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旭東（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記憶是人類一種比較複雜的思維和心理活動，它既表現為個體的深層精神活動，也表現為集體的無意識行為。社會記憶、歷史記憶、文化記憶、災害記憶……有一類記憶，沒有特定的記憶主體，屬於集體記憶的一種，以廣大人民群眾口耳相傳的方式世代傳承，或可稱之為民間記憶。這類記憶所形成的文字，既有已被民俗學、民間文學所觀照的韻文體，也有尚未歸入某一學科門類的類似口述史料的散文體。在已有的考古發掘或者歷史探源中，民間記憶猶如一把開啟密室的鑰匙，成為破解考古或者歷史文化真相的關鍵一環。

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的龍形玉佩

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的玉豹鎮

一首童謠，隱藏著數百年前的歷史事件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王子今認為，童謠是“具有特殊影響力的文化現象”，“珍視其中蘊含的歷史文化資訊，可以有重要的發現”。考古學實踐也證明了這一論斷。

“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這是一首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流傳數百年的童謠，當地還流傳著張獻忠千船沉銀的傳說，也一直為當地人津津樂道。2015年底，學界專家認定彭山“江口沉銀遺址”為歷史記載的張獻忠沉銀中心區域之一。傳說成為史實，流傳數百年的童謠沒想到竟然隱藏著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按照民間文學的一般觀點，傳說本身就是以真實歷史為根據的，其歷史價值自不必說。而童謠，向來被認為是訓練孩童語言和思維的民間智慧，多為韻文體，朗朗上口，帶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從“江口沉銀遺址”的真實情況看，這首童謠至少包含了兩個資訊：一是沉銀的地點，應該距離石龍石虎所在位置不遠；後證明石龍石虎向西直線距離約1500米的地方，即府河和南河的匯合處，也就是正史《明史》、地方誌《彭山縣誌》所記載的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地方。二是沉銀數量巨大，“萬萬五”是一個概數，說明數額巨大；另外，當地還有“石龍對石虎，金銀萃山藪，中華寶藏興，民族昭千古”的摩崖石刻，也佐證了財富數量之大。

民間文學本身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各種文化元素積澱而成，與歷史並非直接、必然的一一對應關係。然而，對於“有一份證據說一分話”、注重讓器物說話的考古學而言，也許可以因此獲得啟發：並非只有洛陽鏟才能探知埋藏在地下的秘密。實際上，歷史事件有可能永遠成謎，也可能在不經意間留下了蛛絲馬跡。這種痕跡可能是地上的殘垣斷壁、地下的土層灰坑，也有可能就是人們口口相傳的故事、傳說、童謠。當時的人們把歷史資訊編進口頭文學中，隨著時間的流逝，其中包含的歷史真實被逐漸遺忘，這就需要後人順著這些蛛絲馬跡解開謎團。

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是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的核心文物 李韻攝/光明圖片

一則傳說，暗含著黃金家族的族源密碼

傳說是民間口頭文學中的一種型別。民俗學家鍾敬文先生曾強調過傳說的歷史意義，認為傳說的產生都有一定的歷史事實為依據。

如果說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其重要性和影響力一般都會留下鴻爪雪泥的話，那麼對於一個族群的歷史，甚至一個家族的歷史，則大多來自口傳的家族記憶，再加上戰亂、災難等外在因素，即使是有家譜這樣的民間文獻，很多時候也只能依靠祖祖輩輩口傳家族的過往。

河南中牟縣一個蒙古族黃金家族的族源身份問題，就是透過族群內部流傳的姓氏傳說，輔之以家譜、碑刻得以確認的。傳說的內容大致包含了祖先的身份——“木交王”“總兵”；逃匿的原因——因觸怒皇帝而避難；藏匿地點——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姓氏的來源——為隱藏身份，分別改姓“較”“效”“校”。傳說中的三個核心元素：民族身份、分佈地區與姓氏來源，相當程度與歷史、現實相吻合。可見，口頭傳說文字即使不是確定校姓的關鍵因素，至少也起到了誘發族源探究熱情、為民族身份確定提供線索的價值。

家族的歷史以傳說的方式流傳，成為一種家族成員的集體記憶，在中國既是一種民間的傳統，又往往暗含有某一特殊時期難以對外言說的歷史資訊。正如校氏家族的族源傳說，一開始可能為了守住這一家族的秘密，只是在較小範圍內秘密地、有意識地透過祭祀、講古等方式傳承著。

歲月可以風化碑刻，鼠蠹可以侵蝕家譜，傳說作為活著的文字一直在人們口中流淌，雖然會受到記憶機制的制約而降低準確度、可靠性，但終歸留住了獲得真相的線索。

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發掘外景

冊封親王妃金冊，2017年出水於江口古戰場遺址？李韻攝/光明圖片

一段回憶，尋找到西漢王陵的通道入口

除了童謠、傳說這一類已經成為流傳已久、已成體系的固定記憶文字之外，尋常百姓對日常生活一段鬆散的、零碎的回憶，有時候也會起到意想不到的“史料”作用。這種日常回憶並非一定是講述者親歷，也可能來自家族成員的代際資訊傳遞。另外，日常回憶所展現的“史料”價值並非一種偶然，大部分的日常記憶內容過於瑣碎，缺少成為“史料”的機會；只有當這種記憶與特定的時空環境相遇，才產生了“記錄”歷史真實的價值。當然，民眾的日常記憶之所以能夠記憶深刻，是否早就有某種歷史關聯性，目前還不得而知。

江蘇省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的發掘就曾出現戲劇性的一幕：由於長時間無法找到墓道入口，發掘陷入停滯。一個村民對自家曾在山上挖過地窖的回憶啟發了考古隊的領隊。順著這條線索，考古人員在山頂找到了墓道的入口，打開了通往這座地下王陵的大門。

任何的記憶理論都是以特定的目標為中心來展開的，對記憶素材的搜尋也都是帶有目的性的，而這些平淡又瑣碎的日常回憶幾乎遊離於所有記憶理論涵蓋的範疇之外，其本身的民間性、日常性讓它們根本沒有參與歷史構建的機會。是考古發掘使得這一日常回憶成為線索，成為了考古發掘過程中重要的一個環節。

民間記憶是多樣的，作為一個視角或者一種思路，可能在破解歷史與考古謎團的問題上起到“四兩撥千斤”的功效。但也必須承認，無論研究者如何科學嚴謹，記憶本身的模糊性使得任何記憶文字都帶有某種主觀性和不確定性，但不確定性中又攜帶著一些靠譜的史實“碎渣”。對於歷史、考古研究者而言，倘若能夠抓住這些草蛇灰線，則有可能因此而開啟某一歷史真相的密室大門。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採自《獅子山楚王陵》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02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