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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唐代有名氣的大詩人都是一副落魄之相，他們四處漂泊，懷才不遇，一生忍受著貧窮而又不甘心同流合汙。事實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就不是。若是論及出身，韓愈是個不折不扣的貧寒子弟；論才學，韓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論人品，他雖然在養家上沾了死人的光，但並沒有就此而辱沒了自己，反而另開文風，受後世大家所稱道。他是如何發“死人財”的呢？
韓愈出生在世代為官的“昌黎韓氏”，門庭顯赫，其父韓仲卿曾官至秘書郎。但是，顯赫的門第並沒有給韓愈帶來什麼驚喜，也許是命不好，當他出生後韓氏家道開始敗落，三歲時父親去世，跟著哥哥韓會生活；十歲時，哥哥去世，而其家族親戚都不願意收養他，又跟著寡嫂鄭夫人南下宣城顛沛流離。出身名門世家，卻從小寄人籬下，吃夠了沒錢的苦，讓韓愈出人頭地的願望非常強烈。
十八歲那年，韓愈已經是學業有成，先欲到長安投奔族兄韓弇，以謀求仕途，誰知他剛走到半路，韓弇就遇害了。在窮困長安之時，好不容易投靠了名將馬燧，衣食才算有了基本的保障。在長安期間，他也沒有閒著。不僅與當時學問最深奧的大儒獨孤及、梁肅交往，苦心鑽研。還在進士考試前，將自己的得意之作投遞給公卿們，獲得了前宰相鄭餘慶的大加讚賞，名動京城。
然而，名聲再大也不能當飯吃，要想出人頭地、過上富裕的日子，還得當官，要當官就得參加科考。在長安漂了三年的韓愈返回宣城考試，四次參加科舉考試，才終於考上了進士，這一年，他二十四歲。但唐朝考中了進士並不能馬上做官，還得透過博學宏詞科考試。貞元十七年（801年），韓愈在連續三次博學宏詞科考試失敗後，第四次參加吏部複試，終於考中了，那年他三十四歲。
事實上，韓愈剛開始當的四門博士、監察御史都是小官，俸祿低微，連房子都是租的，更別說能給老婆孩子一個富裕的生活，甚至溫飽都談不上。家族敗落帶來的貧窮、仕途坎坷中的教訓，讓他對金錢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僅靠薪俸生活還是一個貧窮，於是，他便將眼光放在了開闢第二職業上。可怎麼才能夠賺點外快呢？
那個時候，墓誌銘市場可是個香餑餑，越是有錢有勢之家，越要找個名家來寫，如此，象韓愈這樣的文學大家還怕掙不到錢？唐朝時期，朝廷對墓誌銘的等級和形制做了嚴格規定；墓誌銘的內容也由紀念死者，變成了宣揚子孫功績，不少人都把給死去的親人寫墓誌銘作為誇耀自己門庭的途徑。這門活如果沒有雄厚的文學功底和高超的文筆技巧，還真是幹不下來，佣金也自然不低。而這歷來被雅稱為“潤筆費”的文人工錢，卻被當時清高之士稱之為“諛墓金”。
對於那些有錢人，韓愈無疑是當時最為合適的人選。韓愈當時雖然官當得不大，但人家寫過《師說》、《馬說》呀，在京城裡誰人不知道他的大名？何況他不僅文筆好，捨得用溢美之辭，還願意給別人寫。當時的達官貴人都喜歡請韓愈執筆，有的甚至非他不可，這樣一來，他的潤筆費，在市場上水漲船高。到底有多高呢？
也許韓愈並沒有定價，但確實不扉。寫了《王用碑》後，王用的兒子就送了一匹帶鞍的寶馬和一條白玉帶作為潤筆費（《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就連劉禹錫也說，韓愈當時寫一篇墓誌銘可以達到“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韓愈這下確實發了。
韓愈在墓誌銘圈聲名鵲起，五十歲時，他接了一個大單——給唐憲宗李純立一功德碑。公元817年，唐憲宗派裴度、李愬平定淮西叛亂後，要為自己的英明功勞立碑，便韓愈寫下了《平淮西碑》。這篇碑文，他得到了絹五百匹作為潤筆費，相當於大約10萬斤米的價格。他的這篇《平淮西碑文》堪稱經典之作，但遺憾的是，他在文中對李愬的功勞描寫過輕，據說後來李愬的部下氣憤不過，將石碑給砸了，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不是原碑。
韓愈靠寫墓誌銘到底掙了多少錢財，現在已不可考。但從現今留存的碑誌、行狀就有近八十篇，加上沒能流傳下來的，其數量應是相當可觀了。據說當時請韓愈執筆的達官貴人居多，但他還是“來者不拒”，也不在乎門第高低、身份貴賤，錢多錢少他都寫。甚至還為那些付不起錢的窮人免費寫。這樣一來，他搶了別人的生意，斷了別人的財路，也就不光是替死人說好話的事了，便有文人雅士或嫉妒者罵他“諛墓”。據說還上演了一出農夫與蛇的故事。
當時，韓愈門下有一個“放肆為俠行”的學生劉叉，因為之前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生活貧苦，以乞討為生，後來前去投奔了韓愈。他獻上了自己的詩作，韓愈因為欣賞這種怪癖的詩風，就收留了他。可這個劉叉因看不慣韓愈寫墓誌銘吹捧那些過世的人，便偷拿了韓愈不少錢，不辭而別，並且還理直氣壯地說：“這是你寫墓誌銘吹捧死人得來的錢，還不如給我劉某人當生活費呢！”這件事被當時的人當作笑話，嘲笑韓愈發死人財。
韓愈無疑為後世文學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也為後世史學研究作出了貢獻。在這些墓誌銘中，韓愈刻畫出了一個又一個懷才不遇、心胸磊落的寒士形象，並藉以抒發自己對世俗的看法和對政見的態度。在《試大理評事王適墓誌銘》中，他就談到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觀點，還在《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中，大書自己的文學主張。他的《祭十二郎文》被收錄於現代中學語文課本，他為柳宗元、孟郊等人義寫的墓誌銘，均屬於上乘之作。
更讓後世文人無法超越的是，他的墓誌銘文風自成一體，不僅形式多樣，而且絕無重複。以至於人們在非議他“諛墓”的同時，不得不大讚他“奇崛”、“他人無此”、“祭文退之獨擅”。曾國藩贊之曰：“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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