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喊出了我中華民族血氣方剛的最強音，對任何試圖覬覦中華利益的外國勢力，有著強悍的震懾效果。但從實踐操作層面來看，執政者無疑還要考慮到國力負擔、當時敵我地緣態勢分佈、主次要敵人的評估選定、戰爭的費效比，等相當複雜的政冶、經濟、外交、軍事、內政、佔領地行政等方面的可行性的評估。
明朝面對日本（東洋）政府的極度挑畔，終究沒有去征伐日本。說明了明太祖朱元璋，還是一個有很好的大局觀和戰略定力的精明皇帝。朱元璋都不敢去攻打日本了，為什麼還要這麼說呢？
先來看看史實記載。朱元璋於1639年《明祖皇訓錄·箴戒》中，以“祖訓”的形式，告誡後代之君，“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球、西洋、東洋及南蠻諸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即北元）逼近中國西北，世為邊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文中15個不徵之國之中，赫然就有東洋（日本）在列。《明太祖實錄》載，1641年，諭省府臺臣“海外夷國為患中國者不得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得徹用兵”。又於1665年將上述之文載入《皇明祖訓》（明祖皇訓錄的前身）中，作為明代後世之君的治國規範。
由此可見，經歷這麼多年，明太祖一直很擔心後世之君，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攻此15國。從中我們發現，由於以下這幾種因素的限制，太祖雖然考慮過出兵，並懲罰日本，但最終還是放棄去征討日本的想法。
一，戰略層面上的限制
從戰略上看，北元為患逼邊，是明朝國防戰略的主要矛盾。被打敗的元朝政府雖已潰逃至北漠，降格為邊患，但臥榻之側尚容他人鼾睡。何況還是前政府所構成的邊患，自然不可等閒視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與“斬草除根”之警語，必時刻映在朱元璋同志的眼簾前。鞭策著明朝的國防力量身不卸甲、馬不摘鞍地枕戈待旦去防備北元邊患。
同時，明朝重修萬里長城，沿邊設立重鎮。也暗示著明庭的戰略重心指向哪裡。在明庭將帥的眼中，，北元是很明顯的肘腋之患，而日本僅為疥癬之疾。一個聖君就應該具備“風物長宜放眼量”，和不為自己的衝動所左右的閒定大氣的心理品質。
二，中華文化和中華軍事思想上的限制
“劍雄品評”認為，脫離當時的時代，去談戰爭行動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現實的。依當時明初的社會條件和國力資源，以及明朝是正統的中國軍事思想衣缽繼承者這方面來看，“大陸至上”的軍事思想文化的桎梏，讓每一代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都攜帶著天然的“重陸權、輕海權”的戰略遺傳基因。
從習慣了“遠交近攻”的捭闔謀略，到秉承儒家之“內重大一統、外柔眾邊夷”，也決定了作為前政府的北元雖已崩潰，必被窮追猛打，而日本雖畔，卻被放了一碼的結局。
三，前車之鑑和戰爭費效比的限制
史實有云，朱棣曾兩徵越南，越南與日本比起來，陸域與大明接攘。在理論上，大明軍力征伐越南，明顯要比征討日本容易的多。而實際上，永樂朝大軍也確實秒滅了越南政府。然而，正如朱元璋所憂，“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即便打敗了越南軍隊，但後續的佔領，卻因管制不易、軍令不達、反叛不斷、尾大不掉，讓征伐的將帥非常的頭疼。
即便疲於奔命平定了反叛，也往往安穩不了幾日。佔領越南後的戰爭費效比，也是讓永樂大帝深深的醉了。還有一件史載之實，便是前朝元帝忽必烈遠征日本之戰，其半遇神風，折戟沉沙的兵敗教訓，猶在朱元璋的眼前。以太祖之精明韜略，豈會自甘於削足適履、勉為其難，去逞這一時口舌之快。而棄北元正面的威脅於不顧？
事實上，本文所提的征討日本的背景，來源如下。明國初定，大明為宣揚國威，外柔邊夷蕃國，向各國遣派使臣。而日本一反常態殺了大明遣使，明太祖聞知此事，勃然大怒，揚言欲遣百萬大軍，使千艘艨艟，一舉踏平小日本。
話是出口了，但千艘能防禦颱風的戰船在那裡？遣百萬大軍伐日，豈不是置北患於不顧的傾巢而出，國內防禦怎麼辦？打敗日本軍隊易，佔領這個“非吾族類，其心必異”的外族之地後，豈不蹈置孤懸海外的大明軍隊於時時被吊打、不勝侵擾之轍？
結合明人高岱之評說：“夫以當時熊虎之將，席百戰之威，其於蕞爾小夷，豈為難克？然於敝中國多矣。彼既不足為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塗炭吾赤子而邀無益之功邪？”，以舉國之力征伐日本又何嘗不是以塗炭吾赤子而邀無益之功邪？況且，日本政府一反躬事盛唐的阿諛奉承之態，敢殺大明遣使，分明也是謀定而後動之舉。
當初，日本攝政王、懷良親王政府就分析了形勢，認為明朝初得政權，需以鞏固國內、防禦北元邊患為重，不大可能調集重兵，遠渡重洋征討日本。自此後，日本開始不服大明朝的管束、常以倭兵襲擾我大明海疆。 而大明朝也以“海禁絕之”的消極防禦，斷絕了與小日本的往來。日本之不伐，非太祖雄心之不武，重洋之隔、元患之急、立國之初、文化之梏，救了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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