩者分割督撫權力，但都不屬於督撫屬官。因此，地方沒有財權，沒有財權就沒有後勤，自然就無法舉兵造反。
與此同時，地方總督是最高行政首腦，統帥本省文武軍民，但同時中央又在各省設定了藩、臬、將軍等官職，分別直接對中央六部負責，以此分化督撫權力防止督撫坐大。因此，地方督撫也沒有足夠的兵權，基本不可能擁兵自立或謀反，除非地方相關官員全都與他一條心。
因此，在清朝中前期，中央政府對全國的軍事、政治、財政等都是直接控制，各省督撫完全聽命於朝廷，沒有獨立的軍權和財權。但太平天國運動後，八旗軍與綠營不堪重用，光靠滿蒙勢力已經無法維持統治，於是咸豐三年下旨允許組織地方武裝——團練，“自募勇營”以自保，以此來遏制太平天國。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地方督撫逐漸掌握了軍權、財權，擴大了人事權，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獨立王國”。
對任何一個王朝而言，團練都是一劑美味的毒藥，或許可以鎮壓叛亂勢力，但之後容易尾大不掉，清朝團練就是如此。
清朝士兵的胸前衣服上，寫“兵”字的屬於正規軍，一般是指綠營，寫“勇”字的是清末才出現的團練，是僱傭性質的半常備武裝，有事招募，事畢遣散，集則為勇，散則為民，半兵半農的性質，曾國藩的湘軍就是勇營性質的武裝。
隨著湘軍的興起，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也倒逼清朝軍事制度的改變。曾國藩總結湘軍特點是：“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為遙制。”其中的“不為遙制”就是不能遠端控制，連統帥、大帥都不能遙制，更別說朝廷了。為了更加有效地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將大批軍事將領授予總督巡撫之職，而督撫直接統領當時最能打的勇營，也就實際上掌握了部分軍權。後來，朝廷還給了督撫節制綠營的權力，讓督撫手中的軍權進一步變大。
總之，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李續宜等漢人武裝集團迅速崛起，尤其是湘軍制度很快就代替了綠營制度，將帥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部的世兵制。與現代不同，古代是誰招募往往聽誰的，因此朝廷兵部很快就只擁有名義上的調兵權，實際調兵權歸於地方官員。到了光緒末年，清廷更是一兵一卒全都要依仗地方督撫，比如朝廷就根本指揮不動李鴻章的淮軍，只有李鴻章才能指揮得動。
我們都知道，戰爭打的是後勤，如果沒有後勤的話，手中兵力再多也枉然。那麼，地方督撫是如何掌握財權的呢？
太平天國之前，清政府的財政就已陷入困境。根據文獻記載，咸豐繼位之初，戶部存銀僅有187萬兩，各省上繳的稅款在起運途中的只有225萬兩，兩者相加也不過是412萬兩，不夠戶部半年的支出。但太平天國爆發後，到1852年底時戶部所支付的各種“靡餉已至2963萬餘兩”。隨著太平天國起義規模越來越大，清朝中央財政根本無力應對，於是為了應對嚴重的財政危機，清政府下令各地“就地籌餉”，使得中央集權的財政體制被改變，地方督撫逐漸有了自己掌握的財政收入。
清朝地方主要透過三個方面籌餉：一是加重舊稅，突破康熙“永不加賦”限制；二是開辦新稅，其中最主要的是設卡徵收厘金，江北大營就是透過厘金徵收維持的；三是自辦捐納，咸豐三年曾國藩奏請“準令臣隨處勸捐”，開了地方可以公開賣官收錢的先例，後來各地都設有捐納機構。
地方督撫有錢之後，就可以完善自身後勤系統，比如在就地籌餉過程中，湘軍設立了軍事局、轉運局、糧臺、善後局、籌防局、防營支應總局、軍裝支辦總局、造製藥鉛總局、收發軍械火藥局等機構，形成了獨立於戶部之外的後勤保障系統。因此，有人說曾國藩如果造反的話，成功的機率極高，完善的後勤系統是重要原因之一。
洋務運動興起後，戶部又被迫允許督撫就地籌款。於是，地方督撫不僅保留了鎮壓太平天國的厘金、捐輸等權力，而且財政收入途徑進一步擴大，包括常例徵收的剩餘部分、部分關稅、田賦附加、官業官股收入、發行紙幣、銅元餘利、舉借外債內債。
太平天國之前，清朝督撫保舉人數有限，雍正時針對地方急迫的官職，總督可以保舉三人，巡撫可以保舉兩人，其餘還是由吏部選取。但太平天國運動後，大批的官員被革職或是被殺，於是清廷不得不屢屢下詔要求督撫不拘資格保舉人才，比如1861年咸豐命令督撫要“不拘資格”保舉武職人員，左宗棠擔任巡撫、安徽巡撫李續宜就是曾國藩保舉的。
與此同時隨著督撫權力的增加，下面的辦事機構隨之增多，所需人員也在不斷增加，於是出現了督撫擅自任命下屬官員的情況，而朝廷對此則只能預設。《清史稿》記載：“時督撫權宜行事，用人不拘資格，隨時舉措，固不能以大計舉例繩其後也。”毋庸置疑，督撫自行任命的基層官員，自然對其擁有更高的忠誠度，而對中央可能就未必是忠臣了。
太平天國期間，崛起的地方武裝領導基本都是漢人，而後來這些漢人督撫保舉與自行任命的屬官，絕大多數又都是漢人，這就與清朝“防漢制漢”政策相違背。因此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後，清廷企圖逐漸收回權力，但問題在於舊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新形勢，地方督撫也不願手中權力喪失，害怕清廷秋後算賬，而且當時與西方交涉的事情基本都是地方督撫處理，於是最終朝廷不僅沒能收回權力，反而讓地方督撫掌握了更大的權力。
掌握了軍權、財權，擴大了人事權之後，地方督撫實質上已經屬於“獨立王國”，義和團運動時表現得更為明顯。
鴉片戰爭之後，清朝與西方列強的交涉，主要由漢人或地方督撫操辦，導致慈禧太后與西方列強之間缺少順暢的溝通渠道。由於西方公使團又對慈禧囚禁光緒政變後的新政權，以及對“己亥建儲”持蔑視態度，導致清廷以為列強有推翻慈禧太后、復辟光緒的企圖。
義和團爆發後，慈禧態度模稜兩可，一方面迫於列強的壓力，計劃對義和團鎮壓，但一方面想要利用義和團洩憤，給西方列強施壓，讓他們改變“推翻慈禧、復辟光緒”的政治意圖，於是對義和團的政策是“剿撫兼施，以撫為主”，導致義和團運動聲勢日益高漲，讓西方列強惶恐不安。
為了應對義和團，順便進一步攫取利益，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幫助平叛為由，組成了八國聯軍，同時要求慈禧立即鎮壓義和團運動。這時，清政府內部出現重大分歧，有的認為立即鎮壓，有的認為靜觀其變，有的認為順應其變等等，最終各行其是。更為嚴重的是，清廷對於各地方督撫的“逆旨”行為都置若罔聞，概不追究，也就是說地方督撫抗旨不遵，中央卻沒有絲毫處罰，這不僅讓地方督撫看到了清廷的虛弱，也讓地方嚐到了甜頭。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緒名義向萬國宣戰，郵政大臣盛懷宣立即下令各地電信局將清廷“召集義和團民及宣戰詔書”扣押，只傳給各省督撫，並建議他們不要服從命令。當時，兩廣總督李鴻章獲悉後，立即回電朝廷稱“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李鴻章幕僚劉學詢還給孫中山寫信說：“李鴻章因為北方義和團運動想要廣東省獨立，想要以您為助手，請立馬來廣東協同進行。”
隨後，盛懷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壽等，商議如何儲存東南各行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后不測，當由李鴻章出任總統支撐局面，最終在數日之後在上海簽訂《東南保護約款》，史稱“東南互保”。之後，四川等地也加入互保，於是“互保”的範圍就擴至東南、中南乃至西南了。
毋庸置疑，東南互保運動是各督撫長期掌握大權，長期醞釀、謀求自保的結果，反過來也可以看到清末時期各省早已成為一盤散沙。儘管李鴻章、張之洞等有著很高的政治威望，一定程度上還能將東南、中南、乃至西南各省裱糊在一起，但對於漠北、西北各省等邊疆地區卻影響力不足了。更何況，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去世之後呢？群龍無首之後的一盤散沙，中央又軟弱無能、無力，只能是被西方列強輕鬆各個擊破。
綜上可見，民國時期軍閥割據的根源，其實早在清朝時期就已埋下，到了清朝末期朝廷已經無法命令地方了，各地督撫已是事實上的“獨立王國”，國內局勢沒有比民國時好。如果清朝繼續存在，那麼依舊改變不了這種“督撫專權獨立”與清廷無力指揮地方的局面，更何況清朝還存在滿漢矛盾，因此清朝繼續存在的話，中國應該只會更糟糕，甚至因為清朝對列強一貫的軟弱本性，還會損失更多的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