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濰坊，風箏是一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民俗文化，並且在當代人的努力下，濰坊還贏得了一個美麗的名字——“世界風箏都”。可是，要問濰坊風箏的文化傳統究竟源於何時，卻是連當地人也難以說清楚的一件事情，似乎老人們所說的“不計年載”是最為準確合理的一個答案。對於許多濰坊人來說，春日裡放風箏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活。
不計年載的涵義當然就是年代久遠。根據相關文獻記載，現在可以比較確定的是，濰坊風箏在清朝初年就已經基本形成了“氣候”，清明時節放風箏的習俗已見於民間。既然如此，那麼可以推斷，在清代之前，濰坊地區的風箏肯定就已經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宋代高密人侯蒙的一首《臨江仙風鳶》詞，也許能為我們瞭解、推測宋代濰坊地區風箏的情況提供些許依據。
《宋史 侯蒙傳》說：“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今濰坊高密縣）。”《宋史》本紀第二十一雲：“冬十月乙丑，太白晝見。……戊申，以侯蒙為中書侍郎”。《全宋詞》說：侯蒙“元豐八年（1085）進士及第。徽宗時，官戶部尚書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罷知毫州。”關於侯蒙《臨江仙 風鳶》詞的記載最早見於南宋文學家洪邁的《夷堅志 夷堅甲志卷第四侯元功詞》：“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遊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侻，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為執政。”從故事發生的背景來看，作者由於年輕時久
困於考場，31歲方中舉人，加之長相難看，所以常遭人恥笑，有人甚者將其畫像畫於風箏上，譏諷他妄想上天。在這樣的情況下，作者有感而發，寫下了這首《臨江仙》詞，借物言志，以回擊“輕薄子”對他的無端嘲笑與譏諷。可以肯定，詞的形成時間應當在其登第之前，而侯蒙乃北宋末年高密人，所以故事應當發生在其故鄉今濰坊市高密縣。這樣一來，我們大概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北宋時期，濰坊一帶地區，放風箏應當是見於民間的，雖然不能肯定已形成風俗，但也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竟出現了“人物”風箏——“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
論及濰坊風箏的歷史發展程序，就不能不提濰坊楊家埠村及楊家埠村的先人，因為自楊家埠的先人於明朝初年從四川梓潼縣遷濰至今，在近600 多年的時間裡，這裡一直是濰坊風箏重要的產地之一。楊家埠的先人把扎風箏的手藝一代一代傳下來，併成為楊家埠人賴以生存、養家餬口的手段之一，也對濰坊風箏文化傳統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楊家埠的先人於明太祖洪武二年 （ 公元1369年） 由四川梓潼縣遷濰州崇道鄉寒亭社下店村（今稱下邊村，也叫老莊子，在今西楊家埠村東浞河西岸）的。後於明隆慶二年（公元1568 年）和隆慶六年（公元1572 年）因水患陸續遷到現在的（西）楊家埠。
那麼楊家埠先人是如何形成風箏技藝並流傳後世的呢？據《楊家埠村志》主編，據楊氏宗譜的研究考證，楊氏一世祖楊伯達會木版雕版手藝（宋代四川梓潼縣的木版年畫已經很發達），而且來山東以前還曾在一家燈籠店裡當過夥計，會扎燈籠。這樣，他來到山東以後，自然就把木版年畫和扎彩手藝帶了過來，並代代相傳。楊家埠的風箏，從一開始就是與印年畫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歷史上，楊家埠一直就是冬天印年畫，春天扎風箏。按照村裡老人們的說法，印年畫剩下的紙和顏料，再加上浞河裡的蘆葦或者是高粱秸，可能就是最初風箏材料的來源，而且扎制的風箏也主要以八卦、七星等板子風箏為主。
楊家埠的祖先最初扎風箏也許就是隨風就俗，給孩子玩耍，但隨著年復一年不斷的發展，逐漸就成為人們農閒時的一項副業，並將木版年畫移作風箏畫面，使其融為一體，形成了楊家埠獨具特色的風箏、木版年畫這樣一對姊妹藝術。應當說，明朝初年，一場強制性的大移民雖然對廣大黎民百姓來說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和心理創傷，但它卻合理地分佈了人口生存的空間，給明初社會帶來了經濟繁榮和社會的發展。而且移民與當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習俗上經過長期的摻和、交糅、滲透，對民族文化的傳播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楊家埠的祖先從四川來到山東，原生地的文化、習俗與當地的文化、習俗相融合，便形成了新的民間傳統文化形式——木版年畫與風箏。
自清代以來，濰坊風箏的民俗傳統便逐漸得以光大。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看，最早比較確切地記載清代濰坊風箏的是清代著名書畫家鄭板橋的《罷官作》。鄭板橋曾於清乾隆十一年知濰縣七年，並有“七載春風在濰縣”的詩句傳世。鄭板橋在乾隆十七年底被罷官之後，十八年春，也就是即將返回揚州時，曾作《罷官作》詩二首。第一首寫道：“老困烏紗十二年，游魚此日縱深淵。春風蕩蕩春城闊，閒逐兒童放紙鳶”。如果我們拋開作者詩詞的內在意涵不談，僅從“閒逐兒童放紙鳶”詩句來看，應當說，乾隆年間，在濰縣有兒童春日放風箏嬉戲的習俗。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此詩能否就一定是對當年濰縣放風箏習俗的記錄呢？根據作者的跋：“乾隆癸酉太簇之月，板橋鄭燮罷官作二首”可知，詩是作於乾隆十八年正月。
根據今人對鄭板橋的研究，鄭板橋被罷官應當在乾隆十七年的冬天。乾隆壬申（1752 年）嘉平月鄭板橋曾有《贈鍾啟明並留別》詩云：“一堂五世古今稀，父祖曾高子姓依。漫道在官無好處，須知積德有光輝。——乾隆壬申嘉平月，板橋老人題贈鍾啟明並留別。”這應當是他罷官後向朋友鍾啟明的辭別之作。根據鄧華先生的研究，鄭板橋罷官以後，仍在在濰縣郭氏宅邸南園的舊華軒居留了半年，並在這裡度過了來濰後的最後一個春節。在借寓南園過年期間，適逢主人郭偉業（郭質亭）的母親劉氏過生日。劉氏是揚州以南的瓜州人，與鄭板橋是同鄉。所以，板橋曾送桔子、香櫞、橄欖三者為壽，並呈詩一首，題曰《借寓南園，值質亭先生母劉太宜人生辰，送土物代柬》：“江南年事最清幽，綠橘香櫞橄欖收。持贈一盤呈阿母，可能風景似瓜洲。”並注曰：“劉太宜人，揚之瓜州人也。”由此可判定，《罷官》詩系在濰縣所作，其所表現的內容當然也應當是當時濰縣的情景。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不斷髮展，濰坊地區清明時節放風箏的習俗自清中後期越來越盛行。“一百四日小寒食，冶遊爭上白狼河。紙鳶兒子鞦韆女，亂比新來春燕多。”這是清道光年間濰縣學者、詩人郭麐描寫當年人們郊遊賞春場景的一首竹枝詞——清明時節，春和景明，花開似錦，春陽滿路，白浪河沙灘上，踏青春遊的人們紛至沓來，人們放風箏、盪鞦韆，熱鬧非凡。而清末民初濰縣詩人裴星川的竹枝詞則又給我們描繪了一幅清明節雨後人們到城外放風箏的美麗畫卷：“賣花聲裡過清明，絲雨片風寒暖輕。好趁新晴殘照裡，綠楊村外放風箏。”
濰縣文人陳恆慶在其《諫書稀庵文草詩草隨筆》中對當年人們在白浪河畔放風箏、春遊的熱鬧情景也有記錄：“其地板橋橫亙，河水初泮，桃李葩吐，楊柳煙含，凌空紙鳶，高入雲霄，結對遊人，男女雜沓，恰如宋代張擇端所畫之《清明上河圖》也。” 春日裡放風箏的民俗場景不僅為文人墨客所記載，而且在清代還為楊家埠木版年畫所記錄。
已故濰坊金石書畫家陳壽榮先生在“漫談濰縣風箏”一文中回憶說：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他親眼看到了當時風箏在濰縣民間的盛行情況。每年清明節的前一個月，風箏即先後上市，城裡以大十字口為中心，沿東門大街到城外的壩崖大街，還有城裡與東關之間以白浪河兩岸為中心，自然形成風箏競賣市場。
著名的風箏鋪子有縣治前的“唐家風箏鋪”，布政司街的“王家風箏鋪”等。清明時節，家家都給孩子扎風箏，買風箏。人們都愛放風箏，在庭院、大街、廣場都能放，尤以白浪河兩岸的沙灘上河南門外的坡野裡（俗稱南關坡）是濰縣城放風箏最集中的場地。許許多多的群眾歡欣愉快地到這裡來放風箏、看風箏。這時天上的風箏密如鵲陣，蜈蚣、老鷹、人物、昆蟲等各樣風箏應有盡有，標新立異，五彩繽紛。人們互相比較著，看誰的風箏式樣美觀，看誰的風箏飛得高穩。有的不光風箏好，而用的風箏線和柺子都很講究。
每年清明放風箏的時節，都使人大開眼界。尤其是那些天真活潑的兒童們，帶著小人、燕子等比較簡單的風箏，在放入穩風時，他們愉快的笑聲、叫聲，增加了場上的歡樂氣氛。有的小孩用自己扎的不夠標準的“掙子”、“八卦”等，以不長的線牽著奔跑，一停住它就落下來，只好不斷地跑，累得滿頭大汗，但過了“風箏癮”，心中也有說不出的快樂。
關於濰坊地區清明時節放風箏的習俗，民國《濰縣誌稿》卷十四民社 風俗篇說：“清明前一日為寒食，前二日為一百五日，人家各祭其墓，或於墳頭添土，小兒女作紙鳶鞦韆之戲。紙鳶其制不一，於鶴、燕、蝶、蟬各類之外，兼作種種人物，無不惟妙惟肖，奇巧百出，或以葦作弓，縛紙鳶背上，風吹之有聲如箏，故又名風箏。”還有，早在1933、1935、1937 年，在濰縣曾經在清明節期間舉辦過三屆全縣風箏賽會。
可以肯定，濰坊風箏傳統習俗的生成、存在與發展，一定是與整個中國風箏文化傳統一脈相承的。從整個中國風箏的發展歷史來看，大約到了唐代，風箏在我國已經開始普及於民間。唐代唐榮曾作《紙鳶賦》說：“代有遊童，樂事末工。飾素紙以成鳥，象飛鳶之戾空。……豔豔裔裔，亭亭迢迢。如片雪之初下，似殘雲之慾銷。……野鵠來遷而伴飛，都人相視而指看。”唐代楊譽的《紙鳶賦》中也說：“瞬息而上千裡，咄嗟而遊大漠。……彼都人士，瞻諸城隅。”由此可見，放風箏的人，看放風箏的人，其場景之熱鬧，應不遜於今日。唐代路德延的《小兒詩》專門記錄唐代民間流行的各種兒童遊戲，其中就有孩子們“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的說法。到了宋代，城市文化和城市經濟的繁榮刺激了娛樂業的發展，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風箏也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放風箏之風俗頗為盛行，小兒競放風箏已成為春天郊外的一景。這一時期的詩歌、繪畫和很多文獻對此都有記載或描寫。
北宋宋徽宗趙佶就是一位風箏愛好者。據（宋）王明清的《揮麈後錄》記載，“徽宗初踐祚，曾文肅公當國，禁中放紙鳶落人間”。據說宋徽宗還主持編纂了一本《宣和風箏譜》（此書已佚），這應當是宋代中國風箏技術發展成熟的標誌，同時也說明宋代放風箏活動已經具有較高的普遍性。據（宋）周密《武林舊事》記載，在南宋時的臨安城（杭州）還出現了一種“鬥風箏”遊戲：“橋上少年郎競放紙鳶，以相勾引，相牽剪截，以線絕者為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自古以來，地處齊魯大地的濰坊一帶就是人傑地靈，文化經濟繁榮的地區。宋代風箏文化普遍發展的影響，加上悠久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和適宜的地理氣候環境，到了宋代甚至更早，在濰坊地區風箏出現於民間是極有可能的，也是順理成章的。
俗語道：“放鳶清明日，鬥雞寒食天”。清代，全國各地清明節前後放風箏的習俗已經相當盛行。（清）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盛》說：“清明掃墓，傾城男女，紛出四郊。擔酌挈盒，輪轂相望。各攜紙鳶線軸。祭掃畢，即於墳前放較勝。”（清）李鬥《揚州畫舫錄》載：“風箏盛於清明，其聲在弓，其力在尾，大者方丈，尾長有至二三丈者。”儘管有“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之說，但毫無疑問，濰坊地區清明時節放風箏的風俗一定受到了中國大環境的影響。從民俗學角度講，這是民俗事象的傳播特點所決定的。再進一步分析，清明節放風箏習俗的形成，其根本成因在於我國世代相傳的清明節踏青的風俗，以及放風箏的娛樂性。
遠至我國北宋時期，濰坊一帶地區風箏已見於民間，大致自清中後期，清明時節放風箏的習俗在濰坊地區越來越盛行並形成了文化傳統。濰坊風箏民俗文化傳統的生成、存在與發展，與整個中國風箏文化傳統是一脈相承的。
【來源：奎文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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