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得勢三年確實不假，但明朝在遼東壓制後金的時間並非僅有這三年。這種形勢是從萬曆年間的薩爾滸之戰失利後開始，一直持續到崇禎年間松錦之戰前。魏忠賢在這期間，對戰局是有促進作用的，但不是決定性的。

魏忠賢對遼東戰局的積極意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能很好的延續明熹宗定下的稅收政策，使得遼東糧餉得以保證；二是魏忠賢勢力對東林黨的壓制，使得遼東經略沒有頻繁更換。魏忠賢的作用僅是對戰局的錦上添花。

明熹宗即位後，魏忠賢與客氏開始飛黃騰達，但還不足以左右朝政。魏忠賢的得勢是在天啟四年，在與東林黨爭權成功之後，只有短短的三年時間。從史料上看，明熹宗並非一無是處，相反魏忠賢一直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明熹宗對大明的政治和軍事形勢都是很清楚的，魏忠賢對大局的所作所為都得到了明熹宗的默許。簡而言之，魏忠賢僅僅是明熹宗的對付東林黨的一個棋子。明熹宗時期，遼東戰局一掃萬曆末年之頹勢，打了不少勝杖。

袁崇煥就是在這一時期得到重用的，出現了炮轟努爾哈赤，寧錦大捷及重創皇太極的可惜局面。之所以會有這種形勢，就是遼東戰場有充足的糧餉和得力的將帥。明熹宗時期的對稅收的改革，魏忠賢是有一定的功勞的。

他恢復了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和海稅，修繕了黃河水道，向東林黨勢力範圍的產業徵收款項。這些措施所得的錢財，全被變成糧餉送往遼東。還有魏忠賢勢力對東林黨的打壓，客觀上促進了大明遼東用人政策的穩定。

但話說回來，遼東戰場之所以能出現壓制後金的局面，並非是因魏忠賢而形成，而是萬曆後期對遼東局勢的把控及充足糧餉等因素的共同結果。山海關到寧遠鎮一帶形成的關寧防線，成為明朝抵抗後金進攻的戰略要地。

薩爾滸之戰後，萬曆迅速起用熊廷弼經略遼東，遼東防務得以迅速完善，對後金形成了全面壓制之勢。萬曆駕崩後，大明政局動盪，熊廷弼下臺，導致遼陽及瀋陽等重鎮相繼陷落，大明與後金在遼東才出現攻守平衡之勢。

之後的明廷，對熊廷弼和王化貞兩人的使用舉棋不定。王化貞主張主動進攻，而熊廷弼主張以天津等地為策應，將重兵屯在山海關，進可攻遼東，退可防後金繞道入關，能保證京師的安全。廣寧之戰失利後，兩人被免職。

天啟二年，王在晉出任遼東經略，他贊同熊廷弼主張收縮防線的策略，不再將兵馬錢糧投放在遼東。王在晉認為應該在山海關外的八里鋪築城作為屏障，防止後金據山海關外高地向關城進攻。建議遭到孫承宗等人的反對。

孫承宗認為，八里鋪離山海關太近，應該將防線推到關外二百里的寧遠。在孫承宗說勸說下，明熹宗決定採取主動進攻戰略。熊廷弼因不斷的黨爭而被殺，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關寧防線形成，也正是魏忠賢得勢之時。

這條防線在明熹宗時期，確實是一條非常得力的防線。明熹宗與魏忠賢大力追繳拖欠賦稅、提解羨餘、增收榷稅等增補國家收入，當時的國內也沒有出現大規模動盪。這是遼東戰局向好的主因，是戰略與補給的共同作用。

這種形勢一直持續到崇禎十三年的松錦之戰，在崇禎催戰之前，洪承疇集結了大量明軍野戰精銳，採取守而兼戰的策略抵禦清軍。第二年，洪承疇先後擊敗濟爾哈朗和前來增援的多爾袞，此時明軍的態勢是全面佔優的。

寧遠鎮在天啟年間和松錦之戰前期，是作為進攻型軍鎮存在的。崇禎年間政局糜爛，糧餉不足，明軍已很少有進攻之勢，關寧防線也喪失了昔日的功效。清軍吞併蒙古漠南諸部後，進攻明朝腹地的路線有了更多選擇。

當時的遼西走廊已經完全暴露在清軍的進攻範圍中，關寧防線徹底失效，死守只不過是做給崇禎看而已。崇禎年間，大明財政進一步惡化，遼餉也成為百姓負擔。為何還要堅守一條毫無意義的防線？可能只有崇禎知道。

崇禎中後期，遼東局勢已經不可挽回，也可以說是崇禎將天啟年間遼東的一副好牌打的稀巴爛。隨著袁崇煥、孫元化、劉策等人相繼被誅，再加上東林黨的肆虐以及遼東利益集團的形成，大明在關外的失利已勢不可擋。

人們在總結大明遼東戰局退變原因的同時，也在積極尋找戰局向好時的因素。很多人將天啟後三年的遼東局勢說成是魏忠賢的功勞，其實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遼東戰局的形成及轉變，有它自身的複雜原因。

魏忠賢的得勢與遼東戰局的變化沒有必然聯絡，熊廷弼的被殺，雖與黨爭有關，但魏忠賢難辭其咎。總之，魏忠賢並非有心遼東戰事，文中原因只是他無心插柳的結果。因此魏忠賢得勢三年不假，但與遼東關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