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李雨心

“前六年我們是非常幸福的，他是一個完全正常，而且非常可愛、很乖、聽話，每天都開開心心的……所以當時我們一點沒有察覺這個孩子有任何問題。”

作業本格子中那歪歪扭扭的漢字，不時出現的幾個代表不會寫的圓圈，鏡頭前，當已經是小學五年級學生的校校，在母親焦灼而無奈的目光下，依舊寫不出簡單的詞語時，這個小男孩的臉上佈滿了挫敗的陰雲。

閱讀障礙，這個在大眾看來陌生的字眼背後，是校校的家庭數年的掙扎與痛苦。若按照保守數字5%-10%估算，我國有數以千萬計的兒童面臨閱讀障礙的困擾。而在紀錄片《我不是笨小孩》播出之前，這個龐大的群體隱藏在陰影之下，鮮少被人們所知。

這樣的境況，不僅讓螢幕前的觀眾感到驚訝，也在三年前，深深刺痛了導演李瑞華、樊啟鵬的內心，迫使他們拿起了手中的攝影機。在三年的時間長跑中，主創團隊記錄下三個閱讀障礙孩子的困境，記錄下他們家庭的疲憊與抗爭，於是有了紀錄片《我不是笨小孩》的誕生。

“我們想要發出一聲吶喊，希望讓更多人看見閱讀障礙，重新認識我們的孩子，接收孩子的差異性，敬畏生命。”在接受封面新聞記者採訪時，導演李瑞華、樊啟鵬這樣說道。

導演李瑞華、樊啟鵬

“關注被忽略、被遮蔽的人群”

這原本是3個家長口中的“別人家的孩子”：聰明伶俐又善於與人溝通的校校、自我要求很高的群曉、努力且認真的若汐。他們原本過著與同齡小孩無差別的生活，也與其他幸福美滿的家庭無異。但隨著步入學校開始讀書認字，孩子們及其家庭，迎來了人生的“至暗時刻”。

問題最初出現在識字上。無論看多少遍，寫多少遍，他們依然記不住，讀不出，更寫不對。鏡頭前，隨著一遍又一遍的重複教學，家長們的耐心被消磨殆盡，急得情緒失控，但孩子們依舊只能在作業本的字格中畫上一個圓圈，或寫出一個錯字。

而因為識字困難，導致了一系列的後續問題：語文成績很差；因為讀不懂題，數學成績不好；因為記不住字母的順序，英語成績也上不來……“上學一考試，全班下90的都沒有，人家全是雙百雙百，他65！”畫面中，校校的媽媽帶著些許激動的情緒說道。

閱讀障礙人群眼中的字

閱讀障礙，是學習障礙的一種，發生率約為5%～10%，特指兒童擁有正常的智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和正常的學習動機，卻不能在學齡階段順利地習得閱讀技能。而如此龐大的群體，卻沒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導演李瑞華、樊啟鵬第一次聽到閱讀障礙這個概念，還是在三年前。因為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的李虹老師和舒華老師，兩位導演第一次知道閱讀障礙。“拿片中的女孩若汐來說，因為她成績差，老師把她叫上講臺，說‘你不肯好好學，就把你開除了得了’。結果若汐回到家就開始發燒，再也不敢去學校了。得知了這些令人震驚的故事後，我們決定拿起手中的攝影機。”回憶起紀錄片的“起點”，李瑞華不得不說起孩子們酸澀的過往。

而這一拍，就是三年的時間。巨大的素材量，漫長的人物成長線，3位孩子家庭背後所付出的努力，社會、學校等不同環境對於孩子的影響……擺在兩位導演面前的，是繁複的工作，和一次又一次的“推翻重來”。

而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向大眾展示閱讀障礙孩子們眼中的文字，讓觀眾理解他們的處境。片中，團隊採用了一段動畫，演繹了被閱讀障礙問題困擾人群眼中“跳動”的字，讓觀眾更直觀地觸達了他們的世界。

“我們在做這個選題的時候，最大的目的就是傳播。”兩位導演在紀錄片領域浸淫多年，也有豐富的紀錄片製作經驗。“當然，我們也可以將這個片子做成個人獨立紀錄片，去參加各大電影節。但這不是我們想做的。”樊啟鵬說，從最開始詫異閱讀障礙人群不被人們知曉，再到《我不是笨小孩》登陸央視紀錄片頻道，他們的訴求都是“從一而終”的——關注這些被忽略、被遮蔽的人群，洗刷公眾對他們的誤解，發出一聲“他們不是笨小孩”的吶喊。

校校和媽媽

“現實比鏡頭呈現的更為痛心”

“紀錄片的拍攝是有選擇的，一開始我們就覺得，為閱讀障礙孩子託底的，最重要的是家庭。”李瑞華說。在一共三集，每集不到50分鐘的篇幅中，要講述3個孩子不同的處境，更要從家庭、學校、社會等不同的角度展現孩子的生存現況，就意味著要進行取捨。於是，作為孩子們的第一任老師，父母是家庭教育陣地的重要守護者，也是為孩子“託底”的人。

在鏡頭中，三個家庭是勇敢而正面的。校校的媽媽雖然脾氣火爆，說自己做不到“溫柔”，卻想盡辦法彌補校校的短板，一遍遍不厭其煩地輔導孩子的功課；群曉媽媽帶著對自己要求極高的群曉四處奔波遊學，當他因為與優秀同學的差異急得直哭時，家長反過來安慰，希望他“放鬆”；成績長期不理想的若汐，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張獎狀，知曉孩子努力的父母為其自制了一張獎狀……片中展露出的家庭，有著“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樂觀積極，也從未怨天尤人，或將孩子放任自流。

同時，李瑞華與樊啟鵬對家庭呈現出的“悲情”是剋制而點到即止的。在第二集中，片中隱晦地提到了群曉在一所學校受到的來自同學的欺辱，於是母親帶著群曉遠赴山西求學，甚至為他改了名字，希望他有一個新的開始。

而在鏡頭之外，3位孩子都或多或少承受著社會的誤解，來自同齡人的指點，甚至有學校老師的苛責。“還有若汐，她那麼努力，每天6點起床做早讀，一年365天都是如此。但最後，只換來了46分的成績。我在她家裡拍的時候，她的媽媽就在辦公室裡偷偷哭。甚至班裡同學的嘲笑，給小朋友起外號，都是孩子們默默承受的。”但這些，都沒有大量呈現在片中。就如李瑞華所說，現實遠比鏡頭中呈現的更為痛心。

“只去呈現悲情，不是我們願意去做的。我們想做陽光、溫暖的，給人帶來希望的力量。同時，家長擁有著有強大的能量，雖然他們所經歷的困難，都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但家長們所呈現出堅韌的力量，壓過了悲情。”樊啟鵬說。

值得一提的是，主創團隊為《我不是笨小孩》所選擇的英文譯名，是“TheChosenOne”，意為“天之驕子”。在兩位導演看來，這些孩子都是獨特的生命，每個生命都有差異，他們只是恰好呈現為讀寫困難而已。又正如片名所想要表達的意義，他們都不是“笨小孩”。

“國人對閱讀障礙的研究和認知實在太少了。目前國內並無針對閱讀障礙的全國統一的診斷標準和權威的診斷機構，特殊教育系統也不覆蓋他們，導致這些孩子缺乏來自教育系統和醫學系統的支援。”樊啟鵬遺憾地說，雖然在片子播出後，團隊接收到了大量正面的反饋，微博上也有不少網友寫起了長評，“讓更多人瞭解閱讀障礙”的目標也正在實現中。但如何讓更多的陽光找到這些“隱秘的角落”，仍是一段“道阻且艱”的漫漫長路。

若汐和家人

對話《我不是笨小孩》主創

封面新聞：一個人成長的環境複雜，特別對於有閱讀障礙的孩子來說更為困難，片中也能感受到團隊想從家庭、學校、社會等不同的角度展現孩子的生存環境。這方面的呈現，是如何去考量的呢？

李瑞華：

閱讀障礙兒童需要三個方面——家庭、學校、社會的支援。拍攝是有選擇的，一開始我們覺得，託底的最重要的是家庭。除此之外，社會和學校需要對孩子的成長進行干預。雖然對家庭的表現是重點，但對孩子最大的誤解來源於社會。

我們重點展示了群曉的學校，因為這個學校是很給力的，還有校校的班主任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援。但現實中更多的孩子，在應試教育下是默默被忽略掉的。正因如此，我們希望片子被更多的人知道，被學校的老師們知道。

樊啟鵬：

群曉的學校給我們的支援特別大，攝影機進去拍比較方便。我們希望透過傳播，社會和學校能給閱讀障礙兒童提供更多支援。很多人長大了甚至老了都不知道自己有這個問題。或者，很多孩子都是靠家庭在苦苦支撐著。

群曉

封面新聞：能夠發現，片中展現出來的三個家庭，都是非常積極且正面的，片子沒有放出過多悲情、衝突的畫面，這是刻意為之嗎？

李瑞華：

其實我們這三集有一個遞進的關係，第三集呈現了更多揪心的場景。第一集比較輕鬆，是苦中作樂、隨時解構自己的校校。而群曉那集，是在呈現跟自己的缺陷的對抗。而第三集出現的若汐是一顆非常堅韌的小草，她付出了非常多，卻在學習成績上收穫寥寥。片中的這種“悲情”，避開是不可能的，情緒也是逐步向上的。

樊啟鵬：

這是出於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家長具有強大的能量，雖然他們所經歷的困難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但他們所呈現出的堅韌，壓過了悲情。其實這種題材，很容易做成苦情，但拍攝物件在困境中呈現了不起的人格力量，本身跟悲情的東西形成了對抗。

再來，只去呈現悲情，不是我們願意去做的。我們想做陽光、溫暖的，給人帶來希望的力量，每一集裡的孩子都有成長。我們可以透過藝術手段，可以將悲情放大很多倍。但無論怎麼放大，沒有太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