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科舉考試情景

宋朝基本延續了唐朝的科舉制度，並把在唐朝首創的一些科考舉措加以完善和制度化。宋代科舉的一些定製規範一直沿用至明清。

宋太祖趙匡胤對科舉選士非常重視。即使在宋初戰事頻發，局勢不穩的情形下，科舉考試也沒有停止。史載，宋朝建國第一年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便舉辦過科舉考試，19人被錄取為進士。

1. 殿試及科舉三級考的確立

宋太祖凱寶六年（公元973年）翰林學士李仿主持全國會試，在錄取的38名進士中，有兩人因“材質最陋，對問失次”而被黜落，其中一位叫徐士廉的落第進士擊鼓控告李仿“用情取捨”，要求殿試。於是宋太祖趙匡胤下詔，從落第者中選出195人和已中的36人，在講武殿進行復試，由宋太祖親自主持，結果又有127人及第，而原錄取的人中又有10人落選。張榜後，朝野大譁，李仿被降職。

太祖親試，確立了宋代科舉

州試、省試和殿試

三級考試製度。而在唐代，雖然武則天時便有過殿試，但常規科舉還是州府的解試和禮部的省試兩級考試製度。

殿試是科舉最高一級考試，殿試以後，不須再經吏部考試，直接授官。

唐代科舉，同科及第的進士互稱同年，稱主考官為座師，自稱門生。這種狀況極易造成官場上拉幫結黨，利用科舉培植自己勢力等禍患。有鑑於此，宋太祖趙匡胤下令，所有及第考生不得管考官稱師，或自稱門生。而殿試出現後，因是皇帝親試，這樣一來，凡透過殿試的進士一律稱為天子門生。

宋太宗時，殿試錄取者分為三級（三甲），

一甲三名，稱“進士及第”，即狀元、榜眼、探花；

二甲賜“進士出身”；

三甲賜“同進士”。

宋初的殿試，有末尾淘汰制。就是在殿試時排名最後的考生會被黜落。北宋仁宗時，發生過一起舉子因累舉進士不第，便憤而投靠西夏，並幫助西夏攻打宋朝的事件。這位在數次殿試中都被黜落的舉子叫張元，他自恃才高，“負氣倜儻，有縱橫才”（清朝吳廣成《西夏書事》），屢試不中後，憤而“走西夏”。

當時正值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當政，且早有覬覦中原之意，元昊得張元后委以重任。當時與張元叛逃的還有另一吳姓書生。“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場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幹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國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在張吳的輔佐下，西夏國力大增，曾三次大敗宋軍，並有意奪取關中之地，攻佔長安，但因宋軍頑強抵抗，西夏軍戰敗。

據宋王栐《燕翼貽謀錄》記載，張元當年的“走夏州”之事，給宋朝以極大震撼與教訓，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北宋改革了當時科舉進士中的殿試實行的末尾淘汰制，凡是進入殿試之人，一律錄取，成績只作為排名依據。

2. 考試時間的確立

宋初科舉考試的時間延續自唐朝，一年一次，偶爾二三年一次。宋英宗二年（1065年），正式定為三年一次。每個科考年秋天，進行州試（秋闈）；第二年春天，禮部主持的省試（春闈）；省試當年進行殿試。這個時間，一直延續到清朝宣統年間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其間再未改變。

3. 鎖院制、糊名與謄錄制度化

宋朝為科舉考試製定了嚴格的考試製度和規格。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如何防止考生及考官作弊的規則。

鎖院制於中晚唐時具備雛形，宋太宗時，得到確立。鎖院制規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鎖宿於貢院，不得回家，不準見親友或與院外臣僚交往。這樣，就隔絕了考官與其他臣僚的聯絡，使請託難以得逞。

糊名制是武則天時期的發明，即是把試卷上寫有考生姓名籍貫等相關資訊的位置用紙糊上。

宋初時，延續自唐科考的請託、投獻風氣依舊風行。為顯考試公允，宋太宗實行了一系列保證考試公平性的措施，其中包括糊名制、“鎖院制”等。只是宋太宗時糊名制僅針對殿試，省試糊名和州試糊名分別從真宗和仁宗年間開始。

糊名制實行後，科場又出現了考生在試卷上寫暗語、做標記以供與自己有聯絡的考官辨認，或考官透過字跡辨認與自己相關的考生。於是，謄錄制隨之出現。真宗年間，專設“謄錄院”，謄錄官必須依試卷原文謄錄，不準隨意篡改文意及增減字句。

宋朝廢除唐代實行的朝廷大臣的“公薦”和應舉人向知貢舉官投納“公卷”的制度，使科舉試卷成為評定成績、決定錄取與否的唯一根據，這就是南宋詩人陸游所說的“一切以程文為去留”。分等考第，多級評定。

比如宋代省試，應舉人的試卷先經點檢官批定分數，然後由參詳官審查所定等級是否恰當，最後上交知貢舉官，決定去取高下。即實行點檢官、參詳官、知貢舉官三級評定製度，以便使試卷評定做到公平、公正。變唯一主考官為多位主考官，各位主考官相互監督。

4. 宋代武科舉

武舉在唐朝武則天初創後，五代時期曾被廢止，直到宋朝仁宗時代方才恢復。宋朝武舉相較唐朝，在武術方面降低一些難度，卻加入武學及兵法策論。

宋朝武舉考試分

比試、解試、省試、殿試

四級，一般為先試弓馬，再試策及《孫》《吳》等兵書的墨義（熙寧後改為大義）。

還在根本上改變了唐朝以前憑武藝選拔人才的做法，僅保留了騎、步射兩項，而且科考用弓不超過當時軍隊所用的弓力，大大降低了臂力的要求。宋武舉添置了謀略的考核，“武經七書”（包括《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韜》《唐李問對》）經義理論的掌握、對兵書理論的靈活運用和解決當朝現實問題的對策。

從唐朝開始初設的武舉，在北宋時基本完成系統化制度。

北宋時期，武藝與策皆優者，授右班殿直（侍從官、從九品）；其餘以次授三班奉職、三班借職、三班差使等。南宋時，武舉之法漸與進士科相仿。其殿試第一人賜武舉及第、授保義郎，餘並賜武舉出身、授承節郎、承信郎等。

由於宋朝武舉武藝文章並重，因此誕生了許多文武全才的文官武將。有的在朝政上做出了成績，如朱熠、蔡必勝等；有的還成為軍事理論家，如華嶽、江伯虎等，有的成為獨當一面的戰將，如程鳴鳳、許思純、張建侯、厲仲方、周虎等人。

中國歷史上被譽為“戰神”的第一武將岳飛，就出自宋朝。

宋朝武科舉，自北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開設，到南宋度宗鹹淳十年（1274）最後一科，共計77科，產生77名武狀元。

5. 宋科舉考試內容與文風轉變

宋神宗時，王安石認為唐朝用詩文考進士，引導天下學子看重辭藻聲律，而忽略對道德和政治的學習。他自己把古典的經籍註釋好了，發行到全國，要求今後考試都要以此為依據。從此，科舉考試就主要考經義（對古典經文的理解與闡述），而不再考詩賦了。明朝以後，朱熹和他的門生考定、註釋的“四書五經”漸漸成了權威，而被規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

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受命“知貢舉”（科考主考官）。此時科考場上流行的是講究“險、澀、奇、怪”的太學體，歐陽修早已對此深惡痛絕，於是便借當上主考官之際，把所有太學體考卷一律黜落，所取文章全部是“言以載物，文以飾言”的古文體。

歐陽修任“知貢舉”這年的進士榜單，成為“千年科舉最閃耀的一榜”。其中多位榜上有名者日後成為對中華文明產生難以估量影響的重量級人物。

這些人有，

蘇軾、蘇轍、張載、程顥、程頤、曾鞏、曾布、呂惠卿、章惇、王韶

等。

這次考試，不僅改變了科舉的文風，還改變了整個宋代的文風，奠定了整個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文學發展的基礎。

這屆科考還流傳有這樣一個故事。任“點檢試卷官”的梅堯臣推薦了一份試卷，語言流暢，說理透徹，見解出眾。歐陽修大為驚喜，本想取為第一，但他感覺這份卷子是自己學生曾鞏的，為了避嫌，“強壓為第二”。試卷拆封後，歐陽修才發現錯了，這份卷子的作者並不是曾鞏，而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蘇軾。

歐陽修非常欣賞蘇軾的才華和修養，年紀相差三十歲的倆人成為忘年交。歐陽修感慨“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出人頭地的成語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