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300年左右，
黃河中游晉陝大峽谷兩岸，
山西陶寺與陝西石峁，
在交流與碰撞中，
共同推進了中華文明一體化格局的形成，
成為黃河文明的顯著標識。
近日，
備受關注的展覽：
“黃河文明的標識——
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
在山西博物院落下帷幕。
但是，
關於陶寺與石峁的關係，
背後究竟有怎樣的“隱秘”故事，
將是一個長遠而幽深的話題。
本期推出的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駑
撰寫的文章：
黃河雙雄——
陶寺與石峁的“恩怨”簡史索隱
▲何駑先生
大約距今4300~3800年之間，隨著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大變革，第一波以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區域文明中心的大衰退，黃河中游地區的陶寺文化與黃河上游及河套地區的老虎山文化石峁集團，閃亮登場，佔據了中國文明起源的舞臺中央，成為黃河“幾字形”大拐彎地區東西分隔、南北相峙的雙雄。
韓建業、邵晶二位先生透過考古學文化面貌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判斷陶寺文化早期（距今4300~4100年），陶寺與石峁的來往並不密切，但已開始接觸。邵晶先生認為這樣接觸可能是遠端貿易的結果，我們則根據兩地互見的文化因素以陶鼓、石磬、石廚刀為主，這些在器物在陶寺文化早期王族墓地裡均屬於禮器組合，且陶寺文化早期，不論是陶寺還石峁，都著力營建都城的核心區——“宮城”，推測陶寺文化早期，雙雄的接觸還在於“社會上層交流網”的“觸網”，彼此相互欣賞，相互吸引。
陶寺文化中期（距今4100~4000年），隨著陶寺文化重要炊器釜灶被老虎山文化系統的肥足鬲變種（老虎山文化肥足鬲與陶寺文化釜灶的結合體）所取代，雙雄都開始營建“巨無霸”大城，石峁開始大行玉器，並向陶寺滲透，標誌陶寺與石峁的交流密切。陶寺與石峁雙雄相互的交流進入實質性的密切階段，雙方關係步入蜜月期。
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3900年），從陶器文化面貌上，不可否認石峁集團的老虎山文化因素對於陶寺文化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催生了陶寺文化晚期文化面貌的鉅變。韓建業先生將這一現象解讀為“稷放丹朱”，我們直接認為是石峁集團征服了陶寺文化，戴嚮明先生認為，雖然目前還不能確定陶寺晚期的衰落是否與石峁的南下衝擊有關，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顯而易見，陶寺文化晚期，陶寺與石峁雙雄“友誼的小船徹底翻了”！
透過“黃河文明的標識”展覽，人們不難領略到在龍山時代末期，中國文明核心在黃河中游地區形成的風雲際會之際，陶寺與石峁這兩個黃河中上游地區最大的邦國，上演了怎樣的“大國關係”變化歷程——從相互欣賞接觸，經密切交流的蜜月，到最後的“你死我活”。這一似曾相識的“大國關係”演變歷程背後的不為文獻所載的“隱秘”故事，才是中國文明核心形成與黃河流域早期國家誕生過程中，真實的“歷史大劇”。
▲陶寺遺址和石峁遺址出土的銅齒環比較
上二為陶寺出土，下二為石峁出土
壹
雙雄前生與臨世：
何以陶寺？何以石峁？
儘管目前石峁都城遺址的最早年代還說不太死，但是早到距今4300年前後應該問題不大，也就是說陶寺與石峁這對雙雄，幾乎同時橫空出世。
從根祖文化看，陶寺文化與石峁集團的老虎山文化出自同一淵源——廟底溝文化。陶寺文化的主脈前身是廟底溝二期文化，大本營在豫西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前身就是廟底溝文化，核心區在豫西與關中平原。廟底溝文化北上至內蒙南部和陝西北部，形成了白泥窯子型別，經仰韶文化三期海生不浪型別（相當於晉南的西王村三期），發展為阿善三期型別（相當於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再發展為老虎山文化。
陶寺與石峁先祖，早在廟底溝文化時期便分家了，以致兩分支越走越疏遠，文化差異越來越大。按照韓建業先生的分析，老虎山文化可以算做黃帝后裔的文化，石峁型別則是黃帝后裔戎狄化的文化，具體說有可能是北狄文化。而陶寺文化則是黃河中游地區廟底溝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正宗的傳人。
陶寺遺址經歷了四十餘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已經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證據鏈條，指向陶寺遺址為“堯舜之都”。其中，陶寺文化晚期，除了陶寺晚期偏晚某段時間“曇花一現”式的政權復辟之外，長達100餘年的長時段裡，陶寺遺址總體上說被石峁集團統治，喪失了都城地位，陶寺邦國也不復存在。陶寺文化中期很可能是舜的都城，陶寺文化早期為堯都。
▲1984年陶寺遺址發掘現場
陶寺文化早期王族墓地總計清理陶寺文化墓葬1309座，一類王墓6座，二類大貴族墓30座，皆為陶寺文化早期，三類中下層貴族墓葬149座，絕大部分也為陶寺文化早期，個別為陶寺文化中期。足見，所謂“堯”是陶寺文化早期王族的名稱，也不僅只有一位君王成為堯。誠然，開國建都之君，以“堯”為名，因他在黃土塬上用夯土基礎和土坯牆體，建立了一座都城，居功至偉，造名曰“堯”。
我們曾經分析，陶寺文化早期的主要文化母體，來自於晉南垣曲盆地，很可能以廟底溝二期文化東關遺址為老家。陶寺邦國的開國之君“堯”，為何要從垣曲東關“老營”分裂出來？《尚書·堯典》上來便是對堯的功績定性：“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沒說堯立國之事。
《史記·五帝本紀》閃爍其詞曰：“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不善（崩），而帝放勳立，是為帝堯。”《索隱》雲：“古本作‘不著’，……俗本作‘不善’。不善謂微弱，不著猶不著明。衛宏雲：‘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正義》引《帝王紀》雲：“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帝放勳為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禪。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乃封摯於高辛。”今定州唐縣。
從《五帝本紀》這段文字解讀來猜測，堯在垣曲“老營”，不滿昏庸無能的兄長摯掌權，故分裂出來，另佔山頭。不論是事實上的負氣出走還是美化成分封於唐，總之，堯是帶領一眾人，從垣曲盆地廟底溝二期文化“老營”出走了。垣曲盆地東為太行山系，西為呂梁山系，年輕氣盛的堯有南北兩個方向的出路。向南，越過中條山尾，可進入黃河谷地平原，即靈寶地區著名的鑄鼎原等六大黃土塬，這裡曾經是廟底溝文化的核心區，有密集的仰韶文化遺址以及北陽平、西坡等中心聚落，集中了眾多有關“黃帝”的傳說與地名。
▲陶寺遺址平面示意圖
假如堯進入靈寶地區鑄鼎原一帶，便是回到先祖之地。然而，垣曲盆地北部的臨汾盆地，則實際更具有吸引力，堯進入了號稱為“唐”的臨汾盆地。堯之所以選擇向北出走，而不向南，北方定有彷彿一股“磁石”般的勢力，在吸引他。現在我們明白了，這塊巨大的磁石就是降臨在禿尾河流域的石峁城址，一個戎狄化的、全新的、與中原傳統非常不同卻生機勃勃的商業文明中心和宗教中心。
年輕有為的堯，要建立自己的政權，必須吸納更新的、外來的政治藝術、統治理念的滋養，徹底擺脫陳舊的政治謀略枷鎖，做出自己的政治發明，並且發展自己的經濟，奠定自己邦國的經濟基礎。堯只有同戎狄化的、具有對於傳統黃河中游地區來說全新精神文化的石峁，進行“社會上層交流網”的交流，才能獲得社會統治觀念的營養，只有同從事邊貿商品經濟的石峁進行貿易，輸出農產品和特殊石器產品，才能獲得豐厚的回報，在短期內迅速積累國家財富。這兩條，乃是“堯德盛”的根本。
由於石峁的巨大磁場的存在，堯決定北進臨汾盆地，立國建都，大方向上與石峁靠攏。不過，因為夏至影長“地中”1。6尺的標準，已經據垣曲盆地老營的實測資料而固定，成為“正統”地位的標尺，因而又限定了堯定都選址，不可能無限地靠近石峁城址，不能超過“地中”晷影標準1。6尺過多。
於是，堯經過像“周公卜洛”那樣在臨汾盆地各處圭表測量“相宅”，在臨汾盆地的東緣，確定了夏至晷影1。69尺的極限邊界，再向北便為1。7尺，超越了“地中”標準，都城選址則失去“正統”的地位，也無法用夏至測影的方式，驗證給別人看自己的都城是符合“地中”標準。
而臨汾盆地周遭，最高峰是東側太行山系太嶽山脈的主峰崇峰，俗稱塔兒山，海拔1493米，山峰形態如盤腿席地端坐的左衽之人，作為都城背靠的“祖山”最佳首選。
▲從陶寺遺址看東部的“祖山”塔兒山
加之，塔兒山主峰上半年2月27日（四千年前3月16日）日出時日切主峰標誌春祀大社與冰消節令，下半年10月14日（四千年前10月31日）日出時日切主峰標誌秋祀天地和初霜節令，都是陶寺文化所需要的天文準線。於是這個觀測點只能落在今天的陶寺遺址東南。
此外，陶寺都城的選址當然還考慮到大的地理環境，包括農業土地資源、水資源的利用和趨利避害、大崮堆山的特殊石料資源利用。大崮堆山特殊的變質砂岩適於製造堅韌“穿甲箭鏃”，陶寺文化早期便開始製造這樣的箭鏃，或許也是同石峁交易的軍工商品之一，只是交易量很可能不大。
儘管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都城規劃的“八卦”宇宙觀指導才顯山露水，但陶寺都城選址畢竟是陶寺文化早期便選定的，暗示陶寺文化早期都城選址時，便對陶寺都城選址的微地貌環境與天、地、山、澤、火、水、風、雷“八卦”宇宙觀附會，有所考慮。
另一方面，石峁遺址位於陝西神木禿尾河東岸的山峁上，介於黃土高原與毛烏素沙漠之間。這裡的生態環境並不適於農耕，缺乏廣袤的草場，也不適於遊牧，處於農牧過渡地帶。
石峁城址以北廣袤的蒙古高原、西北的阿爾泰地區，是遊牧族群生活的家園，他們需要黃河中游地區主要是豫西晉南地區農業族群生產的糧食。而石峁城址以南的豫西晉南地區農業族群需要北方草原族群生產的牲畜如綿羊與黃牛及其相關製品作為生活資料的補充。因此，石峁城址作為不同地域間、不同文化間、不同生業間之農業與牧業商品交換大都市的區位作用，便凸顯出來。
▲石峁遺址皇城臺發掘現場
顯然，石峁城作為邊貿商業國家的都城，它的選址首先佔領邊貿交易市場區位，交通便利，不論是遊牧部族還是農業部族，來到石峁邊貿市場均有適宜的可及性。同時，石峁的選址一定要易守難攻的地貌，商貿城市軍事防禦性是第一位的，要保障商人與商品貨物的安全，也就是保障市場的安全，這是石峁城市賴以生存的生命線。
陶寺與石峁都城選址時，似乎都在有意無意地向對方靠攏，相互吸引、相互欣賞是主旋律，陶寺文化早期與石峁早期在行為上，必然表現為邵晶先生所謂的有限的接觸與交易，社會上層交流網的交流貢獻也不可小覷。
▲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南護牆
貳
雙雄聯手的“蜜月期”
陶寺文化中期與石峁集團發生了深刻的互動，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相互借鑑，彼此又相互保持自己的個性，和諧共處。雙雄都開始向各自發展的巔峰衝擊，都營建各自巨大的外郭城。
陶寺外郭城城門加築“C”字形甕城，有可能受到石峁皇城臺門址凹凸扣合形內、外甕城結構的啟發，發明了簡單卻實用的軍事城防工事“C”字形甕城。
石峁外城東門遺址的始建年代可能略晚於陶寺中期外郭城城門。受陶寺中期外郭城“C”字形甕城的啟發，石峁外城東門以皇城臺門址“凹凸扣合形內、外甕城結構”為藍本，吸收了陶寺“C”字形甕城的合理性，建造了更加複雜的反“乙”字形門道的內、外甕城結構。
陶寺宮城東北角，於陶寺文化中期在外側增建了一個“碉樓”式的瞭望建築，很有可能是學習石峁城外東側的“瞭望塔樓”建築的結果。同時陶寺邦國“國企”大量生產大崮堆山變質砂岩材質的破甲箭鏃，很有可能賣給了石峁城，將石峁城的玉幣換回到陶寺，一方面陶寺在石峁邊貿市場的主導下，被納入了華西系“共同市場”，包括石峁、陶寺、清涼寺、齊家文化，以華西系玉器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由石峁主導。另一方面，陶寺邦國不是商品經濟基礎，因而將賺回來的玉幣逐步退出流通領域，變作玉禮器，形成自己的禮制特色。
▲陶寺宮城東北角中期
增建“瞭望碉樓”夯土基礎及柱洞
陶寺文化中期，陶寺與石峁雙雄的關係進入到“蜜月期”。而這個蜜月期的到來，實際上是陶寺邦國內部王族的更迭，所促成的。
陶寺都城遺址的聚落形態考古研究已經初步表明，陶寺文化早期與中期的統治者，變換了王族。從都城由早期非典型的兩城模式，發展到中期宮城-外郭城雙城制，早期與中期王族不同塋域、宮城內宮殿建築群的變化、喪葬禮制的重大變化、世俗生活文化面貌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這一系列顯著變化，都表明陶寺邦國政權在早期與中期不同王族之間“禪讓”了。
如果說陶寺文化早期都城為堯王族所統治，那麼中期都城便是舜王族所統治。堯舜禪讓在中國歷史上被稱頌為“聖王文德”的楷模，是歷代帝王追求或標榜的最高道德境界。不過堯舜禪讓歷史的真實，恐怕沒有這麼美麗，雖不至於血雨腥風，但也必然充滿了明爭暗鬥，陰謀陽謀。
從《史記·五帝本紀》梳理堯舜權力交接過程可以看出，堯七十歲時，舜已在民間以孝行聞名二十年，舜時年三十，舜已經在歷山、雷澤、河濱一帶活動，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事實上已經對堯政權構成了很大的挑戰。堯為籠絡和監視舜，將二女下嫁給舜，居於媯汭。舜輔佐堯從政二十年，而後禪讓王權，使舜攝政八年，堯崩。三年喪畢，天下歸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集解】：劉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這裡所謂的“中國”，顯然是指有帝堯祖廟的地中之都——堯都，就是陶寺。如此我們還原歷史的真相，舜在入主“中國”陶寺城之前，主要在自己的大本營活動，在那裡苦心經營，積累各種領導能力和政治資本，同帝堯角力，最終“迫使”堯禪讓。
關於媯汭地望文獻雖有多種說法，但主要集中在河東郡，即黃河以東、汾河以西的晉南地區，這裡是古冀州。堯和舜雖然分屬兩個不同的王族，但是考古學文化面貌很可能是同一個，即陶寺文化。只是中心聚落不同。河東地區陶寺文化分佈的密集區，在汾河東西兩岸分別集中在汾西區和汾東區。
汾西域集中在今洪洞縣，這裡同樣有媯汭、歷山等地名。其中洪洞萬安遺址地處媯汭，為陶寺中晚期，面積36萬平方米，2014年6月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現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編者注）田建文先生試掘，可以初步判定萬安遺址為汾西區的中心聚落。
萬安遺址所在的萬安鎮有一有關舜的傳說極為集中，如夯土寨堡“國家堡”，國家堡內的“姚商院”，姚商院外的“舜王樓”，國家堡南拐角“重華塔”，姚頭村的製陶業，萬安鎮“娘娘廟”供奉娥皇和女英，萬安鎮西北媯汭溝岸的土樑上，原有一座“無影塔”，暗示這裡曾經也被宣稱為“天下之中”。
▲洪洞萬安鎮無影塔舊照
“歷山”遺址距萬安遺址西十餘里處的山區，為陶寺中晚期的小型遺址總面積約2萬平方米。筆者在歷山舜王廟觀察周圍山川形勢，很有可能是舜觀象授時的觀測地。
我們大膽推測，史說“舜耕歷山”只是個幌子，他自己摸索曆象日月星辰制定曆法，挑戰堯壟斷天文曆法的特權，實際就是在挑戰帝堯統治的神聖性、正統性和壟斷性。而相映成趣的是，萬安鎮的無影塔，暗示舜也掌握圭表測量技術。堯所壟斷的天文曆法技術包括地平歷和圭表測量，舜均透過自己的探索掌握了，成為他同堯分庭抗禮的資本和軟實力，也成為日後陶寺中期陶寺觀象臺建設和IIM22隨葬圭尺的知識儲備。
洪洞縣歷山神立廟會、萬安娘娘廟會和羊獬廟會，即娥皇女英祭祀大巡遊活動，興自唐大曆年間，至今繁盛。貫穿了萬安和歷山兩個重要陶寺文化遺址，確實與舜有著千絲萬縷聯絡。有考古調查資料和文獻資料與民族誌資料綜合可見，洪洞一帶應該是舜取代堯王族入主陶寺“中國”之前的大本營。
▲2018年10月17日
洪洞萬安鎮堯誕辰娘娘廟祭奠
▲2018年10月17日
洪洞萬安鎮堯誕辰娘娘廟祭奠祭品
汾東區域集中在今浮山縣與翼城縣交界地區。據明《洪武-平陽志》稱，浮山乃“堯子丹朱食邑之地”。堯廟村陶寺文化早中期遺址，大約有45萬平方米，顯然是汾東區陶寺文化的中心聚落。該村清代同治九年《修復北堯廟碑記》碑額赫然鐫刻四個大字“陶唐管下”。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雲：“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我們有理由相信，“堯舜禪讓”過程中，這類“軟禁”逼宮的事件，有可能都曾真實發生過，正如李世民“玄武門兵變”逼宮，迫使唐高祖李淵禪讓。浮山堯廟村遺址，作為舜軟禁“堯子丹朱”即堯王族的最末一位繼承人的中心聚落，不是沒有可能的。
▲俯視堯廟村清同治年間 碑碣“陶唐管下”
顯然，舜自己的文化根基，是陶寺都城以北今洪洞-浮山一線，再向北進入霍山，便是晉中地區石峁集團“杏花村型別”的地盤了。這意味著，舜王族的起家，緊緊依靠著石峁集團。
故事講得直白一些，舜的上位，極有可能藉助了石峁集團背後強有力的暗中加持，使堯舜爭權抗衡的天平，向舜傾斜。舜上位成功後，與石峁發展全面的“友好夥伴關係”，來往交流密切，成為石峁集團強有力的“貿易伙伴”。文化上交流也日益深刻，老虎山文化的雙鋬肥足鬲開始滲透到陶寺文化。舜營建的陶寺觀象臺觀測柱縫系統，採用了歐洲風格的“列石”技術系統加以最佳化。
叄
雙雄反目：
“友誼的小船徹底翻了”
陶寺文化中期，舜王族的統治持續約百餘年，陶寺邦國也發展到了頂峰。不幸的是，陶寺文化中期晚段或中晚期之際，陶寺與石峁邦國反目成仇。我們在平毀陶寺宮城北牆中期牆基的小墓地裡，發現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際的小墓葬，出現了用筒腹肥足鬲扣頭部的葬俗，與陶寺文化早、中期傳統葬俗迥異。
▲陶寺宮城北牆中期基礎上的小墓
陶寺宮城東北角門生土豁口南部，被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際的地穴式房子破壞，房子的居住面灶坑部位，殘留一件大口肥足鬲，襠底呈炮彈頭尖狀凸起，這是典型石峁肥足鬲襠底的做法。我們意識到，陶寺與石峁雙雄的“友誼小船”此時徹底翻了，石峁集團征服了陶寺邦國。箇中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且錯綜複雜的，目前沒有太多的考古證據。
▲陶寺宮城東北角門生土豁口出房子及陶鬲
陶寺與石峁雙雄的確存在著經濟基礎、意識形態、價值觀等本質性的差異。譬如陶寺邦國是自然農業經濟為基礎，石峁以商品經濟為基礎；陶寺統治者追求“豶豕之牙”文德上政，石峁崇尚“武功”；陶寺統治者迷戀宇宙觀裡的“天下之中”的正統觀念，石峁追求“耶路撒冷”式的宗教聖城商貿大都匯；陶寺的神權遠低於王權，甚至可以說神權是王權的附庸，石峁則是神權與王權並重；陶寺以玉為禮，石峁以玉為幣等等。即便如此，陶寺與石峁商品貿易上近百年的相互依存，上述差異也存在了近百年，雙雄長時段相安無事，最後怎麼就說掰就掰了呢？
▲陶寺宮城東北角門生土豁口出房子出土陶鬲
不過，我們從陶寺文化中期，陶寺邦國巨大的穿甲箭鏃石器工業商品生產的產能推測，陶寺邦國穿甲箭鏃軍工商品，主要輸出夥伴是石峁，石峁與陶寺雙雄原本依賴穿甲箭鏃生意各自獲利頗豐，但時間長了，“利字當頭一把刀”，雙雄當朝者的貪利，挑起了原本親密的雙雄矛盾衝突加劇，最終不可收拾。
論軍事與財富實力，石峁集團明顯更加強勢，陶寺邦國被征服，似乎是必然的結果。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遺址被石峁集團長達百年的殖民統治，陶寺“原住民”與大量的外來人口如大雜院一般地聚集在一起，主要從事石鏃、骨器、綿羊養殖和農產品等殖民經濟生產，其中大崮堆山變質砂岩穿甲箭鏃生產與大崮堆山變質砂岩資源，才是石峁集團最看重，也是石峁集團征服陶寺邦國並進行殖民統治最主要的動機和目的，無非是搞垮陶寺邦國的政府，直接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陶寺文化晚期，陶寺文化分佈區裡有三個超大型的聚落，它們分別是300萬平方米的陶寺、曲沃和翼城交接處的200萬平方米的南什-方城、絳縣近400萬平方米的周家莊遺址。
這三處超大遺址當中，陶寺與周家莊都做過多年的考古發掘，南什-方城遺址也做過系統調查和試掘，除了陶寺遺址明確在陶寺晚期偏晚階段有過曇花一現式的復辟，其他時段同南什-方城、周家莊遺址一樣，沒有都城的內涵與地位，只有密集的人口，超大的面積，雜亂的聚落佈局，低層級的聚落等級。這種聚落形態令考古學家百思不得其解。
其實，假如我們換個思路，承認陶寺文化晚期被石峁集團征服，陶寺、南什-方城和周家莊，無非是石峁集團集中管理陶寺文化“原住民”的超大殖民點，就不難理解陶寺文化晚期超大規模聚落與低階聚落等級之間的矛盾現象了。
肆
尾聲：
石峁結束了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的生命
由於陶寺文化晚期偏晚某個時段，陶寺政權實現的短暫的復辟，重建的宮城，增建了帶門闕的宮城南東門，宮城裡營建了陶寺文化晚期的大型建築，擴建了城北的地壇。可惜，沒過多久，石峁集團再次翦滅陶寺復辟的孱弱政權。
為了防止陶寺遺址的“原住民”即堯舜的後人再搞復辟，石峁集團將陶寺文化人北遷至陝北與內蒙南部，打散後一部分摻進神木新華遺址類的當地族群，大部分摻進朱開溝文化當中，陶寺遺址的生命被結束，陶寺文化被最終消解，在神木新華遺址和內蒙朱開溝文化中能找到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因素明確的遺緒。
▲彩繪陶壺
新石器時代
高24釐米，腹徑13釐米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蛇紋鬲
新石器時代
口徑18。5釐米，高25。5釐米
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石峁遺址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圖七 骨制口簧比較
上：陶寺遺址J401∶29
下：石峁遺址出土
文｜何駑
原載於《黃河文明的標識——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圖｜何駑 邵晶 山西博物院 網路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或機構所有
輯｜山西晚報全媒體編輯 南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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