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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一個政權的基石，這一點不管是古代王朝或者是現代國家都是一樣的。
有明一代，為了選拔人才，創造了各種形式的人才選拔模式，其中最主要的人才選拔模式莫過於科舉制度。但是光靠科舉制度所提供的人才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明朝還有學校，薦舉等等方式來選拔人才。
在國家草創時期，明太祖發現科舉考試所選拔的人才不太理想，為此他在洪武六年停止了科舉，轉而主要採用學校和薦舉兩個方式選拔人才。
之後朱元璋發現學校和薦舉還是不如科舉考試的選拔穩定，於是在洪武十七年又重開科舉，鑑於新科進士通常缺乏行政經驗，因此朱元璋派新科進士去各個政府部門觀察學習政府機構的工作流程，這一過程被稱之為“觀政”，這群進士因此也被稱為“觀政進士”。在這個背景之下就出現了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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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庶吉士就是觀政進士的別稱，朱元璋採用《書經》之中“庶常吉士”的名稱來稱呼這些進士，因此稱為“庶吉士”。
>黃佐《翰林記。庶吉士銓法》記載： “庶吉士之選始自洪武十八年乙丑。上以諸進士未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於諸司，俟諳練然後任之。其在本院、承敕監等近侍衙門者，採《書經》‘庶常吉士’ 之義，俱改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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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制度雖然創始自洪武時期，但是建制並不完全，所以在史料記載中並沒有關於洪武時期選拔庶吉士的內容。
明太宗朱棣透過靖難之變登上了帝位，對於科舉考試更加重視，同時也開始對庶吉士制度進行完善和規範。
永樂二年在有司的主持下，“龍飛首科”挑選出了庶吉士官員，從二甲三甲的進士裡挑選了文學優秀以及書法優秀的幾十人進學，“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 ，俾仍進學”，此時已經確立起了庶吉士的培養機制。
永樂時期確定了使用進學的方式來培養庶吉士，讓新科進士進入翰林院學習，除了永樂三年時期有例外情況，讓部分庶吉士進入了文淵閣做秘書工作，此後庶吉士仍然在翰林進學。庶吉士的制度的成型和朱棣創立並日益完善的內閣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絡，並在日後的時間中逐漸完善。
翰林院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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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庶吉士的方式被稱之為“館選”，而挑選的進士僅為二甲及三甲的新科進士，一甲前三名並不在挑選範圍之內，而永樂時期雖然庶吉士定製基本成型，但仍有不完善之處，體現在館選的名額不固定，並且不是每次科舉都館選。
此外還有將學習翻譯的舉人、監生考中進士之後改為庶吉士的特例，“初自國子生選入翰林習譯書，至是中進士，亦改庶吉士，仍隸翰林院。”直到英宗正統年間才把譯字生的考試從科舉考試中分離出來，到成化年後遂成定製，譯字生再也沒有選為過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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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年間，為了完善庶吉士制度，大學士徐溥提議將庶吉士定科選拔，並標明庶吉士員額，“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三科同選…………自今以後立為定製，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其中“三科同選”指的是明宣宗宣德九年，當時宣宗詔令他登基以來舉辦過的三次科舉的進士們一起到文華殿參與庶吉士的選拔，導致出現了“三科同選”這樣神奇的場景。
弘治朝以後，庶吉士仍然不是根據徐溥的建議每次科舉都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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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萬曆時期內閣大學士朱賡的總結來看，從嘉靖二年到萬曆八年共計二十場科舉考試，有九次科舉都沒有選拔庶吉士。
而萬曆十一年之後的每場科舉考試都對庶吉士進行了選拔，“自嘉靖癸未 （嘉靖二年 ）至萬曆庚辰 （萬曆八年 ）二十科內，九科不選。自癸未 （萬曆十一年 ）後，每科俱選。”
因為庶吉士是高階文官的儲備人才，朱棣在庶吉士的選拔制度定型時期，也確立起了庶吉士的培養制度。我們上文說過，因為新科進士不習政務，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將他們分遣去各個政府機構觀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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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太宗時期，朱棣讓內閣閣臣們為教師，負責教育各位新晉的庶吉士。但是除了這兩種方式之外，明代還透過直接命令庶吉士辦事的方式培育庶吉士。
比如宣德年間，宣宗就任命透過鍛鍊的庶吉士為六科給事中，“與知縣、教諭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同時明宣宗考慮到內閣大臣們都是日理萬機，政務繁忙，為此他免去了內閣大臣們的教導庶吉士任務，另外額外任免學士作為庶吉士的老師督導庶吉士學習，而內閣大臣們只需要負責抽空考校庶吉士的學習情況就行了，“後生進學必得前輩老成開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王直為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為開發改竄。卿等或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之”，自此之後一般每科庶吉士都會有兩位學士或以上官職的官員作為館師教授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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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所需要學習的是經史典籍，國家典章制度，詩詞歌賦的寫作以及定期參加館試和閣試。
顧名思義，館試就是館師學士們主持的考試，閣試則是前往內閣參與的考試，考試內容除了詩文典籍以外，還有大量的時政內容，包括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各個方面，比如《兵事議》、《治漕運議》、《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以及《議軍京操班軍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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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培養的時間也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在景泰以前，庶吉士的學習時間一般是長達八九年，短的也有四五年。自景泰五年有了三年培育庶吉士外出為官的先例以後，庶吉士培養時間為三年就形成了一個定製。
一般來說學習優秀的庶吉士就會直接授予翰林院檢討、編修之類的官職，次一等就是給事中和御史，都是當時上升空間極大的官職。
但也有少部分庶吉士放出為主事，而庶吉士大多不願意擔任主事，因為主事作為六部下屬機構的領導人，並沒有翰林院，科道言官之類的清流地位尊崇，所以很少有庶吉士去。
在庶吉士制度尚不完善的明初，還有不少不太幸運的庶吉士被外放為地方知縣，直到宣德以後庶吉士才不再外放為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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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吉士作為高階文官人才儲備，雖然培養週期長，學習事務繁多，但是不得不說確實經過這一番歷練之後的大部分人都是當時朝堂上的中堅力量，不僅是能力上如此，在官職地位上也是如此。
因為庶吉士出來大多數人必然是擔任翰林院職位，而自英宗天順以後，內閣大臣選拔必然是從翰林院之中挑選，因此當時進入庶吉士之列的進士們被時人視為“儲相”。
>徐溥有言：“儲材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有賴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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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明史》的說法，天順以後“非翰林不入內閣”，“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為儲相”，《明史》統計明代內閣大臣共計一百七十多人，而由庶吉士出身的佔了其總數的十分之九
>“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
可見庶吉士制度對於明代高階文官的培養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滿足了明代的政治需要，使得明代能夠一直有著足夠的人才儲備，這項制度的可取之處也被後來的清朝所借鑑並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