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劇烈的社會解組時期，

社會形態由奴隸制社會的崩潰向封建制社會的確立過渡。

伴隨著這一轉變過程的是社會各個結構系統諸如經濟、政治、文化等舊的結構的解體和新的社會結構的確立。

與此過程相伴隨，中國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空前活躍的學術思想爭鳴的局面，史稱“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主要流派代表思想

1、儒家學派。

儒學最初是關於禮儀的學問，後來逐步發展為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儒學強調禮治、德治和人治：

禮治就是強調社會的差別，

對待不同的群體採取不同的約束機制

；德治強呼叫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只要透過道德教化任何人都是可造之材，

其強調的重心在教化的程式

；人治就是強調人的特殊化，認為人是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

儒家思想的影響體現在，其認為仕途為有理想的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同時用禮來約束社會，體現社會的尊卑等級觀念，對統治階級倡導仁為核心思想進行德治與禮治。

儒家的這些思想是封建階級等級觀念的反映，同時也是為了保持社會和政治國家共生的思想，對後世政治統治的影響極大，也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本源。

2、道家學派。道家學派產生於春秋後期，地位在中國與儒家相當，同是中華文化的脊樑。是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的精華，其是以道來作為研究和理解萬事萬物的基礎，以道作為世界的本源，世界的一切都源於道，以道來研究自然、社會、家庭和人生之間的關係。道家學派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因素，主張清靜無為，與世無爭。道家的思想是一種辯證的思想，無為的背後事實上是對真理的追求，迴歸自然並非逃離社會，道家主張出世，實質上是教人們學會出世才懂得入世，相應地，學會入世才能懂得出世。

道家的這種思想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在人的思想之中，甚至在很多方面超過了儒家的影響，只是因為道家的無為的外表讓人很難重視道家的這種影響。

道家思想在後世成為了政治人物處事的思想，使中國知識分子不會因為儒家思想當中對政治理想看作至高地位而將身家性命投入到官場之上，才能夠發現進退之道，以出入之間的智慧來處理人生的理想與現實。

3、其他學派。

除了儒家學派和道家學派之外，法家和墨家學派也有自己的思想體系，也是在百家爭鳴時期的影響較大的學派。

墨家在成立之初是一個團隊型學派，有著嚴密組織性，

墨家弟子在任何地方任職的時候都要宣傳墨家學派的思想，並且繳納“會費”。

墨家思想前期內容在政治、社會及哲學領域，後期主要在邏輯學領域。

墨家思想中影響

最大的部分是“兼愛”思想

，他們

反對儒家學派主張的具有等級差別的禮的觀念

，認為對待所有的人應該是同樣的對待。

同時墨家反對儒家的宿命論

，認為人的命運不是生下來就天定的，而是自己努力決定的。

法家是百家爭鳴當中的另外一家影響較大的學派。

其主要思想是依法治國，推崇以嚴刑峻法來治理國家，反對依靠德治禮儀來作為國家治理的根本。

法家的思想是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

，也是春秋戰國時代戰亂紛爭諸侯割據的狀況下尋求國家統一的必經之路，

最終也成為秦國一統中國的最大的思想基礎

，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法制建設的思想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除此之外，

百家爭鳴中還有兵家、名家、縱橫家、陰陽家、農家等學派，

這些學派在當時都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力，使

得整個時期呈現文化上多元化，門派林立，相互影響又相互促進的欣欣向榮的局面

，對當時社會和後世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為何戰國時期出現“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為中華文明打下來最為豐富和影響最大的思想基礎，影響著後世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甚至可以說成就了整個中華文明的骨架。

究其原因較為複雜 ，而且各因素之問也不是孤立的靜止的．而是各種因素互動共同作用的結果。

1、“百家爭鳴”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

縱觀中國思想文化變遷：

或者是社會經濟太發展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或者是社會大變革，新舊時代交替的歷史轉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榮。

“百家爭鳴”卻遇到了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

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雙重因素髮生作用，出現了規模空前的學術思想繁榮

。

首先，最重要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鐵的發明和鐵製工具的廣泛使用。

大約春秋初年，我國就發明了冶鐵技術，製造出最早的鐵器，到春秋後期，改進了鑄鐵技術，鐵的硬度提高，適用於製造各種農具與手工用具。

《國語·齊語》有“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組、夷、斤、刷，試諸壤土。”

到戰國後期，基本上完成了鐵器的普及過程。

特別是戰國時期，發明熱處理技術和滲碳制鋼技術，這對提高鐵銅工具的功能，促進鐵器的進一步廣泛使用。

其次，牛耕的出現。

春秋中後期牛耕已成為人們司空見慣的事情。

周定王九年（

前598年

）

，楚國已經流行“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的比喻。

另外，當時不少人的名字往往將“牛”與“耕”聯絡在一起，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

在農業生產靠手工勞動進行的時代，耕牛是農業生產中最強大的動力。戰國時期，牛耕進一步推廣並開始使用鐵犁，相比較耒耜、石犁，是耕作技術上的重大進步。

從青銅時代進入鐵器時代，牛耕的普遍應用使得統治者更加註重農業生產，鐵製農具也使得生產力大幅提升，

這樣從事農業生產的生產者就會有更多的產品剩餘，在食品上獲得足夠滿足之後就開始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

再次，與西周相比，春秋時期商業繁榮呈現出新的景象。

在官府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之外，出現了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的小手工業者，

獨立的富商也開始出現，

日益成為社會的活躍力量。由於商業的發展，作為交換中心的城市也相應興起。

到戰國時代，城市規模顯著擴大，出現“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的局面。

工商業的興盛促進了人們頭腦開化，加深了人們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的認識

，人們開始探索經驗背後的哲理。

同時由於商業的流動性、滲透性，商品交換就是資訊交換，

人們對世界的認識逐漸系統化、理論化。

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特別是冶鐵技術的發明和改進，使農業和手工業出現了長足的進步，商業與城市也隨之興起，

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為學術思想的產生、爭鳴準備了良好的社會經濟基礎。

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引起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動。

春秋以前，生產工具極其笨拙落後，多為木、石制耒耜，只能採取井田制和“千耦其耘”、“十千維耦”的奴隸集體耕作方式。進入春秋後，鐵製農具和牛耕的出現，使一家一戶作為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小生產開始成為可能．也使封建小農生產方式的產生成為可能。

新的封建生產方式開始萌芽，並迅速成長壯大，

引起社會結構產生鉅變，促使奴隸制衰落，

土地所有制開始從國君、貴族手中失落到卿大夫手中，

新興的地主階級開始形成、壯大，並逐步取得政權。

由此，社會開始大動盪大轉折。具體表現在：

其一，井田制日益崩潰，土地私有逐漸發展。

起初，周王擁有對全國土地的支配權，除自己直轄的王畿外，其餘的王土分封給諸侯，讓他們世代享用，但諸侯對受封的土地只有享用權，沒有所有權。但隨著宗周衰弱，

分封土地的制度已無法施行並逐漸遭到了破壞，

因而兼併土地的戰爭連綿不斷。加之鐵器牛耕的出現，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諸侯及卿大夫不再滿足於“籍田”所得，醉心於“私田”，出現了開墾“私田”熱。

舊的奴隸制生產關係弊端日益顯露，普遍存在“民不肯盡力於公田”的情況。越來越多的奴隸和平民棄田逃亡或投奔到

改變了剝削方式、已成為新興地主的卿大夫的門下

，成為“隱民”。

其二，賦稅制度相應發生巨大變化，以土地所有權和賦稅制度為核心內容的改革蔚然成風。

土地私有積累到一定程度，

動搖了井田制，必然引起諸侯國財政枯竭

，不利於進行以兼併土地為目的的爭霸戰爭。各諸侯國為此進行賦稅制度改革，

將原本依靠井田的剝削收入來維持財政的辦法，擴大為對所有耕地普遍徵稅，增加稅源。

周莊王十二年（

前685年

）

，齊國實行“相地而衰徵”，根據土地好壞“按田而稅”。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

）

，魯國實行“初稅畝”，不論公田、私田一律納稅。

這種賦稅改革，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改善本國的財政收入，

但事實上是等於公開承認土地私有的合法地位，

進一步加快了井田制的崩潰，為地主經濟的興起開闢了道路。

其三，社會結構發生垂直流動。

經濟關係的變動，土地私有制的發展，

舊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都在不斷分化

。舊的奴隸主貴族周王、各國諸侯和部分卿大夫在新舊勢力的激烈鬥爭中日漸衰落、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原先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上升，形成了兩種新興的社會階級機構。一類是“新興地主階級”，

其構成大部分是卿大夫，

他們是新興地主勢力中最強有力的人物

；一部分是新興小地主階層，多由商人、份地農民和手工業者發展而來。

另一類“士族“，

本屬奴隸主貴族下層，受過軍事、文化等“六藝教育，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文能充任各層官吏

，具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種才能。

2、“百家爭鳴”形成的政治思想條件

經濟關係的變化，必然引起上層建築結構的變化，為“百家爭鳴”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政治、思想條件，也為開展學術思想爭鳴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首先，周王朝大一統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代之以群雄爭霸的多元的政治格局。

起初，周天子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崇高地位並有相當的支配權力，

禁止受封諸侯之間攻戰兼併。宗周滅亡後，平王遷都洛邑，

自此王室衰微，不再有控制諸侯的力量，諸侯國之間相互兼併，戰爭連綿不斷。

“春秋五霸”相繼出現，打破了諸侯並列，王室獨尊的局面，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所代替。

隨著新興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的日益得勢，國家權力漸落諸侯的臣屬手中，

出現了“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和“陪臣執國命”的局面。

各諸侯國為“混一天下”而進行爭霸戰爭，

這在客觀上迫切需要謀略謀術戰略等的思想。

各國君主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

要求有多種學術思想為他的政治服務

；同時處於劇變之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不可能有統一的政治力量鉗制思想爭鳴，

故而容許有多種完全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學派存在。

於是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的思想紛紛出現，

諸子思想在相對自由的思想氛圍裡如雨後春筍，開始了思想領域裡的大混戰大交流大融合。

其次，春秋戰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出現“輕天重民”的思想解放潮流，為“百家爭鳴”準備了思想條件。

新的社會制度必然要破壞舊的社會制度，在長期的兼併戰爭中，

某些統治者從繼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中體會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只有負擔賦稅的庶民。

從而在西周簡單的文化基礎上表現出偉大的創造性，產生了卓越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軍事家，為後來“百家爭鳴”開闢了思想道路。

最突出的表現是宗教神權衰落，民本思想抬頭。

隨著周天子權力旁落，“尊神”、“敬天”的傳統信仰發生動搖。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天”的地位動搖了，顛倒的天人關係再顛倒過來，

天神不是凌駕於萬物之上的神靈，而是處於人的附屬地位。

故孔子有“仁政”說，孟子有“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

在天人關係上，完成了“重天”到“重民”的轉變，形成了哲理性的天道觀，從而在意識形態內部出現新的變化。

再次，頻繁的兼併戰爭，推動了社會進步，也推動了文化交流，為“百家爭鳴”準備了文化整合條件。

到了春秋時代，奴隸制度逐漸瓦解，

新興的地主階級逐漸興起，隨之而來的是各個諸侯國的爭霸和兼併戰爭，

在魯史《春秋》所載的242年裡，列國間的軍事行動就有483次。到了戰國時期，這一現象愈演愈烈。

戰爭的一個副產品就是促進了文化交流。從空間上來看，戰爭使得周邊戎狄蠻夷接受了華夏文化。

以王子朝為敗逃楚國為例，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宮氏等舊宗族，

帶著王室所有典籍逃到文化落後的楚國，完成了東周文化最大的一次遷移

；

從不同階層上來看，戰爭使得文化下移現象發生。

周王室因戰爭衰微，不能養活百官，有專門知識和技術計程車和百工，流散到諸侯國和民間，或授課、或著書、或找徒，

打破了“學在官府”的文化壟斷局面，擴大了文化傳播範圍。

3、“百家爭鳴”形成的文化知識基礎——文化擴散，教育下移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井田制的崩潰和兼併戰爭及王室的衰微，飽學之士流散民間，私學之風盛行，

打破了“學在官府”的文化壟斷局面，使教育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較西周所不及

，這是當時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文化現象。

第一，教育的拓展，為“百家爭鳴”準備了知識條件。

西周時，“學在官府”，奴隸主貴族壟斷文化知識，只有貴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權利。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轉型，經濟、政治發生劇烈變動，因而出現了文化知識下移的現象，

文化知識開始傳播到社會上，學在“私家”，私人講學之風興起，打破了“官學”獨佔局面。

典型代表孔子，所主張的“有教無類”

，破除等級、地域和民族界限，大量接收賈人、賤人和農家子弟入學，

擴大了教育範圍，文化知識迅速傳播到社會各個階層。

第二、學術中心，為“百家爭鳴”提供了平臺

齊國的稷下學宮作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中心，成為了士階層的重要活動場所，產生和培育了眾多的學派。

各學術團體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如孟子、荀子、韓非子、李斯等多與稷下學官有著直接和間接的關係，都曾在這裡講學、爭辯。

4、“百家爭鳴”的載體——“士”階層的崛起

士是形成“百家”的本源，“百家爭鳴”是士階層之間的爭鳴。

士“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謂學問被組織進封建官僚機器的大網中心；他們“能夠相對地擺脫土地的束縛，超越小農經濟的分散性而處於流動之中，實行全國性的廣泛交往”。

士原是奴隸主貴族的最底階層，雖有少量的“食田”，但受過“六藝”教育，能武能文

。可惜被限制在宗法制鏈條上，處於絕對附庸地位，沒有自由。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奴隸主貴族賴以生存的井田制崩潰瓦解，宗法制動搖，階級關係發生升降變化。

奴隸主貴族日益衰落，士階層的地位則上升，力量迅速壯大。

轉型時期的社會動盪不安，內部衝突的解決、爭霸戰爭、政權鞏固等都急需網羅文武人才，社會上普遍興起“禮賢下士”之風。

具有政治經濟軍事才能計程車人為統治者賞識提拔重用，“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為政治常識，士成了諸侯、卿大夫、私門蒐羅的重要物件。

而其中一類則構成“百家”的主體，如儒、墨、道、名、法、農等專門家，著述立說

，反映當時社會各階級的思想，提出各種政治主張，在文化上貢獻巨大，

所謂“爭鳴”，主要是他們之間宣揚自己學派的學說，對其他學派的學說進行批判和爭論。

綜上所述，

“百家爭鳴”的形成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劇烈解組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絡。

它的出現是有特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的，是處於變革時期社會多種因素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新因素相互交織和共同推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