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初春四月天中國考古學第一次主動發掘常懷穎：今天給我的任務是做一個引言，所以想了“再過二十年”的題目。這個題目寫出來自己也害怕。為什麼呢？二十年前的4月份我剛剛參加金沙遺址的發掘，再過二十年我已經退休。暢想二十年以後的中國考古學會是什麼樣，其實是挺有意思的事。一百年前的初春四月天，有一個叫安特生的人第二次騎驢上了仰韶遺址，他是來選點的。到秋天的時候，他開始了仰韶村的發掘。這是中國考古學第一次主動發掘。考古學發展到現在仍然是比較小眾的學科，全國直接從事考古與文物博物館行業的從業人員不到兩萬人。但是它又很大眾，所有公眾人士都對考古學的新發現、新成果特別關注。但這一百年考古學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它要以什麼樣的狀態迎接新的一百年，其實都是我們想象中的事。考古學發現是一個週期比較長的事，並不是每一次的考古發現都能有特別驚喜的驚人現象，比如海昏侯的馬蹄金，比如發現大型銅器、特別漂亮的墓葬。更常見的是這種狀態，我們每天出去調查，車拋錨、困在路上，迷路了，掉水溝裡了，甚至被狗攆著跑了，這種是經常發生的事。考古學在中國誕生的一百年間，基本操作方法、發掘的流程都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只不過在一些條件比較好的地方，發掘的環境可以改變一下，可以不用直接淋雨、曬太陽。但基本的操作方式，無論中國還是外國都是一樣的。我們考古人俗稱這種工作是“下工地”，這實際上是一種知識生產的方式。《了不起的文明現場》，都是靠考古工作者下工地得來的，這種知識生產的結果跟大家坐在書房查資料、寫文章不太一樣。它的環節比較多，第一個環節兼有智力和體力勞動。這幾天，三星堆是特別熱鬧的，工作條件比較好，同樣用吊籃，三星堆的特別好。但考古發掘有時候不是挖一次就結束，要持續很多年。三星堆持續三十多年又發現了六個祭祀坑，有的發掘會持續幾十年。我們的殷墟已經發掘了快一百年了，還在發掘。發掘完後對考古學家來說其實是一場噩夢。挖的時候非常爽，但挖完毀斷腸。一個個編織袋都是裝陶片，要先數出來，給每個陶片編號拼對，這麼一大堆陶片可能就拼出一個罐。所以挖了幾十年，可能要上百年時間整理才可以形成比較規範的檔案公佈出來。我們還要畫圖，沒有美術基礎也要訓練能畫出這樣的圖，一點點慢慢來弄。就基本操作來說，在我來看可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考古學仍然是勞動密集型行業——上很多人，做很多很細緻的具體工作，計算機沒辦法代替。野外工作的條件又比較簡陋，這對於在書齋的學者或者讀者朋友來說，可能是比較難以想象和理解的。比如說用菜刀取樣，然後土法懸空要做三維建模，都是我們想辦法因陋就簡做事情，基本生活都是這樣。以三星堆新的祭祀坑發掘為代表中國考古學操作已具國際領先意義常懷穎：中國考古學發展了一百多年，不同的時段工作重點是不一樣的。剛開始的時候，中國考古學的目標是材料最重要，所以當時目的就是奔著材料去。一切的考古材料都是史料，所以我們要獲取史料。那時候基本在考古學的工作中就形成了這樣的過程，頭二十年中國考古學圍繞殷墟、鬥雞臺的工作為中心，基本確立了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發掘與整理方法和工作流程。同時培養了第一代考古學家，現在我們知道的著名人物基本都是那個時候培養出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後，主動性的發掘和基本建設層出不窮，發現特別多。考古工作的重點逐漸轉向到對新知識的消化和認識的過程中來。然後開始出現一個詞，這個詞可能有的讀者是聽過的，叫做區系型別。什麼意思呢？就說不同地區有不同文化的傳承，以及這個文化的氛圍。文化圈、空間有多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中國境內不同區域都是什麼樣的考古學文化？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最主要做的事。到1960年代，北大和考古所都做了很多這樣的事，基本構建了早期我們對中國考古學的基本認識。到了新世紀以後，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考古學有了這樣一張年表，這張年表是我們花了快一百年的時間才知道，在什麼地區、什麼世代有了什麼樣的考古學文化。這個事情其實做得特別緩慢，但它是一個嚴謹的考古學流程。時至今日，真正考古學資訊的獲取和科學化的規範性，已經不亞於在理科實驗室做實驗。這幾天大家在電視上看到三星堆的發掘大棚，如果說我們把三星堆的發掘大棚當做一個醫院，裡面每個發掘艙都可以當成手術室，在每個手術室裡做一臺手術。可以說以三星堆新的祭祀坑發掘為代表，中國考古學的操作已經具有國際領先的意義了。到今天為止，知識的生產過程或者資訊獲取的方式已經和自然科學高度融合。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說我們可以上天，利用衛星飛機進行航拍，利用不同的光波把地表的波都濾掉尋找遺址，看堆積的情況，看古河道；我們可以入地，可以下海。然後我們還可以根據理科地學知識，看到土壤當中細微的情況，去看滄海桑田怎麼變過來的。我們還可以透過DNA的技術去探查一個墓地裡共同埋葬的九十多個人，到底是一家還是幾家，是同一個年代一塊兒埋的，還是不同年代所有的骨頭集中到一塊兒埋的？這些事都可以做一做。姜波老師做過陸上的考古工作，他曾經長期在漢魏洛陽城、隋唐洛陽城以及隋唐長安城做工作。後來轉向水下考古，最近去了沙烏地阿拉伯做沙漠考古。所以他在說到致遠艦打撈的時候說“一個舷窗，窗外是現代，窗內是過去”。我們要聽一聽姜老師怎麼樣從窗外去看窗內的歷史。紅海找到的中國瓷器印證鄭和時代已經有人進入紅海姜波：三聯給了我一個任務，講水下考古，我今天的題目是《揚帆出海：從水下考古看水上絲綢之路》。考古人被稱為“跟古人對話的學者群體”，我們做田野考古的工作，是透過陸地的發掘，探索古代遺蹟，來探討古代人的生活和資訊。我們有一個很著名的案例，跟龐貝人對話的女考古學家薩拉·比思爾。透過她的研究可以知道龐貝人古代有多高；透過對女性骨盆的鑑定，看看每個女人生過幾個小孩；找到一個十六歲男孩兒的骨架，看出他是漁民，因為他經常用牙齒咬漁線；還可以看到古代羅馬戰士，他的膝蓋的肌肉和骨骼非常粗壯，因為要騎馬；另外看著抱著小孩兒的女孩兒，鑑定她是女奴，而不是小孩兒的母親。類似這些都是陸地考古學家經常做的事。但我今天要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水下考古。水下考古人是一個更小眾的學科，但我們確實是在海藍深處跟古人對話。水下考古也有很多特別精彩的考古發現。大家看這尊雕塑，線條流暢，氣韻生動。為什麼？身上穿的是絲綢。當然這個絲綢不一定是中國製造的，但絲綢的影響和文化氣息一定是來自於中國。當時地中海世界已經有地方開始仿造中國的絲綢，這也看到文化融合現象。這是托勒密時代的埃及，埃及在這個時候已經被希臘化了，所以有一句話叫“希臘的王，埃及的神”，就是女王的形象是按伊希斯女神的形象雕塑的。今天演講要特別對一線工作的水下考古隊員表示敬意。他們的工作非常辛苦甚至有一定的生命危險，所以是非常小的群體，他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我們中國現在擁有水下考古隊員資質的大概是145個人，目前還能夠到一線做水下考古工作的大概是七八十人，很榮幸我也是其中一員。我個人曾經在西安和洛陽做考古發掘，但40歲以後轉向水下考古，做了一定專業的訓練，現在也能到紅海這樣的水下做考古。我自己也感覺別開生面，可以看到古代中國和世界的交流。因為我們在紅海確實找到了中國的瓷器，我們透過文獻的進展來印證，比如鄭和時代已經有人進入紅海，從港口登陸後，去麥加進行朝聖。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文明和伊斯蘭的親密接觸，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讀文獻知道，唐玄宗的時候已經有波斯人的船到了中國。波斯灣到中國其實是很遙遠的距離，那時候的船真的能到中國嗎？考古證明確有其事。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一艘波斯、阿拉伯的船叫黑石號，能確定這個船的年代是因為船上發現了中國長沙窯的瓷器，上面刻有準確的年代——就是唐朝第十五個皇帝，李湛寶曆二年，相當於公元826年。這是一件長沙窯的瓷器，一看這個裝飾的紋樣——菩提樹，就知一定不是中國的傳統。我們做田野考古的時候，大陸腹地生產的長沙窯瓷器在中國考古歷史上發現很少。我統計了一下，全國出土的完整的長沙窯瓷器不超過100件，而且主要是在海港遺址，比如揚州、廣州、寧波這樣一些地方有發現。這些瓷器都到哪裡去了？運到海外去了。黑石號出的長沙瓷器是5。6萬件，是一個海量的數字。“青花”來自伊斯蘭世界元明清才成為中國文化符號姜波：這是黑石號出的長沙窯瓷器，上面畫了一條魚。當時中國學者認為這是一條鱖魚，當然確實跟鱖魚不完全一樣。看周邊的紋樣全是波斯、阿拉伯的東西。後來我在紅海考古的時候吃到這種魚——獅子魚。從這個東西你可以看到，長沙窯的生產場地上一定有波斯、阿拉伯那邊過來的工匠，所以它的產品在長沙生產了以後，順長江而下，到揚州港出海，然後到廣州港。它的產品都銷往海外去了，這就是為什麼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這個船上能看到這麼多長沙窯的瓷器。它最終的目的地有可能是印度洋的市場。黑石號出了三件很珍貴的最早的青花瓷，我們稱之為唐青花。這應該是洛陽地區燒造，透過大運河到了揚州，從揚州出海到廣州，再從廣州出海。我們知道青花這個符號來自伊斯蘭世界，在我們中國傳統上是沒有青花的。到了元代，特別是到明清的時候，青花瓷才成為中國的文化符號。很有意思的現象，青花瓷到了明清的時候，成了中國出口透過海上絲綢之路銷往海外的主打產品。英國一個博物館保留了一件當時中國製造的瓷器，它的畫面上非常清晰地表述了洋人到中國來採購瓷器的情況。大家可以看到高鼻深目的洋人在廣州的瓷器行跟中國的老闆交易的情形，這是當時海上瓷業貿易的生動寫照。中國瓷器的海運量很大，1984年發現的一條沉船“海爾德馬爾森號”，船上瓷器一共達到23。9萬件。所以瓷器外銷在當時是一種規模化的生產經營與銷售，超出了現代人的想象。這條船上的瓷器都很精彩，在歐洲市場拍賣的時候引起轟動，也很大地刺激了中國考古人。當時故宮的馮先生帶了三萬美元，想到那個地方去拍賣一些中國的瓷器回來。結果三萬美元帶去又帶回了。好的瓷器，我們看上的，我們買不起；買得起的，我們又看不上。回來以後，馮先生一行人就給中國政府寫報告，一定要發展水下考古，保衛我們珍貴的水下遺產，這也是中國水下考古起步的緣由。因為中國瓷器大量銷往歐洲，所以那個時候歐洲出現了崇尚中國瓷器的風尚。這是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宮的瓷器室，天花板和牆上都貼了很多中國的瓷器。很榮幸，這個瓷器室到法國巴黎集美博物館去做展覽時，邀請我參加了。我感動的是中國風的瓷器文化在那個時代能被歐洲人接受。左側的瓷器圖案是嫦娥玉兔，右側是水村山郭酒旗風的山水畫。瓷器到歐洲帶去的是文化藝術，一定會與當地的文化藝術產生碰撞。所以在歐洲當時出現一種藝術現象叫中國風，建築、音樂、藝術，往往出現中國元素。有一位很有名的荷蘭畫家，他的油畫裡就已經出現了中國的青花瓷，這個青花瓷的年代跟我們前面講到的福建發現的沉船那個年代很接近，可以看出文化的交融。前些年我們在遼寧丹東做水下考古，發現了甲午海戰時期沉沒的致遠艦。這條船是1894年9月17日被日本人擊沉的，9月17日也是艦長鄧世昌的生日，他在那一天跟艦一起沉入了海底。我們做水下考古的人當時發現這個船還是很感動的。最有意思的是船上出了這麼一件瓷器，是中國青花瓷風格的東西，但它是在英國伍斯特瓷廠製造的。到了這裡大家可以看到青花瓷是行走的文化符號，唐代的時候來到中國，在中國發揚光大，成為明清時期中國文化的一個象徵符號。然後輸出到印度洋、歐洲地區，在歐洲地區被模仿，再重新制造青花瓷。歐洲製造的青花瓷在英國製造好了以後，又隨著致遠艦（致遠艦是英國人制造的）重新回到中國，我們在致遠艦上發現中國風格的青花瓷。南宋沉船“南海一號”迄今為止中國最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姜波：再給大家講一下關於“南海一號”。“南海一號”是南宋時期的沉船，是迄今為止中國考古界最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發現它的地點，中國古代人稱之為“放洋之地”。什麼概念？從廣州的台山海域，船出去就漂洋航海。這個船裝了滿滿的貨物，很不幸出發不久就沉沒了，而且完完整整保留到現在。所以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時間膠囊”，塵封了當時海洋貿易的狀況。我們花了很大的價錢，把整個船在海里用鐵箱子裝起來，運到博物館，在博物館做考古發掘。所以“南海一號”現在可以稱之為實驗室的考古，可以非常精細地操作。這艘船現在已經是世界水下考古的一個經典案例，全球的水下考古人都很關注我們的“南海一號”。一流的發掘、一流的文物保護、一流的博物館展示。觀眾可以在博物館看見考古人是怎麼樣做發掘的，這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大家可以看到船殘長22米多，寬大概在10米左右，一共有15道船艙，完完整整儲存了當時船貨儲存的情況。一個感慨，我做水下考古以後，發現水下考古比陸地考古更有意思一點。做陸地考古可能挖一年也挖不到一兩件完整的器物。但是沉船上的文物以萬作為單位出土，而且都是完整的。“南海一號”應該是一條福船，因為我們判斷它應該是從福建的泉州港出發的。這是“南海一號”上出土的瓷器，我們考古人都很驚訝，拿出來就跟現代瓷廠剛生產出來的一樣，釉色都是嶄新的。與這一件同樣的器物，我在沙烏地阿拉伯做水下考古也曾發現，所以“南海一號”遠洋貿易不是孤例。這是福建德化窯生產的白瓷，人稱“中國白”，就是把瓷器白的純度做得很高。這是一件仿金銀器的作品，中國的瓷器都是快輪製造，所以做圓形很容易，但是要仿造印度洋市場的作品，要用模具，把它變成方形的。市場決定了產品的設計，產品的設計決定了生產。宋元時期中國海外貿易到達高峰海洋貿易規模已超出現代人想象姜波：“南海一號”讓我們知道古代人航海在船上的生活。船上出土了很多當時人吃的東西，最多是堅果一類，因為蔬菜這些都不好儲存。上面還有胡椒等等這一類的東西，作物在海上的傳播是很重要的文化現象，像玉米、甘薯、菸草都是透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並且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化程序。“南海一號”出去是做海洋貿易的，所以在船上可以看到一整套天平與砝碼。很有意思的是，我在沙烏地阿拉伯港口做考古時，發現了同樣的砝碼。砝碼的重量大概是200克，放在漢代講的話是當時的一斤左右，漢代一斤是102克。“南海一號”上面還有很多很精彩的文物，比如黃金支票，我們叫金葉子，一張就是黃金一兩。上面還寫著字——“韓四郎”，這個店鋪在杭州，在文獻裡可以找到。這是船上出的白銀。中國是產銀相對比較有限的國家，但是宋代開始，特別到了明清以後，由於海洋貿易的發展，白銀大量向中國富集。就像現在世界各地的黃金都集中在美國一樣，中國是當時名副其實的世界金融帝國。這是船體外面發現的一個小木盒子，開啟裡面有70多件黃金器具，而且都是異域風格。最左側的項鍊差不多有一斤重，但它的價值不止於此，首先是風格，第二上面還鑲嵌有寶石。存放的時候寶石都被摳下來了，因為寶石比黃金更貴。當時在“南海一號”做調查的時候，探險隊的抓鬥下去，撈起來一看有一條1。7米長的金腰帶。穆斯林商人當時做生意有一個做法，他在遷移的時候，會變賣家當，然後做成黃金腰帶系在腰上，財產就可以跟著他走了。他們有一個行規，旅途多艱險，如果他不幸去世，倒斃在路邊，發現的人可以把這條黃金腰帶取走。但你有一個義務，要把他的屍體進行埋葬。類似的故事題材在漢文文獻裡後來也有記載，已經傳到中國。中國也有商人把財富纏在身上走的，我們叫“腰纏萬貫”，就是這麼來的。“南海一號”是一條國際貿易的船。船上我們判斷不但有中國人，可能還會有阿拉伯、波斯的人，也會有印度人。這是船上發現的生活用具，上面有阿拉伯、波斯文寫的字。最早還發現了眼鏡蛇的頭骨，大家知道印度人是玩蛇的。所以這條船當時一定是一條國際貿易的船。特別需要說明的一點，“南海一號”的發現並不是一個孤例。宋元時候中國的海外貿易應該到了高峰，跟南海一號時代接近的沉船我們不止發現了一條，而是發現了很多。這是西沙海域發現的華光礁一號，船上裝了很多中國瓷器，而且也是中國的福船。在那個時代，中國的海洋貿易規模已經超出現代人的想象，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海洋貿易大國。整理/雨驛

本文來自：北京青年報

姜波 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

常懷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