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蘇州吳縣的富人叫朱應舉，雙眼瞎而陰險蠻悍，一心盤算著想要收買臨近廟院和尚的田產，和尚不賣。朱應舉心生一計，將老和尚騙到自己家中，叫僕人將老和尚暴打致死，隨後給僕人以重金，令其將和尚焚屍而後封鎖訊息。很快，和尚被害的訊息不脛而走，傳的紛紛紜紜，有人揚言將向官府告發。

聽到風聲的朱應舉擔心東窗事發，心生恐懼，就找到當地一個有名的訟師（相當於今天的律師）討問對策，訟師告訴他：“要是等著別人告發還不如讓這個和尚的徒弟先去告發你，這樣反倒可以從中做些手腳掌握主動權。”朱應舉賄以重金進一步向訟師求問計策，訟師告訴朱應舉道：“你選一個前幾天進城請學官在酒樓吃飯的日子，這個事縣令也是知道的。然後把這和尚的僧徒用重金買通，使他們告發你的狀紙和口供一致，都說你在進城那天打死了他們的師傅，這樣縣令調查後就會因為時間上的矛盾點說是僧徒誣告你，而這些得到重金的僧徒也必然甘心承擔這個並不嚴重的罪名。”

朱應舉按照訟師的說法一一照辦，當任縣令問案時，朱應舉果然自辯說：“你們說的那一日小人我去城裡請學官吃飯了，我人在城裡，而家在太湖，難道還有另一個朱應舉在我家裡打死和尚不成？”任縣令說：“說的也是，學官在酒樓吃飯這事我是知道的，你們這些人說朱應舉在那天打死你師傅，這不分明是誣告嗎？你們快快從實招來。”由於僧徒已經被朱應舉重金買通，也不再刻意申辯這事，縣令當場把朱應舉無罪釋放，而以誣告的輕罪懲罰了假裝告狀的和尚徒弟。眾人見殺人兇手朱應舉竟然被無罪釋放，不知道其中原因，都說是任姓縣令被朱瞎子重金收買，所以放縱了殺人重罪。

後來這個事傳到了蘇州府推官袁節寰（袁可立）那裡，袁節寰覺得此事大有蹊蹺，決定重新問案，令衙役把朱應舉索拿到大堂審問：“你行兇殺人的事本官已調查清楚，證據確鑿，你還不招供認罪？”朱應舉素聞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問案大名，自知罪責難逃，不再狡辯，對罪行供認不諱，主從犯皆伏法被判重型。人們都說是任縣令受賄放縱了罪犯，而稱頌推官袁可立是青天大老爺，殊不知袁推官辦案前深入基層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案情來源於知情群眾，而任縣令偏聽一面之詞，受到了刁民朱應舉和狡猾訟師的矇蔽欺瞞。哎，聽取吳地訟師的訴狀口供，一定要慎之又慎呀。

多年後，朱應舉在服刑期間病重，而這時候動手打人的兇手也已經死於獄中，朱應舉被保外出獄。

（事見《續修四庫全書。1133·樗齋漫錄（節選）》、《聽訟 - 雪濤閣集》卷之十四 （江盈科集1）、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三）

許自昌《橒齋漫錄》卷11，《續修四庫全書》第1133冊第156頁：

“吳富民朱應舉，雙瞽而悍，謀買一僧田，僧不肯售，應舉誘至家，命家僮毆殺之，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餓而裡中喧騰，謂必白官。應舉懼，延一訟師問計。訟師曰：“待眾人白不若使其徒告，可從中弄機權耳。”應舉懇問計，訟師曰：“爾以某月某日赴城中，請三學博飲，此縣令任公所知，爾今但賄僧，使其狀所書，口所言，皆曰朱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改飲客之日為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僧得賄即反坐固甘心矣。”

應舉如其言，方任公訊鞠時，乃辯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中，家在太湖，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任君曰“然，三博士飲酒之日，餘亦知之，爾乃曰應舉是日毆爾師，豈非誣告？”僧業已受賄，不深辯，任遂出應舉，坐僧誣。邑人見應舉獲出，皆不察所以，但曰任公受賄千金，脫殺人之罪。

語聞司理袁節寰耳。及節寰覆鞠，竟執應舉曰：“爾殺人有左驗，安得不償？”應舉不復辯，第曰罪固應死，於是遂議闢。通國之人皆謂任受金，而頌司理青天，不知袁之得情，採於眾口，任之受蔽，惑於訟師。噫！聽吳訟者，其慎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