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園弄的一幢樓房裡，殷紅的血，從後樓地板縫中往下滲漏。

嗒！一滴血裹著塵灰，變成了濃黑的粘液，落到了底層過道的樓梯口，呈現出一個帶有幅射線條的星狀。

嗒！又是一滴，重疊在原來的位置上。嗒——嗒——嗒——血緩緩地，有間隙地，有節律地滴著，在地上漫成一個不規則的圓，圓的外沿慢慢漾開，漾開……它似乎要引起人的驚覺，要向人呼喊，要告訴人們，這裡正在發生著什麼。

一個女人尸解了一個男人

天色微明，慣於晚睡晚起的上海市民，此時還在夢鄉。整幢樓房一片寂靜。

濃稠的血依然緩緩地滴著。

亭子間裡算是有了響動，二房東嫂嫂跨出房門，扣著紐扣，下了樓，側身向右一拐，就彎到他男人王瞎子卜卦算命時接待顧客的客堂間，拿了洗漱用具，徑直向後門過道上的自來水籠頭走去。不料，腳剛踏出後客堂門檻，漱口缸邊卻滴上一滴髒兮兮的東西。房東阿嫂不由抬起頭來，朝上一望，只見樓板縫裡浸潤著黑黑的粘液，正往下滴。看看地上，腳邊已經積了黑糊糊一灘。

“怎麼像是血啊！”房東阿嫂有點疑惑，趕快回進屋裡，拿了張白紙出來，又把白紙放到地下那灘東西上。霎時，薄薄的白紙上清晰地泛出暗紅的血色。“啊呀！不得了啦！”房東阿嫂驚呼著，心急慌忙地直奔上樓。“瞎子快點出來，後樓出事了。”瞎子聞聲連忙披了衣服，摸到後樓門口。

“嘭”！“嘭嘭！”後樓房門被夫妻倆敲得震天響。“春蘭！春蘭！“開門哪！快開門哪！”夫妻倆喊著，狠命地敲著，還是沒有迴音。

足足間隔三、五分鐘，才聽到撥動彈子鎖的聲音，門呀地一聲開了。

一個小樣的女人，蓬頭垢面，垂著一雙血淋淋的手，雙目滯呆地立在門裡。

“春蘭，你怎麼啦？”

“大塊頭被我殺死了。”

“你殺了你的男人？殺死的人呢？”

“裝在箱子裡。”

二房東夫婦大驚失聲地問。被問的只是機械地回答，語氣出奇地平靜。

“出人命了！”保甲長匆匆而來，看了實情，又匆匆而去。接著，新成警察局的警車，常德路驗屍所的吉普也相繼呼嘯而來。

赫然，是一件殺人碎屍案！

法醫的驗屍單上，清楚地填寫著屍身分割情狀：

頭胸一段，兩膀臂兩段，腹部（骨盆）一段，兩大小腿四段，連腹、腿、臀割下的皮肉共16塊。受害者正是春蘭的丈夫詹雲影。

殺人者周春蘭被拷上手拷帶走了。警車和吉普車相繼呼嘯而去。

報人們更是聞風而動，他們耳朵靈，腿腳長，頭腦活，筆頭快，剛剛發生的事，立刻就成了新聞。

“悍婦詹周氏殺死親夫，支解屍首，裝在箱子裡”的標題，醒目地登在當天報端。報上的日期是1945年3月20日。

各種新聞媒介像陣陣緊風，把詹周氏殺夫訊息，傳遍上海灘大街小巷，誘發得上海人興頭十足，一連好幾個月都離不開這個話題。馬路邊，弄堂口，廚房間裡，麻將臺上，到處都議論紛紛，譴責聲聲，罵殺人的女人“心狠手辣”，“地道一個母夜叉”，“最毒婦人心！”

她是殺人的人嗎？

殺人的女人果真是個惡魔？許多人懷著一種好奇心，想看看此人是不是長得凶神惡煞的樣子。殺人案特刊出版後，詹周氏照片隨處可見，人們卻沒有看到三角眼、大扒牙和滿臉橫肉。她那圓兜兜的臉，配著一對細眉，一雙細目，雖是極其平凡，卻也很透出幾分善相。問問鄰居，鄰人們都說她從來不與街坊拌嘴，待人很和氣，脾性也爽直，絕不是那種面慈心惡的人。

那麼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人們很想了解她的身世。

可她在上海舉目無親，很少有人知曉她的情況。只有在審訊室的筆錄上，書記員記錄著她的概況：

被告詹周氏，女，丹陽人，30歲，住新閘路醬園弄85號。

審訊時，她陳述了她簡單的履歷：

沒有讀過書，原姓杜，從小父母雙亡。由親戚撫養長大，就隨了親戚的姓，取名周春蘭，9歲來滬，被親戚賣給人家當丫頭。17歲時由主人做主，與詹雲影訂婚，21歲正式結婚，婚房租賃在王燮陽家的後樓，至今已有9年。

幾句話，百來個字，就給30年生話打上了一個句號。平直的語調，幾近冷漠，沒有留戀，沒有不平，更沒有屈辱和眼淚。但不管怎樣，人們總能從中看到她的過去，體察到她曾經有過的悲哀和辛酸。

苦難的遭遇，生就了她淳樸厚道的性格。人們從她的鄰居中還聽說過這樣一件事：

新婚2個月後，她就發現丈夫有了外遇。雖說當時她很吃驚，也很難受，但她還是沒有大吵大鬧。她相信丈夫一定會回心轉意，詹雲影最終總歸是屬於她的。

插足者名叫來喜，與她一樣，也是替人家當丫頭的。一天，來喜自己找上門來，哭哭啼啼，說是與詹雲影的關係讓東家發現，被趕了出來，一時沒有地方落腳，只好投靠她丈夫了。面對著這樣突如其來、令人難堪的事，她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丈夫會作怎樣的處置。誰知詹雲影竟暴跳如雷，一把揪住來喜頭髮，撩起手來就是重重兩記耳光，一邊還直著喉嚨大吼：“你來靠我，我去靠誰？”來喜捂著留有五指手印的臉，只是嚶嚶地哭。倒是站在一旁的她，看了不忍，說是暫且先擠一擠，往後再想辦法吧！

來喜是住下了。日子好好歹歹地捱了一天又一天。而詹雲影一看見來喜就惹氣，橫豎看不順眼，三日兩頭拳打腳踢，把來喜時常打得鼻青眼腫。女人看著女人受罪，那是什麼滋味？她的軟綿心腸更促使她阻攔丈夫，常在背地裡勸丈夫說：“人家也是十月懷胎，娘肚子裡生的，怎麼可以要打就打，橫加虐待！”

不久，來喜在醫院裡生下一個男孩。她去探望她，來喜又感激又內疚。她默默地注視著那張蒼白消瘦的臉和那樣的一種求乞的眼光，漸漸緊鎖起細細雙眉。是呀！再這麼下去，憑著詹雲影的脾氣，這來喜也不會有好日子過。唉，人到這般地步，也是夠可憐了！可怎麼才能解這個困，救這個難呢？她沒作聲，只在心中感慨著，尋思著。

終於，她想出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把男孩送給鄰居。再請人說媒，讓來喜正式嫁個男人。事情處理完畢，兩個女人的心事了了，兩個女人的憂思也解了。

原來她是這樣一個通達情理的好心女人！

只在頃刻之間

這樣的人也會揮刀砍人？真是不可思議。但事實是那個充滿血腥的恐怖現場，偏偏由她一手造成。

那是一個陰沉漆黑的夜。她裹著薄衾，抖索索地綣縮裡床。空空的胃腹，透心的冷，攪得她轉輾難眠，心緒不安。這天，她已連續二次去東方飯店找詹雲影。她告訴他，家中米缸又朝天了。上午，詹雲影說，下午再講。她回家了，等著。等到傍晚，不見丈夫人影，又等到7點過後，為肚子所驅，她又去找他。他攤著兩手，說是沒錢，答應等一會兒一定回來。

“夜這麼深了，他會回來嗎？”她想。

時鐘敲過三下，樓梯上響起腳步聲，門推開了，燈也隨之而亮，寬大的身影側立床邊，唬著個臉，脫衣服時使著蠻勁，又狠狠地把條西褲往桌上一丟，接著就熄燈上床。她靜觀著，知道他一定又賭輸了。本想開口討點買米錢，也只好不提了。但明天怎麼過呢？往後那漫長的日子怎麼過呢？她暗自擔憂，想與他商量商量日後的生活打算。

“大塊頭，你明著啦？”她問。

“沒有。”他答。

“我想啊，阿拉還是想辦法做點小生意好。’’

“想得倒開心！我有鈔票做生意，還不如上賭檯。”

“你哪能三句話不離一個賭啊！”

“我就是不做生意也要賭，你這種女人也配管我！”

“你——”

一個聲音漸次而高，滿嘴汙言穢語，不堪入耳。另一個則是抽抽噎噎地哭。終於，大塊頭吵累了，罵累了，聲音漸次而低，旋即鼾聲大作。她想起他平日的許多不是，她的腦海裡又映現出幾個月前曾經發生過的真實一幕：

她向他索討生活資用，他則手持劈柴斧頭，活活要將她劈死……

她似乎聽見一種由弱而強的聲音：“他要你死，你該殺了他！”她身不由己地下了床，跨過幾步，就近拿了把菜刀，走到床邊，看準了他的頸項，舉刀就砍。

“救命！”大塊頭掙扎著，聲嘶力竭地喊了一聲。她只管瘋狂地亂砍。她已經全無理智，也不再有思想，甚且不再有感覺。她一下一下地下著死勁，誤傷了自己手背，也全然不知。斬罷，又夢魘似地搬過箱子，箱子是空的，裡面的衣物早已經當盡賣光。腦子彷彿也是空的，只是機械地開啟箱蓋，又機械地把斬下的屍塊，一塊一塊地放進箱裡。房門被搗得快要砸開，喊聲震耳，她置之不理，依然機械地放置著剩下的幾塊屍塊，然後蓋上箱蓋……

哀莫大於心死

“天哪，我犯下了什麼樣的罪啊！”面對森森四壁，她陷入沉思，不由得回想起9年間，她與他的生活齟齬和感情糾葛。

當初她嫁了他，她好歡樂！他在典當當朝奉，有一份不算很差的職業，長一碼大一碼的個子，方頭大耳，賣相好，討人喜。重要的是自己的姓氏上加了他的詹姓，這使她覺得有了切買可靠的依傍。她和他住在那樣的小屋裡，沉醉了，覺得好開心，好愜意。

她真心愛他，即便是新婚期間就撞進了來喜，她也沒有埋怨過他。他丟失了朝奉職事，她省吃儉用，安慰他不用著急。他操起舊貨行業，賺了點錢，她為他添置衣物，揀他喜歡吃的東西，買買燒燒，端到他面前。而他的笑容卻一日一日地減少，常常莫名地發上一頓火，先是罵罵咧咧，繼而拳腳相加。來喜的厄運臨到了自己頭上，她好委屈！可她依然關心他的冷暖飲食，照料他，伺候他。她老是猜想：他可能遇著了不如意的事。

日常開支用完了，她急急地託人找門路，尋工作。好不容易進了一家香菸廠，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安排好家務，趕著上班，又趕著下班。廠裡生活重，工資少，她卻幹得歡快。她覺得她總算也可以為男人分擔，心裡很是舒坦。他則老大的不高興，硬是被他逼著辭了工。回了家，與他大吵了一場。他竟像猛獸似地撲去，揪住了她的長髮，按住她的頭，狠狠地向桌角撞去，只因她躍歪了身子，額上才沒有留下傷痕。

可傷痕留在她的心裡，使她痛苦了好一陣子。但她畢竟不是大小事情都耿耿於懷的女人，她原諒了他，以為他早晚會收心的。豈知他的心早已收不回來。他生意不肯做，整日整夜地在外面吃喝嫖賭，她勸他好好做點生意，不要成天不務正業，毀了自己。他高興時也會應承幾旬，不高興時就罵天罵地，打她一頓，隨後撥腳就跑，不知幾時再回。

她苦惱，為有一個不講理，不爭氣的男人，也為自己生活無著，無依無靠。男人她是管不著，管不得了。而自己咕咕叫的肚子卻不能不管。她只好出入典當，僅有的衣物典完了，她只得向人借錢，可有借無還，誰能借她？只有前樓的賀大麻子一直對他有份同情。前樓和後樓，僅隔薄薄一層板壁，她男人的蠻橫絕情，她的種種不幸，全都落在賀大麻子眼底。所以大凡她開口借錢，賀大麻子手頭再緊，總肯多少勻一點。日子一長，借多還少，她覺著很欠了大麻子的情。大麻子後來失了業，妻子回鄉過年，她看出大麻子進進出出，見著她就紅紅臉，對她很有點意思，她於是半是還情，半是還債，竟與大麻子意思上了。

此後，她常常自責自譴，覺得對不住自己男人。想起男人，她又恨他氣他。她想，他要是正派點，做點正經事，她也不至於做出這等事來。

大麻子失業自顧不暇，哪裡還有錢借給她！自己男人呢，非但不給分文，連個影兒也尋不到。她陷入了生存維艱的困境，體驗了生活的無趣、無味、無望，便掏盡了口袋裡僅剩的幾個錢，去藥房買了瓶“來沙爾”，躲在家裡一口吞下。

她要死，可人們不讓她死。鄰居們把她送到宏恩醫院救活了。可他依然故我，依舊日賭夜賭，還經營了個嚮導社，與社女鬼混在一起。她也還是照樣受飢餓，捱打罵，寂寞悽苦。她一天天地過著非人的生活，復又煎熬了三百六十五日，還不知哪日是盡頭。

希望泯而復生，生而覆滅，迴圈往復有過多少次？

她沒有留意。但她自忖，希望在她心中從未真正死去。她固然怨他，恨他，卻又總為他保留著一份愛意。她不會也不曾想過要仇殺他，可為什麼在那天清晨會狠了心腸去砍殺了他？她想了許久，沒有想出名堂，只能暗暗自嘆：“現今算是到了盡頭，他完了，我也完了。”

她其實是苦水裡浸漬太久，孤苦無援，精神上抑鬱過長，欲訴無人，而所愛所恨又只在詹雲影一人。當她那最低最起碼的追求一次次落空，當她連生物自存的最必要條件也難以獲得時，她崩潰了，失常了，爆發了。於是便產生了那可怕的一刻。那一刻由9年的屈辱隱忍積聚而成，由13年水火煎熬醞釀而成。

終是法律無情

案子從警察局移送檢察署，又由檢察署起訴到法院。審查的內情和她的供述，不時被披露，經由了人復一人的傳接，變幻得虛虛實實，加上了有意無意的渲染，更變得離奇曲折了起來。而事實上案情很簡單，偵查很順利。案發以後，她對自己的罪行就供認不諱。交代時，對犯罪的具體情節也毫無掩飾。

使人覺得離奇，也使人始終懷疑的是：一個矮矮小小的女人，怎能殺了一個大塊頭男人？

懷疑顯得不無道理，檢察署即追查了這一問題，於是引出了些許曲折，牽出了一名嫌疑：賀大麻子。

賀大麻子與被告過從甚密，斷斷續續有過幾次不正當關係。出事當晚，他獨自一人居宿前樓，後樓出事他不應該不知道。但案發的那天早晨，他即跑得無影無蹤，且又一天一夜未歸，行動鬼祟，像是不敢露臉。第二天巡捕找到線索，把他逮捕歸案。

他供稱說是剛從鄉下回來，正患瘧疾，出事那夜病發得厲害，頭蒙在二床被裡，睡著了，確實是什麼也沒聽到。早晨醒來才知春蘭殺了丈夫。因為膽小，又因為從鄉下替人帶出兩封信和兩雙鞋需要轉送，所以趕快往外跑，跑了兩家人家，老鄉所託之事辦完，又走了兩家親戚。夜裡在親戚家裡，想起後樓殺了人，心裡好害怕，不敢回去睡，親戚將他留下了。才宿了一夜就被抓走了。

法院傳喚了他的親戚和同鄉，所述都與賀大麻子供詞相吻。鄰里多人都證明他確實一向患有瘧疾，春蘭也口口聲聲說從未與他預謀殺人，他更沒有參與殺人，不可冤枉了他。賀大麻子的嫌疑遂被排除。

排除了該排除的，案情的基本面貌就清晰地突現眼前。於是，法庭貼出公告，定於五月三日正式開庭審判。

那一天，法院門前人山人海。旁聽席上座無虛席。接著法定程式，她回答著審判官的審問，供述她已經供述許多遍的一切：她的概況，她的簡單履歷，她的殺人經過……人們關切著她的命運，專致地聽著，屏息靜氣地等待著法庭判決。終於，律師辯護以後，審判官宣讀判決：

“詹周氏殺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菜刀一把沒收。”

“唉！到底是法律無情！”審判結束的時候，有人大聲發著感慨。更多的人帶著一顆沉重的心散去。與此同時，輿論開始轉向，越來越多的人生出了一層憐憫、同情和理解，越來越多的人為她辯解和申訴。

僅隔一月，一家名為《雜誌》的月刊即登出一篇仗義執言的文章，篇頭用大寫字鮮明地刊印“為殺夫者辯”的標題。文章慨嘆詹周氏殺夫前對丈夫的態度“千古賢婦也不過如此”。分析詹周氏殺夫原因完全在於“生活悲慘，精神鬱傷”，“常受了委屈和難堪，經年累月的苦悶使心理變態。”

然後是一石千浪，申辯文章如浪頭一般前後追至。《雜誌》又在七月號特闢《殺夫案筆談》專欄，刊登了《詹周氏與潘蓮》、《法理人情》、《我以為》等多篇文章。撰稿人紛紛指出，“謀殺親夫的主題就是死裡求生，拼命求活。”

在社會輿論和許多律師的支援下，在監獄中的詹周氏受了鼓勵，決定上訴。上海高等法院9月4日收案，9月14日結案作出判決，判決稱：

詹周氏秉性之狠毒，手段之殘忍，世所罕見，自應以殺人罪論處極刑，以昭炯戒。”

詹周氏接到判決書後並不甘心。強烈的求生慾望，驅使她再度上訴。至1948年2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致函上海高等法院：

撤銷原判，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改判理由是：“本件事犯系民國35年12月31日以前，因而可以依罪犯赦免減刑令”“予以減刑”。

詹周氏捧著一紙文函，久已乾枯的眼眶，復又滿盈淚水。她沒有想到，她居然還能死裡逃生。她想，是不是命運曾經過分虧待了她，所以因此要補償她？她卻沒有想到，命運對她的補償，還在後頭。

重獲新生的她

解放後，她從提籃橋監獄轉送到蘇北大豐勞改農場。在那裡，她獲得了自由。對著朗朗天空、明麗陽光，她深深地感悟到：

她所面臨的世界，已經變得簇新。昔日的悲涼悽慘已經一去不返，舊時的詹周氏、周春蘭也不會再有。這以後，她為自己起了令新名字，叫周惠珍，開始了她從未有過的，真正的人的生活。

她也沒有想到，四十五年以後，還會有人記起她。先是有篇文章，寫抗戰時期轟動上海的兩件血案，其中就提到她的舊事，還誤說她已服刑而死。文章登在《上海灘》雜誌1990年3月號上。她不識字，自然無從知道。後來該刊的一位記者，發現了她的近跡，立即循跡而往，追到大豐採訪，又把她這個早已湮沒了的舊聞人物，發掘出來，告諸於人。人們這才知了她的訊息，知道她還健在，並且還過得很好。

在那裡，她擁有人間應有的溫暖。領導照顧她，把她從野外大田勞動調到託兒所工作。她則把愛心回報給了一群群孩子，花了半輩子精力，帶大了那裡的二代人。她沒有生兒育女，可退休後卻也兒孫繞膝，一遇喜慶佳日，並不缺少孝敬她的兒女子孫。

曾有記者十分謹慎地向她提起過詹雲影，很怕觸著了她的隱痛。她有些猝然，但略一沉思，即坦然回答：

“和詹雲影相處一場，也全是緣份，後來出了那樣的事，怕也是緣份已盡。

”她說話神情安詳，心中平和，沒有怨言和仇恨。但看得出，她不再想舊事重提。

她的一生：前半生從生路上把她趕往絕路，逼她做出絕事；後半生從死路上讓她重獲生趣，使她有了寧靜、舒松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