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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魚袋、不良帥、大案牘術?一文讀懂《長安十二時辰》中的怪名詞

文|竹映月江

近日,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正在熱播。不少觀眾看過後紛紛表示這部劇史料嚴謹,造型考究,堪稱良心製作。

然而,由於《長安十二時辰》講述的是一個發生在唐代的故事,這也導致了觀眾對劇中的一些細節不熟悉,無法達到最佳的觀劇體驗。

那麼,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哪些細節是製片方精心埋下的彩蛋呢?下面就讓我們一起看看觀看這部劇需要掌握的歷史知識吧。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一段內容是狼衛首領曹破延落水後,被酷愛飲酒的焦遂救起,而後狼衛首領恩將仇報,殺害了焦遂並且拿走了他的金魚袋。

那麼,這個金魚袋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何焦遂會因為金魚袋丟掉性命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讓我們一起看看焦遂的裝備。

焦遂出場時,他的身上除了金魚袋,還有一壺好酒。

這處細節其實是在向歷史上真實的焦遂致敬,據史料記載,焦遂平生嗜酒如命,與李白等人並稱“飲中八仙”,就連杜甫也不忘在《飲中八仙歌》裡說“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闊論驚四筵”。

不過,《長安十二時辰》中,為了劇情的衝突將焦遂的社會地位拔高了不少,於是劇中狼衛首領倒酒祭祀時,焦遂的酒便成了葡萄酒。

葡萄酒最初由張騫出使西域時引入,妥妥的絲綢之路舶來品,在唐代絕對是價比黃金的奢侈產品。

本來以歷史上焦遂的平民身份,是絕對喝不起葡萄酒的,但劇中的焦遂擁有金魚袋,這就讓焦遂喝葡萄酒有了幾分合理性。

因為,金魚袋只有官員才有,同時官員才有渠道和財力購得葡萄酒,這兩處細節很好的指明瞭劇中焦遂的官員身份,或者至少是與高官有交情,比如劇中的靖安司何監。

《新唐書》上記載“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可見唐代的官員們人人都有個叫做魚符的身份證,劇中的焦遂也不例外。

唐代的魚符按照官職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原料製作,按照唐代章服制度,“(魚符)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

有了魚符就需要有魚袋來放置,因此從唐高宗永徽二年開始,賜五品以上官員魚袋,魚袋上面用金銀裝飾,其中三品以上佩金魚袋,五品以上佩銀魚袋,這便是劇中金魚袋的由來。

劇中焦遂能夠入宮與太子老師何監喝酒的交情,並因此佩戴了金魚袋,這就是一張入宮的通行證,難怪狼衛首領為此不惜害死焦遂呢。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還有一處令觀眾頗為迷惑的情節,那就是劇中一開始介紹張小敬時,說他做過不良帥。

那麼,什麼是不良帥呢?這個職務的作用又是什麼呢?

據《稱謂錄》引《說鈴續》記載:“緝事番役,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

由此可知,在唐代時,有個主管逮捕緝拿盜賊的官職,稱作“不良人”,而這些不良人的最高統帥,就是不良帥。

雖然不良人的官職不高,但作用可不小。《太平廣記》裡就曾記載了一個不良人的故事。

據《太平廣記》記載,貞觀年間有個叫李行詮的人,他迎娶了一個漂亮的老婆,可這個老婆卻與他前妻的兒子李忠相愛了。

熱戀中的兩人為了長相廝守,便在外面找了間房同居,可李行詮很快發現老婆不見了,於是李忠就騙他說他老婆是被皇上叫進宮去了。

李行詮一聽,立刻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他哥哥左丞相李行廉。

要說李行廉也是愛弟心切,馬上進宮去找皇上要人。皇上被李行廉弄得莫名其妙,好不容易才明白是李行詮的老婆失蹤了。

於是皇上立刻讓長安縣令徹查,這下李忠緊張了。為了脫罪李忠和他的繼母商量後決定,由她的繼母自行用領巾勒著脖子再躺到街上,等縣令問起就說奉旨進宮見皇上途中,被人勒住脖子綁架了,然後歹徒又把她扔了出來。

縣令聽後,雖然心存懷疑,但卻苦於沒有證據,此案一時僵在那裡。

這時候,不良人登場了。這些不良人接受案子以後立刻去四處走訪,然後很快便從交往的社會閒散人員那裡聽說李忠曾去算命的事情。

有了這一線索,不良人順藤摸瓜,初步掌握了李忠的犯罪事實,然後不良人設計將李忠和他繼母關在一起,暗中留下人偷聽他們的談話,終於掌握了他們的犯罪證據,這才告破這起失蹤案。

由此可見,不良人不僅廣泛接觸民間百姓,同時也為官員辦事,他們既是官府維護治安的重要助力,也是民間與官府溝通的橋樑。

劇中的張小敬能夠迅速發現狼衛行蹤,相信便是得益於他不良帥的職業生涯。

《長安十二時辰》中,還有一個令人驚喜的彩蛋,那就是劇中人物採用的“大案牘術”,也是徐主事的看家本領。

大案牘術聽起來很像現在的大資料分析,用統計學的方式迅速精準的定位目標。

那麼,這樣現代化的手段,在唐代究竟有沒有可能實現呢?

其實,早在春秋時代,古人就開始關注統計資料了。比如《地理志》、《河渠書》、《食貸志》等等古籍,都是涉及統計學的著作。

這些統計資料的確幫了決策者很大的忙,齊國國相管仲就透過這些資料制定了一些科學有效的農業政策。

等到了唐宋時期,當時的官員們開始透過統計資料分析經濟發展動向,還根據這些資料提出了“罷減冗費”的建議。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唐代人已經意識到大資料的重要性,但限於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很難如《長安十二時辰》中描述的那樣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獲取結果的,劇中神乎其神的大案牘術,或許只是編劇的美好願望吧。

參考文獻:《新唐書》、《稱謂錄》、《太平廣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