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全盛時期，不論是從政治、民生還是文化上，都讓現代人為之驚訝。“與民同樂”的思想和理論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一直都沒有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這是社會性質侷限性造成的。

宋朝打破了封建集權的階級思想限制，

以君王為首將民生放到了朝廷政局的首位。

這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政治政策的騰飛，是中華文化和諧為本的重要體現。君臣、臣民在宋朝史無前例地進入大和諧階段，“與民同樂”的統治政策和思想發展功不可沒。一、與民同樂的思想起源

1.與民同樂的出處

“與民同樂”出於《孟子·梁惠王下》。第一，“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其次，“賢者亦有此樂乎？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孟子認為為君者應該知百姓的溫飽，體會百姓的冷暖，瞭解百姓的辛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君王要關心百姓民生。民生是政權穩定的重要因素，百姓可以安邦，也可以固邦，與民同樂和同憂應貫穿於統治階級治國思想的始終。

2.與民同樂的具體表現形式

孟子表示與民同樂應以音樂為主要方式。孟子認為君主和百姓都具有：審美共同性，音樂是百姓和統治階級的紐帶。音樂是君王仁政的重要體現，也是安邦定國的手段與媒介。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者；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娛樂不應該是君王獨有的，它是人的基本訴求，是君王和百姓情感共鳴和交流的重要方式，君王注重國際民生，百姓也會注重國情和國家建設，國家是否穩定，君王和百姓的作用是相輔相成的。只有百姓的快樂感得到滿足，才可以達到政治和諧，人心同向，百姓才可以成為穩定國政的因素。與民同樂實際為君王鞏固政治統治的重要手段，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二、宋朝的與民同樂

1.宋朝“士大夫”的與民同樂

宋朝士大夫全然是孟子的支持者，宋朝各種“新儒學”理念和變法，都是在孟子與民同樂的思想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歐陽修就是其中的代表，以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為例，這篇文章是他被貶黜到滁州時寫的。歐陽修作為在中央擔任過重要位置的官員，在到達滁州之後先後多次與百姓一同遊玩，“

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

2.宋朝“朝廷”的與民同樂

宋朝朝廷將與民同樂作為安邦的政治手段，並不以個人喜惡為衡量標準。

在宋朝與民同樂已經成為朝廷政治統治的重要管理方式

。主要分為以下幾點：第一，君王的與民同樂。宋朝的君王會定期舉辦大型的與民同樂的節慶活動，且不以皇帝的喜好和自身狀況而改變，儼然成為宋朝朝廷親民的國政。

第二，士大夫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宴會，以官員的身份與百姓共同遊玩和參加宴會，掀起全國的風潮，成為宋朝最為流行的事件之一。第三，宋朝的基礎設施建設包含與民同樂的理念基礎。宋朝會為皇家修建林園，但允許百姓定期參觀。宋朝還為百姓修葺公共娛樂場所，類似於現代社會的公園等，也體現了宋代朝廷的與民同樂。

1.君王與民同樂

“賜金明池善泅軍士緡錢。先是每歲為競船之戲，縱民遊觀一月”

宋朝君王經常會舉辦一些遊樂活動與民同樂，這種活動並不是形式主義，而是皇帝切身參與的國家性質的公共活動。宋仁宗曾說“朕非好遊觀，蓋與民同樂也。”有一次皇帝已經預定了和百姓共同觀賞燈會，適逢長公主辭世，皇帝悲痛難當，不想出席與民同樂的賞燈宴會。士大夫進言道：“長公主雖尊，於服已疏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於是皇帝下旨又允許再觀燈5日。

可見在宋朝皇帝與民同樂已經成為不能更改的政治活動，

它與國政息息相關，並不能憑藉皇帝的個人喜好而廢除

。這在中國封建王朝是空前絕後的，宋朝學習儒學，將民貴君輕的思想踐行。

皇帝作為封建社會的絕對統治者，在宋朝卻為百姓讓步，以百姓為先。這是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是宋朝經濟發展迅速的基礎。百姓安居樂業，且有時間有能力開展遊樂活動，直接促進了宋朝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宋朝的夜市經濟舉世聞名，通宵達旦，政府並不禁止，還出現了第三行業服務業。這其中有極大的君王與民同樂的因素。

宋朝非常注重園林的建設。皇家園林以“金明池”、“瓊林苑”、“玉津園”、“宜春園”等皇家園林聞名。皇帝會定期將這些皇家園林向公眾開放，作為與民同樂的重要手段，彰顯皇家的德政。園林的修建有助於宋朝的城市建設，豐富了城市的組織構成，也改善了宋朝的居民生活環境，也是皇家與民同樂的表現形式。

宋代還會修建公共園林，以供百姓們日常的休閒和娛樂，百姓的生活得到更大豐富，不再是單調的生活。宋朝為百姓“附庸風雅”，提供了更多的場所，百姓的社交活動越來越多，使得平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自由，城市佈局也因為與民同樂得到了高度的發展。為宋代城市化程序助力。四、政治意義

與民同樂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孔子和孟子最先提出來的。雖然在理論上興起得很早，但從未真正的施行在國家的統治之上。唐朝和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最繁盛的兩個時期，也最具有代表性，可以體現出中國封建社會不同階段的歷史特徵。

唐朝之前朝廷之中只有氏族才可以擔任官員，地方氏族的勢力非常龐大，氏族門閥的社會上層體系還沒有被打破，社會人權階級分成非常明顯。雖然戰國時期已經出現“與民同樂”的政治思想，卻不符合唐朝之前的中國封建社會格局。

直到宋朝儒學的民貴君輕、與民同樂才得到真正的落實和發展。這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格局變化而改變的。武則天時期中國正式步入科舉取士的時期，大量不屬於氏族的寒門子弟可以透過讀書、科考進入朝廷，從而改變家族的命運，這是中國社會結構重大的變革。

唐宋中間時期，藩鎮割據，農民起義繁多。中國社會在不斷的政權更替中，將氏族從政治舞臺抹除。宋朝的統治階級也是意識到了百姓穩定的重要性，與民同樂的維穩政策才被提到中國封建政治的舞臺上來。

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各階層融合的產物，是中國封建社會和諧的大進步。

總結

宋代“與民同樂”的理念形成有很深的社會背景。中國自唐亡後一直處於戰亂的年代，雖然中間也經歷過元朝的同一時期，但由於民族和文化的界限，中華大地並沒有得到休養生息，反倒是戰亂不斷。宋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全盛時期，不論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讓人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古代中國，可謂是全面開花。

木桶理論，一個水桶有一塊短板，這個水桶的承裝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宋朝的面面俱到並不是偶然，它從根本上注重前朝沒有關注過的領域，並將利於政權穩定的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在不斷地變法和文化的討論中，使得社會和政治氣象一新，形成良性的迴圈體系，才可以做出這樣的成績。社會民生的優劣是宋朝政局穩定與否的基礎，這是宋朝用親身經歷傳授給現代社會的。人們要積極學習宋代“與民同樂”的政治思想，為中國進一步發展助力。

參考文獻：

《孟子·梁惠王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