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溫度、生活有態度、認知有深度
在中國，婢女的歷史悠久，自商周時代起，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社會上一直存在婢女現象。
戰國末期，社會劇變，戶口日增，民以艱食，加以田制破壞，豪強兼併，工商業勃興，社會上貧富懸隔。於是民間大地主大商賈，多蓄奴婢，資其勞力以從事於生產貨殖。
到明代時，大多數人已經認可了蓄婢的習俗。
清代初期，蓄婢仍然是流行的社會風尚。
官宦家庭的蓄婢行為對其他的社會階層有較大影響。當時，“僕婢成群”是一個家庭富裕的象徵。
反過來，“家無僕婢”則表明某人的家境貧困。只要一個家庭有些許的經濟能力，就會蓄養婢女。
多數家庭蓄婢，主要是著眼於婢女的“服務”功能。主人洗臉時，婢女要為主人備洗臉水；主人吃飯時，婢女要負責端飯上菜，聽候使喚；主人睡覺時，婢女要給他們捶背、打扇。
林語堂《京華煙雲》的時間跨度近四十年，從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寫到1938年年初日本侵佔北京，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的一個縮影。這部小說中刻畫的婢女有十多個，如銀屏、青霞、錦兒、甜妹、寶芬、桂姐、雪花、薔薇、暗香、小喜兒、鳳凰、金香、石竹等。
此外，許多家庭蓄婢還重視婢女能“取悅於人”的附加功能。主人在請客吃飯時，如果有美麗大方、舉止得體的婢女在旁邊服侍客人，就會讓主人的宴請增色許多。
因此，在蓄婢現象的普遍存在引導著富裕階層的精緻生活的同時，富裕階層也在不斷提高對婢女容貌方面的要求和標準，“常見作主母的，出門時必揣有美婢，偶有客來家，也必定有美婢奔走客前，所以北方有一句‘肥狗胖丫頭’的話”。
蓄婢現象的存在，除因婢女有能夠“取悅於人”的附加功能外，也是某人、某階層情趣高低的象徵或符號。
就北京而言，它既是古都，又是北洋政府時期的國都和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自然彙集了大批政府官員、技術人員等。在清末民初開始近代化的過程中，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職業。科技教育的發展，使北京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科技、教育的人員，此外還有大批新聞出版界人士、科技界人士等。因此蓄婢家庭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
第一，蓄婢家庭中，政府官員佔總數的一半以上。
民國時期，上層社會的家庭中蓄婢是很正常的、普遍的。
除這些地位顯赫的政府官員外，還有中央機關的一般職員，在家庭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也會蓄婢，他們家庭一般較為富足，這就為其蓄婢提供了經濟基礎。
第二，蓄婢的軍人家庭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一。
自晚清起，軍人的政治、經濟地位有明顯的改善。
隨著清末中央權力的削弱，握有軍權的軍人的地位、作用在提升。民族危機和社會混亂也加重了軍人的分量。
第三，一般商人家庭也蓄有婢女，但與政府職員、軍人家庭相比並不突出。因此，在民國時期北京地區的蓄婢家庭中，商人並不佔優勢。
第四，教職人員。自清末新政始，作為政教中心，北京開始了興辦新式學堂的熱潮。到1907年，北京已有各類學校200所，教師1300名。北京成為全國的高等教育中心。大學教員的收入處於社會的中上層。
他們雖然不像上層階級那樣豪華奢侈，但也不像體力勞動者和城市貧民那樣一貧如洗。他們有足夠的收入，蓄養得起婢女。
第五，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主要指律師、醫生、技師、會計師等。他們是經過系統學習、具有某一專業的相當知識、職業生涯相對獨立的近代新式知識分子。
在社會中間階層中，醫師、律師的收入又是最高的，這樣的收入水平不僅為他們提供了較為優越的生活條件，奠定了他們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也為他們買賣婢女提供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第六，一些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學生來北京求學時，會攜帶婢女隨同伺候。
第七，蓄婢家庭中還有一些其他職業類別，如銀行職員，鐵路職員。
第八，會館看門人、廚子等。
一個家庭蓄婢的多少，主要由蓄婢家庭的家庭結構、經濟實力來決定。民國時期，幾代人同住的大家庭制度並沒有完全解體，男人納妾現象依然存在，在這樣的家庭中，老太太、太太、姨太太、少奶奶等人身邊一般都各自有至少一個婢女。
民國時期北京婢女總數有多少沒人知道，也無資料可查。
依據時人的觀察，“中國中等以上家庭，十之八九是要蓄婢的”，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都蓄婢估算，北京的蓄婢家庭有53000戶。那麼在北京，會有婢女5300人。
婢女也在不自覺地扮演著“顯示主人身份地位”的功能。婢女可以成為主人對外聯絡的工具。
婢女也可以成為主家“妾”的替代品，維護主家聲譽。民國時期，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納妾並不是丟臉的事情，但若是某人的妾被人誘拐、攜款潛逃，對他而言，則是件很丟臉的事情。婢女的存在，正好給了這些人一個臺階。當妾逃走時，有的納妾家庭在填報人口走失單時，往往將“妾”的身份填寫為“婢女”。
近代以後，北京城市在緩慢地走向現代化，在蓄婢家庭中，既有特殊地位的政府官員，也有一般的科員、僉事等。一些新興的職業群體如教師、醫生、律師等在富足的物質生活條件下也會蓄婢；一般的生意人，家庭稍有積蓄，也會買婢女使用；處於社會底層的妓女也會蓄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