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解體不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確實是這樣的。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卻存在著些許的偶然性，從歷史玄學的角度來說，蘇聯的解體又和這些偶然性因素密不可分，甚至也可以說就連蘇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同樣也包括著部分的偶然，進而為最終的解體結局提供動力……
當然，關於蘇聯的整個宏觀過程，已經有了大篇幅的史書典籍的表述，使得大家對於這個過程也有了大概的瞭解，進而能夠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以史為鑑。不過，其中又有著部分細節因素也值得深究，亦或者可以說是對蘇聯的解體具有起始性影響，比如說第一個脫離蘇聯而獨立的立陶宛。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首先宣佈脫離蘇聯而獨立，儘管並沒有得到蘇聯當局的承認，可是經此事件，已然對其它國家起到了帶頭示範作用，使得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之間增長脫離而獨立的意願，在客觀上加速了蘇聯的解體程序。當然，也許立陶宛的此番舉動也包含著各加盟共和國獨立訴求者對蘇聯中央態度的試探，不過更多的體現著立陶宛作為個體國家與蘇聯之間的歷史淵源。
立陶宛地處波羅的海沿岸，在歷史上也曾經闊綽過，不過由於各種變故與戰爭，立陶宛的邊境線逐漸收縮，最終只能算是夾雜在大國之間的小國，作為大國爭鋒的籌碼與任由擺佈的棋子，如在十九世紀被俄國吞併、一戰之時被德國佔領，二戰又先後被德國蘇聯給佔領。1944年，蘇聯軍隊再次佔領立陶宛，併成立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式加入蘇聯，當然這個過程中必然伴隨著暴力的威脅。
由於在對立陶宛蘇維埃化的過程中受到了不少的阻礙，為了能夠更好地控制立陶宛，蘇聯當局決定採取更加強制性的手段。1941年，蘇聯當局透過決議，對波羅的海三國的地方武裝採取行動，透過暴力式鎮壓來增進蘇聯對當地的統治力，並且直接宣佈“接受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部長會議關於把富農家庭、匪徒的家庭和從事非法的民族主義活動者的家庭等從這些共和國遷移出去”。說好聽一點就叫遷移，說難聽一點實際就是流放……
當然，控制並非簡單的軍事把控，同樣包括著政治統治集團上的調整。由於立陶宛內部的蘇共幹部人數並不多，於是蘇共中央決定抽調其他地區的幹部來填補立陶宛治理力量不足的現狀，並且這也就形成了立陶宛內部本土幹部與外來幹部的派系區分，而外來幹部則佔大多數。
除了進行幹部的外來派遣之外，出於對波羅的海三國的不信任，蘇聯中央也在這個地區進行專門的人事安排，即由聯盟中央對加盟共和國的第二書記進行直接任命，其最為直接的目的是對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進行監督，並且將加盟國內部事務的決策及時向莫斯科報告，以此來保持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可見，一直以來莫斯科對於立陶宛都表現著高度的不信任感，而這種提防的心態也令得立陶宛對中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感，並且對本土化與自主權更加渴望，這也就直接加深了立陶宛國內民族問題，尤其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後。
由於立陶宛國內民族情緒的高漲，蘇聯中央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對立陶宛甚至是波羅的海地區的政策，如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貝利亞就主張對立陶宛實行“幹部本土化”。1953年，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關於立陶宛局勢的決議》，其主要內容便是對立陶宛進行“本土化”政策轉變，培養本土幹部，增加立陶宛共和國的自主權，對立陶宛的政策文化更多的考慮民族因素。
一般來說，這種基於考慮民族因素減少高壓控制而給予更多的自主權的嘗試並沒有什麼不妥，甚至直接性地緩和了立陶宛與蘇聯中央的對抗情緒。不過，由於當時的大環境影響，這種具有一定積極性意義的決議並沒有一以貫之，反而因為希望的落空而在立陶宛引發更多抵抗情緒，民族主義運動也在各地輪番上演。
不過鬧歸鬧，立陶宛的民族主義勢力集團也意識到並沒有足夠的力量與蘇聯中央相抗衡，畢竟當時的蘇共的地位在國內還是不可撼動的，故而這種基於民族主義的地方爭取更多自主權的小情緒也一直處於潛伏狀態。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在兩極格局的大背景下逐漸處於守勢，尤其是在經濟方面陷入了低迷狀態，並且由此帶來了社會上的一系列變革，尤其是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後，寄希望於透過“政治民主化”而緩和社會矛盾，直接就導致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足，這也給了立陶宛民族主義勢力提供著絕佳的機會。
1988年6月，立陶宛激進主義組織“薩尤季斯”正式成立，並且迅速發展壯大，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便實際掌握了立陶宛的政權，並且逐漸產生脫離蘇聯的政治訴求。此時的立陶宛，民族主義與分離主義已然成為共和國內部政治集團的主基調，並且開始向蘇聯最高蘇維埃發起一系列“施壓活動”。
1989年5月，立陶宛最高蘇維埃發表了《關於立陶宛國家主權》的宣言，宣佈“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只有國家最高蘇維埃透過和批准的法律才具有效力，未來同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只能建立在國際條約的基礎上”。而在立陶宛的這番表態之後，周邊的加盟國也逐漸表露出希望獲得更多自主權的聲音。同年8月，波羅的海三國發起“波羅的海人鏈”，以實際行動來爭取表達政治上的訴求，然而卻遭到蘇聯中央的施壓，此後分離主義浪潮更加劇烈。
當然，在這期間，蘇聯中央也做過努力，然而此時的戈爾巴喬夫卻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很難對局勢做到周全的把控，反而由於遲滯性的溝通與強制性手段而加速了分離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