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圖書的材料載體主要經歷了“簡”、“帛”、“紙”這三個階段，發展到南宋時期，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這兩種跨時代的印刷方式已經日臻成熟，這對於圖書行業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在這一時期，南宋統治者非常注重圖書的功用，舉國上下藏書風氣盛行，皇家藏書與私人藏書不計其數。

圖書對於傳承人類精神文明，締造人才，推動社會進步具有重要作用。圖書多了固然是好事，但是，圖書的管理工作該如何進行呢？南宋人民對這個問題不願進行思慮探索，最終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圖書管理體系，將圖書館管理得井井有條。

廣泛蒐集圖書

據歷史記載，宋朝政權在建立之前，經歷了五代十國的紛亂與混戰，由於戰爭浩劫，前代圖書受損散佚情況嚴重。《古今書錄》中提到：唐文宗開成年間共有圖書五萬六千四百餘卷，而宋建國初期只有圖書一萬三千餘卷。這與宋朝重視“文治”的政治理念並不適應，因此，宋朝統治者開始把圖書整理工作提上日程，宋朝官員們開始廣泛蒐集圖書，以充國家圖書館之資。關於蒐集圖書的門徑，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1。徵求購買圖書

朝廷設定有專門的官員前往民間購買蒐集圖書，遇到富有價值的圖書，所以高價購入。除了專設官員購買收集之外，南宋朝廷還實行獎勵獻書制度，以獎金獎勵或官職晉升等方式鼓勵官員或民間人士向朝廷進獻有價值的圖書。

宋太祖乾德四年，也就是公元966年，太祖曾下詔：收購佚散在民間的善本和孤本書籍，所獻圖書，先令史館點檢，如果是三館所缺的圖書，便收納登記。並將獻書者送往翰林院考試，通過後即賜與科名官職。根據史料記載，南宋時期透過向朝廷進獻圖書以此達到升官發財的人不在少數。

除此之外，南宋王朝還向國外徵求圖書。在戰爭時期，有許多的等民族圖書因為戰亂流失到海外，接近亡佚，幾經輾轉，到了日本朝鮮等國家。

根據《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十一記載，宋哲宗時，就有高麗進京獻書，內有《黃帝內經》九卷，宋哲宗大為高興，宣佈國內上下學者誦習之。

2。抄寫編纂圖書

抄寫圖書也是宋朝圖書館裡當中極其重要的增添圖書方式。據史料記載，紹興十四年（1114年），詔秘書省復置補寫所。此補寫所的職責主要是對複本缺少的圖書進行補充抄寫，充實秘閣的圖書資源。除了抄寫複本缺少的圖書，還對專職官員在民間所蒐集到的，但是書主因為書本價值而不願進獻也不願出的圖書進行抄寫。南宋時期的抄寫圖書工作雖然繁複，但在古代，此法不失為一種能夠流傳儲存珍貴書籍的可行性方法。

除了抄寫一些缺失或珍貴的圖書，圖書的複雜散亂也是一個影響圖書發展的問題。在南宋時期，朝廷就多次組織修纂了不少具有珍貴价值的圖書，尤其是對當世影響重大的史料研究類圖書，投入的人力、財力、物力巨大。

僅據《中興館閣錄》和《中興館閣續錄》兩書《修纂》門所載，南宋館閣修篆的實錄、寶訓、會要、日曆等就有幾十種，達9951卷之多。根據史料記載，在孝宗淳熙年間，《孝宗皇帝日曆》這些編纂圖書的工作是南宋國家藏書的一個重要來源，使得南宋館閣藏書數量迅速增加。南宋時期的古籍編撰工作雖然繁複，但是其對於南宋時期的史料研究與填充後世文化寶庫，都具有重大的影響。

科學的勘校

1。“三館”校勘

南宋時期的“三館”主要是指：“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宋代洪邁曾在其著作《容齋隨筆》中這樣定義館閣作用：“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以此可知，南宋三館乃是文化淵藪之地。

在南宋時期，大量收集而來和編纂抄寫的圖書雖然對於宋朝的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怎樣管理這些圖書成為了朝廷需要考慮的一個大問題。而這三館的主要職責就是為了南宋朝廷管理和校勘圖書。

南宋王朝對於圖書的管理與校勘工作非常重視，宋太宗時曾經下令，凡是京城官員從事校對的書籍，都要在書籍末尾提上自己的名字。這一詔令不僅能夠提升覺對官員的責任心，還迎合了當時眾多儒士的入仕求名心理。因為校勘圖書需要校勘人員擁有深厚的知識儲備與責任耐力，所以當時南宋朝廷對於校勘人員的選拔也非常重視，標準也較高。

2。設定覆校官和校勘程課

除了利用“三館”人員進行書籍校勘，南宋朝廷還設立了一套嚴密的勘校機制。宋真宗時期，曾下詔設定覆校官，覆校官工作職責是在“三館”人員校勘過後，書籍並不立刻登記入庫，而是送往覆校官處複核，以此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圖書的校勘工作嚴密無誤。

南宋朝廷此舉，是為了保證圖書的精確性，以免因為校刊的錯誤導致出現問題的圖書流通到社會或者後世，給從事讀書的人員造成知識性的錯誤和困擾麻煩。經過就校勘工作之後，從前存在問題的圖書，變得更加完善和正確，這對於圖書事業的發展以及社會文化的培養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設定覆校官，南宋朝廷還開設校勘程課，其目的是為了“皆有程課，以考勤惰”，“程課”其實是對於校勘官員每日工作量的規定，不同時期設定不同的日最低工作量，允許超出，但不能未達到，以此來防備校勘官員偷懶憊怠的情況。

從以上兩種校勘模式，可以看出南宋王朝對於文化知識的重視程度非常大，也能夠從側面看出南宋統治者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在這樣的文化風氣之下，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輝煌富麗的南宋文化格局。

圖書的儲存工作

1。撰寫目錄分類儲存

國家擁有了卷軼浩繁的圖書，怎樣整理儲存這些圖書也是一個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在宋朝剛剛成立不久時，因為統治者對於圖書的重視，三館藏書便增加到80000多卷，而且內容豐富，門類眾多。在經過一批有識之士的編纂與校勘，圖書的質量與數量也大大提高。在這一重要時刻，宋朝統治者下令為圖書分門別類，依次登記，並撰寫目錄。

歐陽修

根據史料記載，宋仁宗景佑元年 （1034年），下詔命令翰林學士王堯臣，館閣校勘歐陽修進行編目工作。歐陽修等人依照唐朝時期的《開元四部錄》的經驗進行目錄撰寫，他們把當時的圖書體例分為四部，即“經”、“史”、“子”、“集”。四部之下有開拓增設不同的門類進行管理。這種“四部分類法”，雖然在宋朝之前已經產生，但是也是在南宋時期得到了更成熟的確立，這種分類方法對於我國後續的圖書館管理，具有深遠的影響。

2。嚴格把控借閱關卡

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南宋時期的圖書館藏書並不是針對社會大眾而開放的。南宋館閣藏書的開放人員主要是為皇帝及近臣所提供，再者是為官方修史官員以及校勘官員所開放。

有歷史資料記載，關於館閣圖書的外借條件如是：“秘閣書籍除供禁中外，不許本省官及諸處關借，雖奉特旨，亦不許關借。”

從這段資料中可以看出，南宋時期朝廷對於廣葛圖書的外借條件非常嚴格，除了明文規定的特殊人員之外，並不像其他人員提供借閱，即使是奉行皇帝特旨，也不能夠外借。南宋朝廷對於圖書借閱關卡的嚴格把控，雖然不利於知識的廣泛傳播，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圖書的價值就是為了向人們傳播知識。

但是這種嚴格的把控，也具有一定的儲存優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圖書的損壞與流失，對於宋朝館閣圖書的儲存工作具有正面意義，對後世學者從事古籍研究，以及社會大眾得以接觸珍貴古籍，創造了歷史前提。南宋時期所採取的圖書的儲存管理方法也仍然具有借鑑意義。對於浩繁複雜的圖書進行目錄編寫，對於珍貴的圖書進行借閱關卡嚴格把控，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針對性圖書儲存體系。

總結

雖然我國古代的圖書館具有一定的滯後性與侷限性，但是南宋時期的圖書管理工作，在我國古代的圖書管理工作中，已經做出了一定的正面意義。南宋朝廷對於圖書的重視，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進行購買、蒐集、抄寫、編纂、勘校、儲存圖書等細緻有效的工作，不僅充實了國庫藏書，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大批宋代學者，促成了南宋繁榮的文化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