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農民大批進城始於20世紀90年代。雖然只有短短几十年時間，但當代中國農民的生存境遇及價值觀都隨著他們大批進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世紀以來，鄉土小說家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集中在這些進城農民身上，不僅因為進城農民形象可以反映鄉土創作之“新”，更在於可以透過這一群體價值觀的轉變軌跡來探究當代文化變遷。
在新世紀鄉土小說中，農民進城必然涉及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他們的“去與留”。而“去與留”的背後則關涉農民價值認同是否發生變化、個體價值是否能得到實現等問題。對此，當代中國鄉土文學作家進行了富有價值的思考和探索。在他們筆下，我們看到，相較於20世紀90年代進城的老一代農民，新一代農民的價值認同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導致這一轉變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鄉土情感逐漸淡化。鄉土情感是維繫進城農民與故鄉關係的紐帶。對於老一代農民來說，鄉土不僅是賴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心靈的歸宿、生命的歸屬。《北去的河》中的劉春生、《拯救父親》中的周伯、《大嫂謠》中的大哥大嫂，他們對鄉土都有著深深的眷戀。故鄉不僅是房子，更是土地、樹木、山水，是絲絲愜意、痛並快樂的氣味。然而，對於新一代農民來說，年少時父輩離鄉、親情的缺席，使他們的鄉土成長經歷並不愉快。長大成人後的他們義無反顧地進入城市，此時城市的繁華深深地吸引了他們，他們渴望在城市紮根，渴望漫長的未來能在城市度過。《極花》中的胡蝶，早早跟著母親在城裡收廢品，在母親那裡習以為常的“破爛”稱呼，她卻深惡痛絕，因為她打心裡認為自己就是城裡人。於是，她才會不顧母親的氣憤，拿著辛苦賣廢品的500塊錢買了雙高跟鞋，並歇斯底里地告訴母親：“我現在就是城市人！”這種宣洩式的呼喊，不僅是胡蝶拼盡全力對城市的吶喊，更是“胡蝶們”奮力與農民身份徹底決裂的宣言。
其次，家庭期望愈發沉重。在新世紀鄉土小說中，日趨明顯的城鄉差距不僅加深了農民對城市的嚮往，更加深了老一代對新一代的期望。在作家筆下，老一代農民是帶著對故鄉和土地深深的愛進城的，農村裡的家人才是他們心之牽掛，中年進城務工只為給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就像《瓦城上空的麥田》中的李四，他心繫故鄉，對自己的農民身份堅定不移。也像《明惠的聖誕》中的徐二翠，對自己沒有更高奢求，只盼望女兒能考上大學嫁到城市，成為城裡人。也正是在這樣的期許下，新一代農民往往存在著“回不了家”的心理暗示，是不願也是不能。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揹負家庭甚至家族的希望與責任。無論出於自覺還是被迫，他們都被打上“他者”的標籤，離鄉尋求新生活。這種“他者”的身份既是對城也是對鄉。於城裡人而言，他們自然是“他者”，《極花》中的胡蝶、《明惠的聖誕》中的明惠、《吉寬的馬車》中的許妹娜、《送你一束紅花草》中的櫻桃、《城市裡的一棵莊稼》中的崔喜、《出梁莊記》中的民中，他們在熟悉的城市裡肩負著家庭的重擔，感受著城市的陌生與差異；於農村人而言，他們也是“他者”，多年的離鄉減少了他們與鄉土的聯絡，疏遠了他們與故鄉的人際關係，他們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已遠離故鄉。《無巢》中的郭運多年在外，回鄉希望越來越渺茫：“為什麼他們這一代人做一個農民都不再切合實際了呢？”
最後，個體價值認知漸趨明晰。個體價值是指受社會、他人等因素的影響而對自身身份、自身價值產生的一種主觀看法。對於老一代農民來說，無論是他們對城市的價值認同，還是城市對他們的價值認同，都處在雙向隔膜的狀態。《出梁莊記》中的豐定和他的媳婦，在談起他們生活了20年的小鎮時竟想不起名字。這種陌生感實際上是農民與城市之間雙向不接納的表現，城市雖給予他們棲身之所，卻給予不了他們家的溫暖。而新一代農民對鄉土的眷戀較弱，渴望掙脫農民身份、實現個體價值轉變的意識較強。在弱與強的雙重作用下，新一代農民“我本城裡人”的個人價值認同感愈發強烈。《極花》中的胡蝶每日對著鏡子照，衝著鏡子說：“城市人！城市人！”《二的》中的小白認可城市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生活態度，排斥落後的鄉村觀念。女性對城市的嚮往，已不單是城市文化的吸引力，更多的是個體對自身價值認知的覺醒與追求。
在新世紀鄉土書寫中，作家們不僅關注到了農民價值認同的轉變，更敏銳地捕捉到這種轉變背後對於現代性的渴望。然而，這種渴望在進城農民向城求生過程中卻表現為一種困惑與迷惘。在喧囂又孤獨，看似親近實則疏離的城市中，進城農民努力戰勝內心的孤獨感、無用感、無力感、無根感與自卑感，尋覓實現個體價值的有效途徑。《黃泥地》中的房光東、《出梁莊記》中的正林，他們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工作，表面光鮮亮麗的工作和侷促的生活環境之間永遠存在著無法彌合的落差，他們每天在巨大的反差中頻繁切換，深陷角色困惑的泥潭無法自拔，無限的苦惱與深深的自卑油然而生。就像《北京候鳥》中所描述的，進城農民無數次往返於城市與鄉村之間，隨季節遷徙，居無定所、心無所安，深陷於種種誘惑與身份迷茫之中。《出梁莊記》中的高中生文哥，以獨特的方式理解城市、謹慎地靠近城市，但城市於他而言就像一場現代都市夢，夢醒時分一場空。《極花》中的胡蝶已完全不同於明惠（《明惠的聖誕》）、許妹娜（《吉寬的馬車》）、二丫頭（《上塘書》）、小鳳（《回家》）、錢小紅（《北妹》），她具有現代女性的鮮明特徵，自尊自愛自信自強，想透過正規渠道成為城裡人。但她就像《馬蘭花的等待》中的馬蘭花一樣，只是將自我身份的轉型投注於一次次虛妄的模仿中，模仿城市女性的穿著、姿態甚至神情，然而這注定是無望的，等待她的只能是更深的困惑。作家們透過對進城農民城市求生狀態的層層剖析，揭示了他們在自我身份定位過程中價值判斷的迷惘：雖然他們的嘗試和努力也觸及了現代都市的物質和文化層面，但並沒有真正觸及城市文化和現代化的精神核心，從而墜入更深的迷惘之中。
新世紀鄉土小說作家對於進城農民的書寫是值得肯定的，他們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發展脈動中進城農民對現代性的積極追求，並傳達出他們希冀透過自身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渴望。然而，我們也應看到作家們對進城農民價值實現的敘述是程式化的，對現代性的思考是困惑的。一方面，作家們在創作過程中未能跳出模式化敘述的藩籬，加之個人化的情感投入使他們陷入恣意表述苦難的怪圈，而不能全面觀照進城農民的真實境遇。另一方面，作家們往往藉助進城農民的生存困境來反思城市文明中的種種弊病，以此來批判現代性的負面影響，缺乏對現代性的全面思考，這樣就很難理性地審視現代性對進城農民的真正意義。但我們相信，隨著鄉土書寫的不斷深入，作家們對進城農民的關注、對現代性的思考會逐漸豐富和理性，這將為這一題材的創作迎來新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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