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明末清初，還是在清末民初，西學東漸都開拓了國人的視野，師夷而長技。但是，清末卻遭遇了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列強四夷繞過了農耕中國修築的萬里長城，從海上施展淫威，向腐朽滿清揮出記記重拳。國權淪喪，民生流離，有識之士無不期盼變革。戊戌變法夭折後，梁啟超秉承《大學》的“新民”精神，舉起了“詩界革命”的大旗，主張文學領域的“洗心革面”，從而啟悟百姓。梁氏振臂一呼，文學界的作手便將矛頭指向了千年賡續的古典詩歌傳統。
錢氏在切入王國維的詩歌之前，做了不少鋪墊，其筆觸便是從詩界革命開始的，自然不可避免地論及黃遵憲、梁啟超等“詩界革命”的作手。黃遵憲主張新學詩歌應當追求意境、語句和風格的推陳出新。梁啟超同樣主張酒瓶裝新酒，保留舊詩的形式骨架，在其中填充新的意境表達和理想理念。自此，傳續千年的舊體詩面貌“煥然一新”，並直接塑造了“五四”運動時期的詩歌觀念。
錢氏先揚後抑，首先讚揚黃氏詩作風格大氣，才力雄奇，稱讚其五言詩的詩風接近主張“性情之外無詩”的性靈派大家的袁枚和趙翼。黃氏歌行體詩作的鋪陳排奡可謂氣勢騰躍，詩風接近舒鐵雲；其七言絕句則帶有龔自珍的影子。這是黃氏的優長所在。在錢氏看來，黃氏詩作之弊病在於手法有欠高明，遣詞造句雖然工巧於形，但神韻風格則顯卑下，難免有俗豔之嫌。黃氏的硬傷在於雖能以新學西物入詩，卻未窺得西學的風雅所在，遑論西方義理的精微奧妙。黃遵憲生活的時世“閉關鎖國”已經宣告失敗，開眼看世界的先輩遺音唱響不絕，新學之風蔚然。他的連詞綴句，即便有西學風物——物理光電、化學術語等涵納其中，熔鑄冶煉，卻未能實現宋詩的言理之妙。在補訂部分，錢氏認為，晚清詩壇真正值得推崇的是江弢叔和黃遵憲，但前者失之下筆輕率剽野，後者則有俗豔之病。即便如此，錢氏並不否定江黃二人的千鈞筆力，許之霸才乾嘉之後。黃氏詩風魄力雄健，雖能酒瓶藏納西方新事物，卻不能彰顯西人義理，此為憾事。
與黃遵憲不同，王國維的詩作能夠體現西方義理。同嚴復一樣，王氏堪稱西學鉅子。嚴氏詩作踵從前人，亦步亦趨，同黃氏一樣雖能以西方風物入詩，在義理表達上卻缺乏深邃，遊於淺表。郭嵩燾曾經在日記中讚許嚴氏，稱其雄辯多識，比如嚴氏曾經批駁張自牧（字力臣）《瀛海論》中的四大謬誤等等。郭嵩燾則是前輩，他作為中國第一位駐外使臣，曾經站在時代的最前沿。他稱許後輩，自然基於嚴氏深厚的西學根基。在錢氏看來，嚴氏試圖推崇出新的努力只是歸於淺薄。嚴復翻譯西學，辭章的華美遮蓋了義理的真粹。他譯介西學，文字選取上則落實到社會學，有欠高格，囿於斯賓塞、赫胥黎之流。其見識理趣不足，在詩作傳達上自然欠缺深度。王國維則不同，他深入西方哲學，具備形而上的視域。王氏曾遊學日本，且沉潛於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論及悲觀主義哲學。在王氏看來，嚴復所信奉的不過是進化論、社會學，並非諳熟西方純粹的哲學。錢氏附帶評論了王氏的《紅樓夢評論》，認為王氏之作附會叔本華的學說，難免有削足適履之譏。叔本華哲學受到佛學思想影響，掃象執空，多興悲智之思。王氏因而論斷《紅樓夢》為“悲劇之悲劇”。
在錢氏看來，王國維的詩作以哲學義理入詩，佳作義理的表達則在《飲冰室詩話》之上。諸如詩作《雜感》及《出門》，均脫胎於西洋哲學，前者洋溢著浪漫主義，後者則打上了哲學家的主觀烙印，但王氏《觀堂丙午以前詩》整體上筆力稍弱而用詞靡麗。錢氏一方面指出王氏的古詩“不足觀”，另一方面認為其詩風近似陸游，取材寬泛，但修辭運用上存有瑕疵。錢氏援引《曉步》一時，證其瑕疵累贅。在之後的考據訓詁部分，錢氏則比對王氏之詩對陸游詩作的化用效仿。在結語部分，錢氏認為王氏博極群書，其詩“深藏若虛”，正如同水中之鹽一樣，義理藏蘊其中，細品而有味。
筆者認為，王氏的學人之詩，融入西方義理，可謂宋詩體裁，不過舊瓶裝新酒。就舊瓶而言，其體裁依託宋詩的“言理”；就新酒而言，其理新在引入西方哲學，洋溢著異域哲思。在陸權退縮、海權擴張的時代，在西學東漸的征途中，晚清學人的詩作向宋詩靠攏。南宋陸游在有生之年光復中原的夢想破滅之後留下了一首《示兒》，絕筆抒情中飽含著對國家未來的期冀。陸游高壽八十五歲而死，但王國維卻選擇了自沉，選擇在天命之年終結此生。在五十年的生涯中，他在滿清時期得到的不過是一個秀才功名，雖獲破例南書房行走，但此時清朝已經滅亡十一年了。一九二七年，在清朝滅亡十五年之後，王氏拖著辮子，以滿清遺老的形象跳入了頤和園昆明湖。世人唏噓，殉節之說，傳說一時。
筆者認為，學人之詩，學長於詩，王氏便是如此。也許是其在哲學、史學、考古學等領域的傑出分散了他的作詩精力。詩人令人敬佩，兼職大詩人則更令人膜拜了。這正如身為美食家的詩人，比如袁枚，吃喝講究並未耽誤其成為性靈派的旗手。如果不為口腹之慾分身耗時，一心楮墨詩箋，豈不更為璀璨耀目？法國蒙田曾經說過，一個人掌握的語言越多，語言的漏洞越大，空疏之處不可避免。學問亦是如此，所涉領域越多，精力則愈加分散。清人王士禎認為，千百年來，也只有曹植、李白、蘇軾這三位詩人堪稱仙才。就在這三位仙才之中，曹植除了作詩人，還要為儲君爭奪分散精力，李白練劍、喝酒分散精力，蘇東坡兼職最多——詩、書、畫全能，還要參禪悟道，隔三差五還要被流放窮鄉僻壤，精力耗散更多，但都沒影響他們成為詩人中的仙才。藝術的一個小小領域足以耗盡一個人的一生，才能顯赫一時。遍觀群書的學人，其寫詩也只能是兼職，能有佳作冠冕一代，稱為聖手巨擘也算至當之論。就耗散精力而言，天才是凡俗的壞榜樣。天才可以三心二意，旁行以觀，若是凡俗庸碌，傑出之道便在精一不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