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漕運與國勢登峰造極的時候，天寶十四載（公元755）爆發了安史之亂，從此唐王朝從盛世走向衰落。

（一）經濟因素促成改革漕運

經過八年的安史戰亂，北方的經濟嚴重破壞，因為‘’（安）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叛軍與唐軍的燒殺搶掠，使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發達的黃河流域，幾年間變得凋弊不堪，滿目荒涼。

從唐代行政區來看，受戰爭破壞最嚴重的是河北道、關內道，其次是河南道、淮南道。由於戰爭的破壞，北方經濟遭到踐踏，物質缺乏，此後唐朝廷政權賴以維持的經濟基礎主要靠經濟中心的江淮了。

羅讓曾做過淮南節度使李鄘的從事，又做過福建、江西的觀察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對江淮情況熟悉。

他作‘’策‘’是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四月八日，全國各地賦稅收入，經他分析比較後，認為‘’實在於江淮‘’，或‘’在最急者，江淮表裡為天下矣‘’，表示了江淮在當時政府財賦收入的重要地位是可信的。

安史之亂後，唐朝廷的經濟是仰給於江淮的，因而漕運江淮糧食和物資也就顯得頗為重要。當然，上述史料偏重漕糧方面，其實除糧食外，物資也不少。

漕運除糧食外，也運輸布帛、綾絹、軍用物資、軍器和各地特產等，但以糧食為主，《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德宗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三月有生動描繪，雲：

可知，江南漕米支撐了唐王朝的危艱。中晚唐在經濟上，尤其是糧食，是仰於江淮的。

（二）政治上需要對漕運進行改革

唐代節度使之設定，本為備邊之用。其時六都護府漸不能防禦日漸強大的外族，睿宗以後，乃設八節度使以鞏固邊防。及安史亂起，為平定內亂，節度使乃率兵由邊境進入內地。

至德二載（公元757）於賊勢稍頹之際，肅宗與李泌便曾討論，日後如何安置定難功臣，其時李泌建言：

其後，唐朝政策雖未必盡依此建言，然節度使已遍設於國中矣。

唐肅、代宗之間節度使之遷授，影響此後政局猶甚者，首推侯希逸之除平盧節度使，其方式乃人主預察軍中所欲立者，而授以旌節。其後節度使由軍士所廢立乃始於此。

其次如代宗廣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因僕固懷恩之請，及朝廷亦厭苦兵，茍冀無事，乃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於河北故地授以旌節，使得此後河北藩鎮勢同獨立。

跋扈藩鎮如此，唐內部恭順的藩鎮也毫不稍遜，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至其形成的地方勢力，唐人有以古代封建諸侯目之者。

初唐以來原本以天下之兵不敵關中的本位政策，至此乃形成唐長安朝廷結合東南財賦，尚不能徹底擊潰河北藩鎮，也顯示出關中作為國家中心地位的形勢已經改變。地方權勢如此，當時士大夫任官觀念也有明確的轉變。

初唐以來仕宦者頗有‘’內重外輕‘’之心理。如玄宗時‘’銓擇內外官敕‘’所云：‘’頃來朝士出牧，例非情願‘’，這心理經安史亂起朝廷勢頹後，有明顯的轉變。除唐朝廷長期物資睏乏，地方官俸祿教豐厚外，藩鎮得自闢僚佐，增加士人出路也有密切關係。

晚唐以後，士人樂於仕宦地方，至有‘’遊宦之士，以至朝廷為閒地，謂幕府為要津‘’的情形產生。藩鎮獲得士人投身，自可增漲其名勢，相對於唐朝廷也是人才的流失和向心力的不復凝聚。

政局轉移下，朝廷行政體制又如何因應？

嚴耕望先生在＜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一文中便認為，

使職讀出現既屬事有所需，臨時差遣，其效率自較層層制訂、封駁、施行的原朝廷、體制來得迅速。權勢輕重，任職長久，又影響使職政策推行的成效，任短勢輕則無甚作為，徒增混亂，任久權重則又容易產生權傾朝廷。如前述的軍事使職和劉晏掌理國家財賦時，‘’任職久，勢軋宰相‘’等。

然既屬事有所需才遣，則不復有長久的精神與法則可依循，中晚唐政策的混亂其來有自。除使職的侵奪原朝廷政權體制的權力外，中晚唐朝廷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也常受制於權臣和宦官。

以代宗時期的宰臣元載為例，除厚結內侍董秀，以至‘’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另如大曆六年（公元七七一）元載奏：

凡別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駁故也。

其任職宰臣起始肅宗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至大曆十二年（公元七七七）被殺止，凡十六年，至其專朝，天子拱手。至於宦官方面，尚父李輔國更明謂代宗曰：‘’大傢俱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其驕橫若此，然代宗仍無之何。

在內外交相侵奪權力之下，唐王權雖重興於安史叛亂，卻又衰頹於使職、權臣與宦官。其初雖多因安史之亂，然代宗之柔弱寬縱更助成其勢之起。王夫之於《讀通鑑論》中曾論及代宗之機，得之於老氏：

此評論，用以觀代宗之對付李輔國、程元振、元載等諸人，頗見其妙處。然決議後，權力已散之於四方，殺戮以個人，非法之體制系統已成。

德宗即位後，亟思復振王權，大曆十四載（公元779）五月首先郭子儀權任太重，乃罷其副元帥及所領諸使。之後如罷上獻、出宮女、疏斥宦官等，於是中外皆悅。此外，德宗也注意到司法的審理，中使的公求賂遺，罷天下榷酒收利等，使得‘’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然觀德宗此時作為，似乎僅能針對某些不合法現象有所糾正，至於社會長久以來不合理的現象及不合法的組織，則沒有能力提出全盤的改革規劃，以為恢復朝廷集權之執行工具，也就是在決策過程中，並未觸及‘’權威性政策‘’的制定。

以財經使為例，德宗即位後，隨即以韓滉‘’掊克過甚‘’，罷其判度支。相對於原朝廷政權中戶部職權而言，財經使職此時尚未完全合法化，新舊制度的衝突，在決策過程中，如何取決、判斷，德宗均未能計及。

另外德宗雖罷去韓滉，卻又將其職權由劉晏兼領，就其權力分散以為制衡的運作角度，同樣能印證德宗的政治理念，此時僅及於對不合法現象的修正。

劉晏楊炎既為相，先後提出政權迴歸舊體制，與全面整頓財稅的兩稅法，其目的當然有意於唐朝廷的權力再集中，故能獲德宗的支援。但因其復仇心切，對於‘’事實判斷‘’缺乏深入探討，故其能罷去劉晏，卻又使得財經使職迅即恢復。而德宗驟為震世之行，卻缺乏決策技術之規劃與瞭解，終使用者集權朝廷的目的迅即瓦解。

自開元以來，唐玄宗對於周邊窮兵黷武，強兵猛將都彙集於西北、東北邊境，而內地腹心卻勢單力薄，因府兵制瓦解，各地開始召募彍騎，但戰鬥力已無法保障。因此，唐初所奠定的內重外輕格局已發生根本變化。

天寶初年，西北與東北有六大重鎮力量最強：河西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與隴右節度使。西北地區還有安西、北庭節度使，此後的十餘年，兵力皆在加強中。

然而邊地將帥構成的變化，更令人擔憂。以往唐王朝對於邊帥都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兼領，有功名者往往可以入朝為相。

開元以來，隨著邊地戰爭增多，將帥久任一處者漸多，兼領諸將鎮者也屢見不鮮。這樣，極易形成穩定強大的個人勢力。此問題不在於將領由誰擔任，關鍵在於這種情形下，諸鎮將帥都可以說是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他們若盡忠盡責，唐王朝可以安定一時；若其中一人稱兵而起，對當時的唐王朝都幾近滅鼎之災。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十月，安祿山與史思明起兵反叛，以討楊國忠為名，揮師南下，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十二月，即攻下東都洛陽，佔有河北河南大部分地區。在郭子儀與李光弼的討伐下，安史之亂稍趨和緩。

在玄宗逃離長安的混亂中，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安史之亂後，出現了藩（方）鎮割據的局面。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史朝義兵敗，其部將紛紛投降唐朝廷。

從此以後，河朔地區基本上為安史降將佔據。而部分唐軍在此期間趁機發展壯大，形成軍閥割據，他們在各自轄區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富‘’，全面掌握軍政財賦等大權，並與唐朝廷政府相抗衡。《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七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十二月條說：

北方稅源減少，唐朝廷政府的經濟支出必然要仰賴南方來接濟。

（三）東南漕運對軍事上的重要影響

漕運的運輸是唐王朝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安史之亂後尤是如此。安史亂後河北先為亂軍所佔，後又盡為藩鎮所有，黃河以南也是久罹戰火，劉晏接任江南、江淮等道轉運使後，曾考察過：

“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 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

此後唐王朝對東南地區更是倚重。唐代，漕轉東南財賦主要依靠東南運河水道，也就是江南河、山陽瀆、汴渠（通濟渠）、黃河砥柱以及關中漕渠，抵達長安，唐人謂之汴宋路。

安史亂中，安史亂軍長期佔據洛陽以及河南地區，又圍困睢陽，汴宋路阻絕有年，堙廢嚴重，江南財賦只有透過襄漢路前往關中。安史亂平定後，關中地區仍是中外艱食，京師米價鬥至一千，官廚無兼時之職，禁軍乏食，畿縣百姓乃挼穗以供之。

在這種形式下，只又重開東南水路，恢復汴宋漕運，才能救唐王朝於生死存亡之際。基於這樣的形勢，導致劉晏積極改革漕運的理念。

參考文獻：

《劉晏楊炎評傳》

《資治通鑑》

《舊唐書》

《新唐書》

《文苑英華》

《權載之文集》

《論江淮水災上疏》

《全唐文》

《白氏長慶集》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